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以下简称曹）：周先生，你好。

　　周小燕（以下简称周）：你好。

　　曹：前两天电视台正在播有关潘玉良的一个传记的电视剧，叫做《画魂》。以前，黄蜀芹导演也拍过电影《画魂》。大家对潘玉良一生的艺术和她的传奇生涯都非常感兴趣。我曾经在20世纪中国油画回顾展上看到一张她给您画的肖像。

　　周：是。

　　曹：那张肖像是什么时候画的呢？

　　周：大概是1943年。那个时候我在法国巴黎，住在一个我叫肖伯母——凌卓的家里，她是个野兽派画家。因为她是个画家，所以与潘玉良常常有来往。后来有一天潘玉良就跟我说：小燕，我跟你画张画好不好？有人跟我画画，我当然说好啊，怎么样画呢？她说你只要跟我坐三个半天，三次就行了。好了，她真是坐了三次——两次在凌卓家里(肖伯母家里)，一次是到潘玉良家里去。坐了三次。

　　曹：当时潘玉良在巴黎住在什么地方？

　　周：很潦倒的，就象住在歌剧《波西米亚人》中描绘的拉丁区一样。那个拉丁区是个学生区，所有的穷画家、艺术家基本上都集中在那里。她就住在一个象阁楼一样的地方。墙上有很多她的素描。她的素描是很好，线条非常的流畅，而且很有力。都是裸体，也有她的自画像。满墙都是，贴在那里。她的油画我记得并不多，素描比较多。

　　她的画画完了，我走过去一看——不象我——我觉得。

　　曹：她画的不象你吗？

　　周：像一个东方女子。

　　曹：但是跟你的形象好像……还是有点距离。

　　周：就是嘛。你也说不像吧。我一看，觉得不像，就没有要。

　　曹：后悔吗：

　　周：现在当然有点后悔。

　　曹：无论是电影《画魂》还是电视剧的《画魂》，都是把潘玉良这个角色塑造得特别漂亮，尤其是电视剧李嘉欣演的这个角色是美艳动人。但我看过潘先生的一些自画像，好像并不是如电影电视中那么漂亮。你当时见到的潘玉良是个什么样？

　　周：可以说是丑。

　　曹：所以我记得你跟我说潘玉良真的是很丑。丑到什么程度，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是有回头率的。不是因为漂亮，是因为长得实在不怎么样。

　　周：长的怪，穿的也怪。

　　曹：所以很多的观众、读者总是对他们所崇敬的艺术家有一种幻觉……

　　周：对。

　　曹：她是一个画家，过去又有这样一个传奇经历，就把她想象成一个美女。

　　周：对，想象的。不过这个人很善良。

　　1917年，周小燕出生于上海。父亲周苍柏早年是中国第一代银行家，革命战争时期与周恩来私交甚笃。自小热爱歌唱的周小燕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好友成立了武汉合唱团，并首唱了名曲《长城谣》。1938年，在同样酷爱音乐的父亲鼓励下，周小燕留学法国，踏上了漫漫求学之路。

　　曹：你是哪一年去的法国的？

　　周：1938年7月。

　　曹：那你去巴黎之前对巴黎是一种什么样的想象？

　　周：那当然想的很好，想入非非的。什么巴黎有个大铁塔，怎么怎么漂亮，还有一个卢浮宫，那都是看资料看到的。等我一到巴黎，是七八月份了，所有的巴黎人都去避暑去了，巴黎几乎没有人。

　　曹：空城。

　　周：对，空城。而且房子也是灰的，天也是灰的，铁塔象个破铁，灰不楞凳，特别萧瑟，而且路上也没有人。我想这就是巴黎啊！

　　曹：那时侯去巴黎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梦想？比如我将来一定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事……

　　周：我就是在船上……船上很奇怪的。有一天我坐船上，一个人扑在栏杆上，看那个浪翻滚。我就想：真有意思，昨天那个浪啊那么静，海鸥在那里飞，今天就(这么)……我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说，我希望我将来的生活就象海一样，平静起来很宁静，等到一下子翻腾起来，就翻腾啊翻腾啊的。我说，这样生活蛮有意思的。

　　我有一次到美国去，有一个女记者是采访我时说，战争好象是跟随着你一生的……

　　曹：The war follows you everywhere.

