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走得快　群众才会跟得紧”

央视国际 (2006年01月20日 09:56)

　　这些天，北方气温骤降，有些地方已跌至冰点，但在城乡集贸市场，各类鲜嫩蔬菜供应充足，价格适中。时间上溯十年，到了现在的季节，北方居民的餐桌已基本上由土豆、萝卜、大白菜“一统天下”了。许多人也许不知道，一位山东农民在使他们原本单调的餐桌变得色彩斑斓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就是山东省寿光市孙集镇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今年６２岁的王乐义，１９９０年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１９９２年获得中国改革功勋勋章，１９９３年被评为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工作者。１９９７年当选为中共十五大代表，今年光荣地当选为“十六大”代表。“十六大”召开前夕，记者采访了他——

　　记者：现在，全党上下都在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你们是怎么样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

　　王乐义：在我们看来，“三个代表”思想不是什么难懂的理论。我在农村干了４０年，有一点体会，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群众中威望最高的时候有这么几个阶段：一是土地改革时期；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后，农民收入高了，安居乐业，群众日子过得好，对党的感情就深；三是“三个代表”思想提出后这一年多的时间，这又是农民对党的信任的一个高潮。农村干部确实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农民得到了实惠。

　　我们村原来也有一些热点、难点问题，经过“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都解决了。群众当时给村里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是村民收入高了，生活好了，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７８００元,每家每户房子盖得不错，就是卫生环境不太好；二是村里的面粉厂承包给个人后搞垮了，欠了集体６万公斤小麦，当官的要解决；三是县果品公司欠村里的货款五年了，是不是让当官的贪污了？群众要求公布账目。我找到果品公司，找出了底账，他们答应今年底一次兑现；

　　四是修济南到青岛的高速公路时，占用了村南边部分岭地，原来说是公路修好后还给村里，但高速公路管理局没还，地荒了，群众说，不管谁的地，不能荒着。我去找了土管局、高速公路管理局，他们已经答应把地还给村里了。这个问题都八年了，没解决，今年终于解决了。就这么一年半的时间，群众关心的这么多问题都解决了，你说他们能不感激党、感激“三个代表”吗？

　　记者：十三年前，三元朱村的存款额只有１００万元，现在已经增加到１０００多万元。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党员发挥了什么作用？

　　王乐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每个基层干部今后如何干指明了方向，同时她也是对共产党人长期实践的总结。开始的时候，有些人不太明白，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如何代表先进文化？如何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我找到群众跟他们讲，看看我们村党员、干部，这些年学科技、用科技、推广科技，给群众增加了一条致富的门路，这就是在实践“三个代表”。

　　１９８８年腊月，我有位堂兄弟从东北给我捎回一公斤黄瓜，当时那可是稀罕物。那个时候，北方地区冬天里饭桌上能见到的菜一般就是白菜、萝卜和土豆，精细菜基本上没有。我就琢磨，居民想吃菜，农民要增收，要是北方冬天能生产精细菜的问题解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就都能满足了。刚过元宵节，我就背起干粮打听着到了辽宁瓦房店韩永山师傅那里去了，当时，老韩掌握着“核心技术”。一到那里，人家张口就把我堵住了：“我这技术连我姐夫都不教，你们想学？没门儿！”我赔着笑脸，好话说了一大堆，人家才准许我进大棚瞅了两眼。过了没几天，我又找上门去，对老韩说：“俺那个村穷，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向你学点技术，。”老韩看我从大老远的地方一趟趟地往这里跑，感动了，说：“凭你这份心，我就破个例把技术教给你。让乡里乡亲的过个好日子。”

　　老韩的大棚是在山坡前搞的，三元朱没有自然的山势阻挡，冬天北风一吹，地冻得铲都铲不动，在这样的条件下能不能成功？我带着村里几个头脑灵活的人天天在地里搞试验，从大棚的方位、墙体、棚顶结构、大棚骨架、覆盖薄膜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造，终于研究成功了适合平原地区的冬暖式日光蔬菜大棚技术。冬天里到底能不能长出黄瓜来，当时，我心里也在打鼓。原来，村里搞过土温室，一个冬天烧上五、六吨煤也生产不出黄瓜来，有的人就说，光靠太阳就能长黄瓜，神仙也干不出来。群众不敢冒这个风险，但要趟路子就得搞试验。我让村里１７名党员、干部带头，给他们开动员会时，我直截了当，我说：“我第一个搞大棚，大家伙儿得跟上。咱们先当试验品，给老少爷们探路。”有人怕赔钱，不想当“试验品”，说：分田单干，个人有种田自主权。我的态度很坚决：“你要当党员，当干部，在这件事上就得当一次试验品。”会后，我再挨家挨户做工作。８月１３号建棚，１２月２４号黄瓜上市，到春节时，有的人家的大棚黄瓜就挣到１万多块了，到了五·一，黄瓜收完，我把１７个大棚的收入账在村里张榜公布开来：收入最低的一个大棚赚了２．９７万元，党员徐少华的大棚收入最高，赚了３．０３万元。１９８９年前，三元朱村没有一个万元户，这次一下子冒出１７个“双万元户”！

