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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农民患者的求医路:疾病与贫困的恶性循环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02月21日 07:45 来源:

  中国青年报消息: “咱农民看病可不容易啊!”

  这是记者采访青年农民王立刚时,听到他和周围农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积极性高

  王立刚所在的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桃山村约有村民1700人,用村党支部副书记刘长海的话说,经济条件“属于中下等”。2003年6月,北京市政府颁布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意见》,桃山村也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

  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需要交30元钱,为增加参加合作医疗比例,桃山村村委会从集体收入中拿出一笔钱为每位村民分摊了20元,也就是说,桃山村农民每人只要交10元钱就可以参加合作医疗。

  因此,“村民参合积极性较高,‘参合’率达到98%。”刘长海认为,参加合作医疗是一个认识过程,得慢慢来。“我们每年都做工作,但有些人觉得自己身强体壮,不会得病,我们也不强迫。去年,村里一位没有参加合作医疗的陈大妈突患脑血栓,家里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元。如果交了这10元钱,就能报销六七万元呢。”

  2005年年底,村里的大喇叭一开始广播收费,王立刚就为自己、妻子和1岁的斌斌交了30元的参加合作医疗的费用。王立刚的母亲没有参加,是因为她的户口在几十里外的九渡河镇,不归这里管辖。老人有些无奈:“交钱、报销都要跑来跑去,实在不方便。”“我们家现在这种情况,大病医疗统筹总算是个保障。”王立刚一家5口在2003年不幸感染非典。2004年年底,王立刚查出双腿十大关节坏死;父亲、大伯的膝盖处也出现骨坏死;妻子癫痫复发;再加上父亲2002年查出尿毒症,王家的微薄收入几乎都扔在了住院看病上,还欠了亲戚一屁股账。

  参加合作医疗的困惑

  参加合作医疗的钱交了,但是王立刚并不了解具体内容。“参加合作医疗,到底怎么方便了我们老百姓,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医疗费是一年一报。”像王立刚这样糊涂的村民不在少数。“别说他们了,连我这个支书也弄不明白,光报销一项就太细太复杂了。”刘长海说,“我们每年做宣传时,都会告诉村民:住院花费500元以上的可以报销,不同花销报销比例不同,每月一报,剩下的我们也说不清楚了。”

  北京市怀柔区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的一名姓张的工作人员表示:“办理合作医疗的时候都发放了宣传册,上面已经写得非常清楚。”

  刚刚捡了一堆干树枝回来的张大爷说:“就算看到什么宣传册,那么多数字我也弄不懂啊。弄不明白,就不敢去看病,更不敢去住院了。”

  对于那些支出动辄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医疗费的重病农民来说,有限的医疗补助显然是杯水车薪。在通往怀柔的916路公共汽车上,一名进城治病的中年人告诉记者,现在村里的合作医疗制度帮助了不少患重病的农民,因为“补助的钱太少了,像我这样要做手术的,需要先拿自己的钱去住院治疗,然后才能报销,吃不消啊”。

  两年前,做换肾手术的王立刚的父亲也经历了同样的无奈。2004年6月中旬,等了一年半的老王终于盼来了换肾的机会。接到医院电话的那天上午,王家开始四处筹钱,“老伴、儿子跟亲戚们把头都磕破了”。直到老王躺在手术台上,那笔钱还是没有送过来。“医院看到我有学校、有工作,就答应先把手术做了。钱是第二天一早凑齐送过来的。”整整一年后,等着做置换股骨头手术的儿子又经历了同样的遭遇,这一次,他们无论如何也筹集不了6万元的住院押金,只得暂时放弃了手术。

  据怀柔区教委公费医疗办公室的杜老师介绍,怀柔区教委内部实行大病统筹,在职职工住院报销起付线是3000元,3000元至5万元报销85%,个人承担15%;退休职工报销90%,个人承担10%。老王的情况,从学校到教委已经很关照了,能报的都按规定给报了。去年,教委在正常报销的基础上,一次性补助3万元,用于还老王欠学校的钱。但老王的问题在于:“医改和个人挂钩,个人必须负担一部分医疗费,老王连应该由他付的这一小部分都负担不起。”

  老王知道学校的经济压力也很大,每次报销他不敢也不想多问,但他很担忧,如果真像校长所说的,学校再也拿不出那么多医药费来,一个月需要他自己多掏哪怕几百元,那这个家以后也难以维系。他更担忧儿子的未来。“立刚虽然免费做了置换手术,但是其他8处坏死的治疗怎么办,这些治疗费用国家能给解决吗?还有他媳妇的病……”

  何时能让就医变得更方便

  2005年,北京市为感染非典并发后遗症人员提供了免费治疗,王立刚的定点医院在怀柔,然而这家医院并没有主治医生开的“仙灵骨宝”等药,在不能转院治疗的情况下,王立刚只能从城里的病友那儿“蹭”药吃。同样在城里治疗癫痫的妻子,因为没有办转院手续,每年1200多元的药费只能自己掏。“不方便就医,只是王立刚碰到的其中一个小问题。因为贫困,王立刚甚至没有机会选择治疗。”一位同样查出股骨头坏死的病友说。

  这位病友原本希望去鼓楼医院接受中医治疗:“但我的定点医院在北医三院,被拒绝转院后我们可以选择自费,可王立刚呢,他只能是有免费药就吃,没有就停。他已被卷入了疾病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生病——贫困——无力医治——病情加重——更加贫困。”

  根据调查,农民因病至贫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家庭主要劳动力患病,部分丧失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导致家庭收入减少;二是家里有长期患病者,大幅度增加医疗费用,导致家庭负债累累而致贫。

  这两种不幸,同时降临在王立刚的家里。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要挽救像王立刚这样因病至贫的家庭,应该建立“大病救助制度”。通过财政补贴、社会募捐等形式广筹资金,设立特困病人和家庭大病补助基金,用于特困病人和家庭在封顶线外的紧急救助。

  据记者了解,浙江省开化市如今已经试行上述措施,设立了100万元大病救助基金,用于超过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封顶线外的救助,可报销超出部分的30%,最高报1万元,并对于恶性肿瘤、尿毒症、糖尿病和器官移植等特殊疾病再增加1万元。与医疗救助结合,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是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补充。

  在外人看来,王家有一点还是幸运的,曾在怀柔九渡河镇九渡河中学工作的父亲享受着公费医疗。“一个非农户口救了四个农业户口”。王立刚感叹道:“如果父亲和我们一样,那这个家可真就全垮了!”

  采访手记:消除盲区比强调“参合”重要

  郑萍萍

  从2006年开始,国家将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参合”)农民的补助标准,中央财政的补助标准由目前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10元,而农民缴费标准不变。

  对这一点,包括王立刚在内的很多农民表示欢迎。不过,这并不能让他们安心地“有病就去看”。原因之一是他们并不真正清楚自己享受的权益。尽管在多方努力下,桃山村的“参合”率已达到98%,但在一些农民心里,并不完全地信任。

  自2003年全国开始启动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以来,有些地方在宣传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甚至将提高“参合”率当作一种政绩来做,而不是努力地在政策范围内,想方设法地为农民“参合”创造方便,以确保他们第一时间拿到补助。

  任何一个制度的建设,都不是短时间一蹴而就的事。新型合作医疗终归是一种保险机制,其核心是信誉,信誉的建立更不是短期所能够实现的。

  作为新一代的农民,王立刚很快就理解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好处,但对于如何实现权益,如何保障权益的获得,还存在着盲区。从心理上给他们一种踏实,从制度上给他们更多保障,比“参合”率更重要。 (本报记者 郑萍萍)

责编: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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