　　周：对。The war follows me everywhere. 国内抗日战争，我送到法国去；Ⅱ world war——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完了回国，又是解放战争、各种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没有停过。现在好了，现在总算到风平浪静的时候了。

　　曹：我知道那时候你在巴黎的那段时间其实还蛮艰苦的。去了大概两年吧，就世界大战了。

　　周：是。我那个时候学习也不顺利。声音过不去，卡住了。

　　曹：好象你从开始在上海跟苏石林学，直到去了法国，高音一直解决不了。

　　周：就是高音，很后来才突然变好的。

　　那时候巴黎被德国占领了。不过有时坏事也会变好事，就是让我接触了很多德国音乐——舒伯特、约翰·斯特劳斯、勃拉姆斯啦……而且到处是听德语，我想，我就索性乘这个机会学一点德语吧。所以那个期间就学了一点德语。

　　周小燕共有两个弟弟。受家庭的影响，小弟弟德佑未满19岁便牺牲于抗日运动。而1940年，跟随小燕一同赴巴黎求学的大弟弟天佑，也因为一次小小的阑尾炎手术永远地安息在异乡的土地上。

　　曹：巴黎那段时间时局非常动荡，你差不多有七年的时间没有跟家里进行通信吧。

　　周：对。七年没有消息，只能通过红十字会了解一下大致情况。我学习上又碰到很多困难，物质生活又非常贫乏。而且我弟弟又去世了……

　　曹：我想可能大弟弟的去世，对你的打击是最大的。

　　周：恩。他在逃难的时候感冒了，一直咳嗽。后来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是盲肠炎，要住院。其实盲肠炎开刀是小事一桩，那个时候法国也许是被德国侵占了，医疗特别差。而且住院不许常去看，只能三点钟去看他一下。后来有一天我去看他，他就说我昨天睡着冰水过了一夜，就这样转成隔膜炎，去世了……我一个人简直不晓得咋办，我又不能告诉我家里头，因为我妈妈刚刚去掉一个儿子。告诉她怕她受不了打击，所以我只好隐瞒着。

　　就是那时侯碰到萧子升跟凌卓，我叫他们萧伯伯、萧伯母的。碰到他们后他们收留了我，就跟他们住下了。所以我说，我一生真是蛮幸运的。就是说，总是在关键时候会碰到一个贵人，会碰到一个人的帮助。我到了巴黎，不晓得考什么学校，是齐尔品夫妇帮我们安排学校，后来常常到他们家里去，认识很多当时的大音乐家，带我们去听音乐会，接受音乐的熏陶。后来在我弟弟去世的时候，又碰到了肖家……

　　周小燕

　　除了萧子升、凌卓夫妇外，在巴黎留学期间，小燕还幸运地得到了俄裔作曲家齐尔品、恩师贝纳尔迪、布朗热等一大批音乐大师的帮助。在首届布拉格之春音乐会上，周小燕与俄奥伊斯特拉赫、肖斯塔科维奇、波恩斯坦、库布利、梅纽因等大师同台演出，欧洲舆论界将她称为“中国之莺”。然而，就在她还没来得及踏上梦想的歌剧舞台，抗战胜利的喜讯却让小燕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归家之路。

　　曹：你那个时候从巴黎回来，应该说是满怀一种新的希望，而且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衣锦还乡，因为你在欧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得到了大家的欢迎，而且你在那儿也积累了这么多的好的曲目。但我想你唯一的一个遗憾就是你的弟弟没有能跟你一起回来吧。

　　周：对。我一个人回来我都不晓得怎么面对我的父母。后来他们是经过红十字会转送的信慢慢知道的。后来我回来问我妹妹她们，它们告诉我：我妈妈接到信一下子呆了，不说话了，不会说话了，几乎就傻掉了。所以我觉得我妈妈很伟大的。我第一个弟弟(德佑)去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总理他们都在武汉，还跟他开了一个追悼会，送了一个匾——模范青年。那个时候我妈妈幸亏邓大姐跟她说了一句话启发了她。邓大姐说：在这个大动难的时候——抗日战争里头，你是一个失掉了儿子的母亲。但是这个时候有多少个儿子没有母亲，死掉了母亲啊。你应该把这点母爱扩大……邓大姐的话让我妈妈慢慢想通了，她就从家庭的悲伤中走出去了……