　　党员、干部掌握了新技术，成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党员的威信、干部的威信一下子高了。那年春节，村里到我家看我的特别多，连过去有点矛盾不和我搭腔的也到我家来坐坐了，全村群众都要求村里帮他们建个大棚。第二年，我们用了三天就划出１８１亩大棚，分成五个地片，１７名党员分工包片到户。我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失败一个罚负责包户的党员２０００元，成功一个奖励２０００元。我们那些党员真是尽心，白天手把手地教群众，晚上大家就聚在村办公室里互相交流，大干了一年，全村光靠大棚收入存款就到了１２５万元。

　　记者：大棚蔬菜现在已经在北方普及，这极大地丰富了居民的“菜篮子”，当然，这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说明种大棚菜的利润肯定不可能像你们最初研究成功这一技术时那么高了。从全国大棚蔬菜发展的历史看，三元朱村在其中的示范、推动作用功不可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你们在全国为自己培养了竞争对手。

　　王乐义：“三个代表”当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过去我们讲，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也是每一名党员必须身体力行的行动准则。

　　我们的大棚搞成功后的当年，县委书记就给我打电话，要我担任技术总指导，向全县推广大棚黄瓜种植技术。村里人听说后，很多人来找我，劝我把技术封闭三年，让三元朱村赚几年好钱。说实话，当时我也犹豫过，因为我知道，这个技术一传出去，搞大棚的人多了，收入就下来了，一个大棚肯定保证不了两三万的收入了。可再想想，三元朱不可能一辈子靠这个吃饭，自己守着技术，别人追不上来，我们就不会再有前进的动力和压力；再说，毕竟三元朱一个村富，是小富，全县、全省、全国的农民都富，那才是大富。所以，我才下了决心，不光要向外传授技术，还要求村里人在帮助别的地方搞大棚时，要像对待自己的大棚那样上心。

　　１９９０年冬，我亲手指导全县发展起５１３０个蔬菜大棚。１９９３年５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来的党委书记宋汉良带队到俺村考察，要我去新疆看看，能不能发展大棚蔬菜。

　　这年７月，我带着６名本村的技术员到新疆哈密地区，帮助他们搞起２６个大棚。从此以后，我每年都到新疆传授一次技术，最长的一次在那里教了３３天。到１９９７年，新疆各地的大棚蔬菜就纷纷发展起来了，再也不用一年８个月吃外地菜了。这些年，俺村先后派出去４０００多人次，指导过全国２６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民，我自己跑了１０多个省市区。

　　记者：你们培养了那么多竞争对手，对你们确实有促进吗？

　　王乐义：确实有促进。今年春天，我们从美国引进７３个品种搞种植试验，美国客人到我们这里来都感叹，说，他在这里看到了世界第一的蔬菜种植现场，面积那么大，品种又这么齐全。应该说，我们能够在今天还能保持蔬菜种植技术的领先地位，幸亏有这些竞争对手，是他们的追赶让我们不敢躺在过去成绩上班睡大觉。大棚蔬菜种植技术逐步推开后，我们及时调整种植品种和

　　种植技术，从１９９１年开始搞无公害蔬菜，第二年就成功了。然后，我们又在大棚里试种了香瓜和其他一些蔬菜品种，还用大棚养鱼、种葡萄、种杏、养螺旋藻，一步步都比别人超前一点，到现在，我们在大棚里种过的品种有１００多个了。正是因为我们能保持领先优势，所以，我们三元朱搞一亩大棚的纯收入还能有１万元左右。

　　记者：和全国许多村庄比较起来，三元朱已经是很富裕的村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怎样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更好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王乐义：在致富路上，咱党员干部站得高，群众就会跟着看得远，党员干部走得快，群众就会跟得紧。自己和自己比，三元朱发展得不慢，但和人家南方一些好村比，咱比人家差得远。虽然三元朱的人均收入已经不算低了，但作为村党支部来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必须清醒，依我看，现在三元朱村的最大矛盾还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问题。

　　从１９９７年开始，我们就在考察国际市场。去年，我们把新疆德龙集团公司引了过来，在我们村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德龙”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美国一家公司和我们村各占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有了这个公司，进入国际市场才有了条件，我们引进了一条蔬菜浓缩汁生产线和一条圆葱粉生产线，今年年底就能投入生产了。他们看中了我们的蔬菜生产基地，我们可以借用他们在国际上的销售网络。我们的生产也在向有机蔬菜转变，现在，人们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不解决污染问题，不说是国际市场，就是国内的城市市场也难进入了。作为农村干部，把群众领在别人前面，大家在收入上才不会减少。

责编：朱亚菲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