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声不断的家庭

　　我88岁了，已是个跨世纪的老人了。我这人很少回忆，总是在想着今天我教哪几个学生，明天的课该怎么上？脑子里总是满满的。教授生涯需要一个人的全部精力、体力、心力，即使有两个生命也是不够用的。

　　在美国时，有个外国记者采访我：“你一生也吃了不少苦，你从法国回来后悔过吗？”我理直气壮地说：“不后悔。这是我的祖国，我出力了，我不后悔；我不出力，才会后悔！”

　　我在抗日战争时离开祖国去巴黎留学，至今想来仍有一种歉疚感。我没出多少力，但祖国给予我的荣誉、桂冠实在太多了，对我来说总有一种“收支不平衡”的感觉。要使它平衡，只有努力工作，对我来说就是努力地培养声乐人才。

　　我幸福，因为我这一生总跟音乐在一起。我得感谢父母遗传给我的基因好。当我19岁的母亲怀我一个月时，喜欢音乐的父亲就陪着她去学弹钢琴，他说这是最好的胎教。母亲生下的二男四女六个孩子，果然都有音乐细胞。那时家庭留给我的最美的画面是：父亲下班回家，坐在客厅里看报，母亲在厨房忙着，我在弹钢琴，小弟弟在另一间房练小提琴，大弟弟吹萨克斯管，小妹妹们在旁边唱着、舞着、玩着。每天每天，家里各种琴声不绝于耳。

　　1917年我出生在上海。那时，父亲周苍柏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工作。我是家里第一个孩子，全家都很疼爱我。因为妈妈叫董燕梁，我又是个女孩儿，舅舅就给我取名“小燕”。不到一年，父亲调到汉口的上海银行分行工作。汉口原是我们的老家，于是全家都回到了家乡，我的童年就是在汉口度过的。

　　孩提时代的我，生性好动，胆子大，好逞强，是个小淘气。我家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我能敏捷地爬到树上去，采摘硬壳梧桐果吃。父亲还给我们请来一位拳师，教我和两个弟弟练拳。每天放学后，我们总在草地上耍枪弄棒，刀光剑影。后来，有人邀请我们到武汉青年会等处去表演。我们姐弟既有单人表演，又有双人表演，我还和师傅表演对刀等。说起来，我们姐弟的武术表演那时在武汉还小有名气呢！我长大后虽然没有当运动员或武术家，却有了良好的身体素质，反应灵敏，有良好的节奏感。这对我以后从事声乐艺术工作也是有帮助的。

　　父亲担任了上海银行汉口分行经理以后，家境逐渐富裕。他在武昌珞珈山麓、东湖湖滨陆续购置了一块块荒地，办了一所“海光农圃”。不过，父亲早就告诉我们：“这地方将来不是你们的。我把它建设好了要献给人民。”他说到也的确做到了，全国一解放，父亲就把这块心血浇灌过的园地奉献给了国家。

　　把大床当舞台

　　由于对音乐痴迷，我变得很贪婪。我学过钢琴、小提琴、大提琴、萨克斯管、班卓、曼陀林、夏威夷吉他、西班牙吉他等，还学了不少民族乐器，琵琶名家张萍舟就是我的琵琶老师，我能弹《梅花三弄》等曲目。

　　父亲对我们的家教现在看来是很超前、很全面的。他认为学西洋音乐不懂外语是不行的，所以在我小学毕业后，把我送进了一所天主教会办的圣玛利亚学校学习，和一群外国孩子一起学习英语等课程。父亲问我最多的一句话是：“小燕，你学得怎样？是不是比那些外国孩子强一些？”父亲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幼在我的心田里埋下了种子。

　　对祖国祖传的文化艺术，父亲更为看重，他为我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我古文和诗词。讲究音韵对仗的古汉语对我学习音乐，无论是培养乐感还是在趁韵吐字方面，都终身有益。

　　外国有声电影为我们的童年带来了刺激性的乐趣。这些大多是歌舞片的有声电影一上映，我看完片子，拿到歌片就能哼唱。我们几个孩子学着电影排练即兴创作的戏。我们把房间的大床当舞台，又唱又跳。以后又看了新歌舞片，灵感突生，又排演新剧目。父母发现后，笑嘻嘻地说：“干吗关起门来演，演给我们大家看看嘛！”这一下，我们把剧场从大床移到了大客厅，靠窗口放了两张桌子当舞台，还排好了观众座位，用红纸头做了入场券分发给大人。以后每到周末的公演，吸引了左邻右舍，每次都有老老少少几十个观众光临，有的还早早来抢占位子。

　　我唱歌的才华就是那时候被发现的。台下观众中有一位父亲的朋友说：“这小姑娘嗓子怪好听的，干吗不把她送到上海学唱歌啊？”我听了感到好奇：“唱歌还用学，不是一张嘴就能唱嘛！”

　　后来父亲真让我在18岁那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专学声乐。由于从小父亲常叫我在众人前自弹自唱，所以我从不怯场，到哪儿演，都像当年在家里的小舞台上演给父母看那样放松自在。

　　幼弟的铮铮遗言

　　我的小弟弟德佑，除了拉得一手小提琴，还能诗善画会编剧。多才多艺的他追求光明，在少年时期接触到进步人士后，就选择了革命道路，成长为一名革命者。小弟有一天忽然不辞而别，远走高飞了，只给家里留下一封信——亲爱的双亲：