　　曹：从巴黎回到上海，其实作为当时一个女孩子来说，你实际上年龄已经不小了。差不多30了吧？

　　周：30，真的30了。

　　曹：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是不是挺着急的？

　　周：着急！那个时候女儿30还没有嫁出去是一件大事！特别是我妈妈。不过爸爸不着急。爸爸说：嫁不出去好，还留在身边……我妈妈着急：这么大了，不要这么挑剔。我说我没有挑剔，我没有碰上嘛！

　　曹：我记得黄宗江先生在写张骏祥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张骏祥和周小燕他们两其实是从来不浪漫，可是很奇怪，浪漫总是跟着他们。

　　周：(笑)是这样，对。

　　曹：因为首先你跟骏祥先生的相识的地点就很浪漫。

　　周：对，在船上。黄宗江真有意思，怎么想到这么一句话。我从来不想这个，我看到过这篇文章，他这么一说，后来想想也确实。

　　曹：当时的情况是在解放初，你们一起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大型文化团体出访印度是吗？

　　周：对。周总理亲自抓的，很重视。最后我们等于是先在那里培训吧，差不多前前后后一个月。后来有一天他(张俊祥)就来看我，说是来对稿子。我们的稿子翻成英文了，好象他也是翻译者之一。后来对完他问我：北京去玩过没有？我说没有去玩过。他说：我们到北海去，要不要我们去玩玩？我连忙说：没有空。我想：我才不跟你去呢！

　　后来一直到广东的时候，他又问我：要不要到岭南大学去玩玩，我有些朋友在那里。我想岭南大学倒要去看看，就去了。他是喜欢拍照的，让我坐这个树根子，就给我拍了照。他说，帮我也拍一张。我就帮他拍，他也去坐着。结果镜头里一看，这个人长的还不错，蛮漂亮的，我就开始注意他了。

　　曹：正式确定关系是在印度吗？

　　周：对，泰姬玛哈陵。

　　曹：泰姬陵。

　　周：那天晚上那倒真是很浪漫的一个地方……

　　泰姬陵，古印度一位国王为纪他念的宠妃所建造的陵墓。在那里，周小燕的生命中又多了一个人。他就是张骏祥，我国著名的电影导演，电影界的学术权威，曾执导了《白球恩大夫》、《鸡毛信》等多部影片。

　　曹：那你在认识骏祥先生之前对未来的丈夫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周：我跟别人讲，我跟我女儿讲，我说：选对象，不要选漂亮的，因为老了的时候都是个老头，都是变成个老太。你多漂亮，老了也就是个老头跟老太。我说最主要还是内心的美，人品方面的。但是我自己呢，还是要选漂亮的。

　　曹：大家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你跟张俊祥先生是怎么相处的。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是非常强势的人。

　　周：我知道他是“法西斯导演”是在文化大革命里头。他们骂他是狗丈夫、法西斯导演。我想怎么法西斯导演啦？我现在晓得了，是因为严，他太严了，一点一划的，不象他家里头。

　　他当了局长以后，他的书桌上总是这么一摞本子，人家写的本子，他都要看。他一本一本看，他没有说是翻过的都要看，看了还用红笔划，有的还要提看法、提意见。假如不是做这个事他就看书，什么书他都看，尤其看《西游记》、《红楼梦》。所以他脑子里的故事特别多，跟小孩讲起故事来，什么莲花洞是怎么一回事情，火焰山是怎么回事情啊，特别动听，小孩就听他讲故事。

　　他对孩子很仔细，所以我不知道他怎么容纳我这样的一个性格的。

　　曹：那你们相处四十多年有没有拌过嘴？

　　周：我说没有机会拌嘴。因为我在家的时候他在外头，或者是拍戏，那个时候拍《淮商人家》、《大战龙蛇》，出外景比较多，都到外头。等他回来，我又被派出去访问去了。他回来我出去，我两个总是这样兜。难得在一起的时间，所以很珍惜。

