尤国英是一位在浙江台州打工的46岁外来女工。她患病住院后，因难以承担治疗费用，几天前被家人放弃救治。又因当地忌讳“人死家中”，无奈之际，亲人竟将她往殡仪馆送……

　　万幸的是，这事件终未酿成悲剧。当地群众为她自发捐款，医院也减免了费用。但尤国英的遭遇警醒一个事实：病不等人。对于许多个体而言，在收入大幅度提高之前，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建立、完善之前，在药价尚未让老百姓真真正正感到“降低了”之前，该如何面对看病难？

　　令人忧心的是，如尤国英一样看不起病的人与家庭还不少。卫生部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表明：由于经济原因，我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

　　事实上，看病难的困难人群中，尤国英这样的农村流动人口更为特殊———他们远离家乡，生活在城市边缘，攥着微薄的收入，怀着家中父母的期待与孩子读书的希望；他们面对超过支付能力的药价与诊治费用，往往只能“小病扛、大病拖、实在不行往医院抬”。

　　这样的流动人口，在我国约有1亿人左右。这恐怕是解决看病难问题的“难中之难”。难就难在他们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缝隙中。一些专家提醒：正在提速扩大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被公认是针对农民看病难开出的一剂良方。但是，即使在这剂处方中，尤国英们也恰巧处于一个医疗保险的真空地带：由于没有正式户口，他们尚不能参加城市医疗保险，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能会要求他们返回原住地去看病。如果他们在务工城市看病，就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这样，尤国英们难免游离在医保体系之外。

　　当然，也有不少地方注意到了这群人的看病问题。带有公益性质的民工医院、扶贫门诊等在一些城市陆续出现，部分缓解了农民工看病的难题。然而，这些医院的处境目前大多不佳。最近，有媒体披露，杭州一家民工医院甚至陷入严重亏损的境地。这更引来人们进一步的思考：作为医疗机构，“平民”医院的公益性与医疗水平如何体现？当地政府应该怎样扶持、规范管理？它反过来也说明：解决农民工看病难，需要调整利益机制，需要政府的有力介入。

　　现实告诉人们，作为规模庞大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村流动人口的看病难问题应当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

　　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城市已经着手酝酿把外来工纳入到城市的医保体系。更令人欣慰的是，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几天前，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坦陈：我国政府在全社会卫生总费用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弱化，“群众个人负担医药费用的比例过大，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如果说，医治病症的前提是正视病症、找出症结，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解决尤国英们看病难的问题，不会时间太久。（吴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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