　　请不要担心，不要着急，我现在已经立下了最大的决心到山西去了，我相信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阻碍我的，所以就毅然取了这种行动。……这一次的走，也许是很胡涂的，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并不需要声明，却很需要勇敢，我曾怨我自己没有勇敢，现在既有了勇敢，我宁可做逆子。也许天下的事情还要让孩子们来干的。我不需要钱，因为我们是跟团体一块去的，自己有钱还要给充公的，我身边有十五块钱，可以买一些筷子、衣服，至于外面的皮大衣，到了山西那边还有得发的。（这次同行的人很多，家里有钱的孩子也很多，他们吃得苦，我也吃得的。）

　　除了请双亲千万放心之外，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以后当随地寄信回来。

　　……

　　后来我们打听到他参加了党领导的拓荒剧团，在湖北应城一带演出、宣传，“去做唤醒民众的工作”。德佑以火一般的热情忘我工作，每天挑近百斤的担子，一天走几十里路，晚上既要演戏，还要连夜编写剧本。每天伙食费只有一角四分钱，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对如此艰苦的物质生活很满意，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写了四个剧本，上演后反响热烈，许多民众看了戏都流着泪表示要抗日到底。德佑终于积劳成疾，不幸身亡。

　　当时，周恩来由于统战的需要做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的工作，和我父亲有所接触。他对我小弟的死深表痛惜：“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能抛弃自己安逸的生活，追随革命，很不容易。”

　　我忘不了小弟临终时，我和父母都守在他的身边。他突然把我们三人的手紧紧握在自己的手里，用尽最后的一口气对我们说：“你们要坚持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的！……”小弟为了抗日，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父母当时悲痛得都晕过去了。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曾亲自来我们家，邓颖超劝慰我母亲说：“你是失去了儿子的母亲，而在当前抗日战争中，中国有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亲人，流离失所！你应该扩大自己的母爱去爱所有这些没有父母的孤儿。”话语中肯而有力量，母亲擦干泪，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也成了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她抛弃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抗战爆发时在武汉积极参加救护病员的工作，又到重庆难童保育院工作。她后来终身从事保育工作，真的将伟大的母爱献给了千千万万的儿童。

　　解放后不久，我当上了人大代表，参加了1949年召开的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我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总理还念念不忘地问起我弟弟德佑的坟上立了碑没有。我没想到戎马倥偬、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还会记得十二年前死去的一位普通革命青年，还这样关心他的家属。我热泪滚滚，回答说没有立碑。总理说：“可以树个碑嘛。他这样一位青年，离开优越的环境参加我们的队伍，很不容易。”我对总理说：“我对革命没有什么贡献，这次当上代表感到很惭愧。”总理又说：“革命不在迟早，参加革命就好，你要好好向你弟弟学习。”我如今再去东湖总感到心里空落落地难受。弟弟的墓早被铲平，不知去向了，更不要说树碑了。父亲的碑也没有立，而我却有了雕像，有了那么多荣誉，我于心不安哪！

　　从黑夜唱到黎明

　　我常常会想起那些在我最困难无助时帮助过我的人。在巴黎，我以《蝴蝶夫人》中《晴朗的一天》一曲考进了巴黎师范学校，大家都爱称我“小蝴蝶”。后来我遇到音专的校友李献敏和她的丈夫齐尔品先生，转学到齐尔品父亲尼古拉在巴黎开办的俄罗斯音乐学院，在那里我解决了发声技术上的困难。不久巴黎沦陷，我们姐弟也跟着一个波兰籍向导（犹太血统）一起逃往德国南部，想从那儿转道回国，但已走不掉了，我们被德军用牲口车装回巴黎。我后来只好回到俄罗斯音乐学院继续学习。此后，中法之间音讯断绝，父亲无法寄钱给我，幸亏得到法国华侨的资助借贷，得以勉力维持生活和学业。直到欧战结束，我主演了齐尔品作曲、萧子升写词的清唱剧《蚌壳》，一举获得成功。

　　当我在欧洲好几个国家开了音乐会，得到了好评时，就有人说：“她大概是日本人吧！”似乎中国是出不了歌唱家的。我听到外国人嘲笑说“你们中国好比是汽车上的备胎”，我肺都气炸了。我明白，中国要不独立解放，繁荣富强，靠个人奋斗没有用！

　　1946年到1947年，我在法国、英国、卢森堡、德国、捷克、波兰等国举行了音乐会之后，决定回国。当时有人劝我留在国外定居，但我从来没想过不回中国，我拒绝了，不愿意在他国当“白华”。1947年我回到祖国，虽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但白区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如火如荼。我热血沸腾，接受了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沪江大学等学生会的邀请，一次次参加筹粮募捐义演。演完后，交通大学给我送了一面旗，上面写着：“唱破阴死的天”。复旦大学还送我一面烫金字的旗子：“从黑夜唱到黎明”。

　　解放后，我在上海音乐学院担任声乐教授，先后兼任声乐系主任和副院长职务。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我演唱了阿萨比耶夫的《夜莺》：“我的夜莺小夜莺，歌声明亮的小夜莺，你往何处飞翔？整夜你在何处歌唱？”这首歌被拍摄成电影，成为我花腔女高音的代表作。回首往事，多少事想做，而做成的事又很少。我这一生多么想排出一部能在世界艺林中站住脚的歌剧，我做梦都在排中国歌剧。人生苦短甜更短，一切都会过去，惟有永恒的艺术和我的命运结伴而行，我只是做命运的朋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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