　　曹：从你的传记当中看到，你们的婚姻给张骏祥先生带来了无限的幸福，而且他对自己的婚姻也非常看重。

　　周：传记里边曾经写到过。

　　曹：是他跟你说过的？

　　周：他说的。

　　曹：他说认识你太晚了？

　　周：对。我就对他说，假使我们早几年相遇，也许你也不会看中我，我也不会看中你的。

　　曹：为什么这么说呢？

　　周：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个小胖子，西里哗啦的，他也不见得会欣赏。他那个时候太清秀，小白脸，太清秀，难以形容。没有成熟。

　　曹：所以没有安全感？

　　周：对

　　曹：骏祥先生比你大七岁吧？

　　周：大七岁。不过他倒也不显得老。我们两个人年纪都比较大，但是人家都以为我们还是比较年轻的，所以我们自己也感觉年轻。

　　曹：其实到骏祥先生晚年，应该说对你特别依恋。所以到了晚年你几乎很少出差。

　　周：我基本没有出去。我如果答应要出去，他就好象蛮失落样的。我一说要出去，他就说：你会后悔的。好，那我就不去，不去了。就是那次到长城去，他也是。我说去一天就回来的。他说去吧，你会后悔的。后来导演说保证你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我才去的。

　　曹：你说到长城的音乐会我记忆犹新，因为那天也是我在那儿做主持人。我觉得我主持过很多的音乐会，很多的晚会，那天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你在长城上唱了你当年唱红的那首歌——《长城谣》。可是你当时唱它的时候只有19岁。

　　周：对。

　　曹：去长城唱的时候差不多是快七十九岁了。

　　周：对。

　　曹：而且在这个50多年当中，您是从来没有去过长城。

　　周：这是第一次尝试。尤其到了上头，那个感想真是……说起我现在还是激动。因为我就想了，我当初唱《长城谣》的时候，中国是个啥样子，从心里头都是怕做亡国奴，生怕就亡了。那种心情……而且，我弟弟，多少烈士，包括我父母，都想看我现在看到的中国。这样一个中国，他们都没有看到，而我一个做贡献最少的人，我倒看到了，心里头真是说不出的。

　　曹：我想尽管那天晚上其实你只有唱了两句——

　　周：对，唱不下去。

　　曹：但是这个两句确实永远让大家所铭记。我记得那天唱完之后有数千只的白鸽飞到蓝天上，那天云也特别的白，青山特别的绿……

　　周：你们布置的也好。

　　曹：我觉得所有的人，包括我和另外其他几位主持人，我们都流下了眼泪，特别的激动。

　　那那天晚上骏祥先生看了直播了没有？

　　周：他没有。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不能起床了，从那个时候就一直躺着。他叫做体位型的血压，躺着是一个血压、坐起来一个血压、站起来又是个血压，站不起来了已经。所以一站起来就会到了，要倒，要昏。所以他很痛苦。到后来，他觉得活的没意思了。我想假如到那一天我也回很痛苦的。我现在能够体会，那个时候骏祥跟我讲时我不能够体会。我说：邓大姐说的，要跟这个病魔做斗争呀！我就觉得他不斗，不坚强。他说，斗，斗的呀，没力气斗了已经。他就觉得他是个残疾人，已经没有求生欲了——我觉得。假如他有求生欲我觉得他还可以活几年的，我总有这个感觉。

　　曹可凡与周小燕

　　从1952年春到1996年冬，相依相伴了40多个春秋的爱人终于没能再陪小燕继续走下去。周小燕一如既往地教着她的学生：一个、一个、又一个，一批、一批、又一批，一代、一代、又一代……

　　曹：骏祥先生好象是在1996年去世的。其实那时候他病的特别重的时候，住在医院里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您还挺忙，还是要教学生啊。

　　周：我每天去看他的。我真觉得一个人真是就算活一百年也是短暂的。所以要珍惜自己活的日子岁月，每分钟都应该珍惜。

　　曹：听说你去看他的时候他也特别高兴。走的时候他也会拉住手要亲你一下。

　　周：拉着我。好象见一次算一次了。想起来这个人真是的……

　　曹：如果现在回想起来，跟骏祥先生几十年的夫妻生活，给你留下最深刻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周：我觉得维持一个家庭美满和谐，我觉得也是一门艺术。我跟他性格其实相反的，他是很静的，我是个动的；他是个井井有条的，我是个乱的。但是我们两个人能够……他能够容忍我，我能够体会他。所以这有个说不出的东西在里头的，就跟唱歌一样的，有种东西，可意不可言的东西。

　　曹：骏祥先生在最后的那些日子，他最后还跟你交待什么话吗？

　　周：他要说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最后拉着手，淌着眼泪要跟我说。我也没听见他到底说了什么。不过他老早就写好了遗嘱——“我的遗言”。他的遗嘱上他说他去世了不要有遗体告别，不要有任何形式，他的骨灰也不要留。后来他去世之后我就把遗嘱给吴贻弓看，吴贻弓看的……后来(张)瑞芳说不行不行，她说这样子我们感情上通不过，还是要搞一个。那就不跟遗体告别，我们叫送行会，就搞了一个送行会……我心里嘀咕，我说法西斯导演搞个送行会没人来的，恨死那个法西斯的，没有人的。结果那天来的人很多……

　　曹：骏祥先生是九六年过世的，差不多已经七年了。

　　周：七个年头了。

　　曹：你还会时常想到他吗？

　　周：是。常常会想到他的。福寿园扫墓的时候我就去，我不是要赶热闹。但是我想到他的时候我就去看看他。我心里有时候看书的时候会想到他，有时候晚上回想到他，他这个人蛮叫人回忆的……

　　曹：如果是盛世太平的话，照道理您在舞台上的生命应该有更多的延长。你会有这样一种羡慕吗，羡慕现在的人比你有更好的唱歌的条件，这种氛围。

　　周：我好象从来没有羡慕过，也许我不后悔的。我觉得我的这个年代政治气候就是这样，我受到这样的遭遇，过去了。我就把我的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我就希望有的学生唱我唱过的歌。他们做不到我的就……心里难受，真想我自己来唱就好了，但是我现在也做不到我所要做的。你懂那个意思吗？因为年纪大了……其实我现在的理解比那个时候的理解又进一步了，我现在理解比那个时候更深一点。有些歌学生唱，他这个年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只能够这样要求他。所以我恨不得他能做到我今天能理解的程度。那又是不实际的。所以要宽容一点。

　　曹：这些年您特别致力于推动上海歌剧的发展。周小燕歌剧中心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中开展起来的。那我在想你是不是内心有这样一种想法，你想弥补您早年的缺憾。因为在法国学的是室内乐，而没有进行歌剧方面的学习。你希望让自己的学生更好来弥补早年自己的缺憾？

　　周：这个也是一方面，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就觉得你培养一个就象是室内乐的歌唱演员，你假如通过歌剧的培养，我觉得他会更全面些。

　　曹：所以这两年您为歌剧可以说拼了老命。

　　周：是啊。拼老命。

　　曹：但是我觉得你越干越年轻，越干越快活。我记得去年我在一个沙龙上碰到你，你跟我说了一个你的小故事。你有一天跟你们家的保姆小张阿姨说：我将来年纪大了，走不动了做不动了怎么办？小张阿姨非常奇怪的看着你：老太太八十多岁还不嫌老啊！我将来老了以后怎么办——这个故事确实有很长时间留在我的脑子当中，让我非常感动。

　　周：真的，我不觉得我老，除非我倒了下来，我没有力气了，真是老了，我会说这个话了——我真是老了，这么一点力气就用完了。

　　曹：等到恢复过来又忘记了，依然年轻。所以我们所有人都会这样想，周先生是永远不老的，“中国之莺”是永远年轻的。

　　周：希望这样。

　　曹：谢谢，谢谢您，周先生。

　　周：谢谢！

　　我们走进周小燕家的时候，她正在弹琴。当我们将镜头对着她时，她却让我们别拍。她说：现在不如以前啦，力不从心了，常常弹错。周小燕追求完美，她希望把最完美的一切展示给大家——她的，她朋友的，她家人的，还有，她学生的……

责编：娄靖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