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干部 就要想着让群众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央视国际 (2006年01月20日 09:56)

　　我1941年出生。家里兄弟姐妹７人，我排行老二，从小家里穷，上学不多，文化不高。年轻的时候，下关东当过伐木工，1962年回家，乡亲们推选我当了生产小队长，后来又当大队长，1978年９月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那个时候，三元朱村很穷，全村一年的收入还不到现在两三户的收入。虽然寿光已经有了盖塑料薄膜的蔬菜大棚，但是那些棚温度太低，一入冬就生炉子，种一季菜要烧上五、六吨煤，出了正月蔬菜才上市，生产成本高，收益不大。那时我就经常寻思，寿光种菜园子的多，得靠着种菜让乡亲们多抓弄几个钱儿。

　　1988年腊月二十八，我的堂弟王新民提着２斤顶花带刺的黄瓜来看我。新民常年在外贩菜，门路广，但寒冬腊月哪有这么水灵的黄瓜？我问新民哪儿弄来的，他说，就在大连市场上买来的，辽宁当地产的。辽宁那样天寒地冻的地方，腊月里能产出黄瓜来，肯定有些绝招。当时我很兴奋，催着新民返回关东，赶快弄清楚黄瓜是哪里产的。过了几天，新民回来了。他告诉我，黄瓜的产地是辽宁省瓦房店市的一个山村，也是大棚里产的，但人家冬季不用烧煤。新民还说了句，去那里买菜可以，他们不教技术。　

　　不教技术，我们去看看也行，多去几个人，一人看一点儿，回来凑凑情况。就这么着，春节刚过，我和村里的７名党员骨干、种菜把式到了那个小山村，找到了掌握技术的韩永山。那天，我一说想法，韩永山没同意，他说：“这是我们三个人搞的试验，我们订了同盟，谁也不外传，我姐夫来学我都不教他。”当时想，来了一趟，总不能空着手回来，我就好言好语地“磨”他：“小兄弟，这么远，俺来趟不容易，你不教俺，让俺看看长得啥样也行，算没白来……”

　　他怎么也不答应，我们就不走，好说歹说，最后总算让我们进了棚，我边看边掏他的话。

　　我看墙很厚，就问他：“墙很厚？”

　　韩永山说：“后面靠山，两边的墙有几米厚。”几米厚！哎呀，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们的墙太薄了，怪不得大棚不保温。　

　　我又问他：“这黄瓜蔓子怎么这么粗？”

　　“这是嫁接的。”

　　说到这里，人家就啥也不说了。但是，这趟关东之行至少学到两点：大棚墙体要厚才能保温，耐寒关键在嫁接。

　　半个月后，我与12名党员干部提着土特产，又去了瓦房店。见了我们，韩永山打了个愣：“又是你们。还来干啥？”同去的伙计们这次才介绍我是村支书，韩永山听了很受感动。东北汉子爽快，他说：“老哥，真没见过你这样当书记的。单凭你为乡里乡亲办事的这股劲儿，我也要教给你！”

　　从东北回来，我就琢磨着建棚这事儿。可群众一听说要建不烧煤的大棚，说啥也不相信，寒冬腊月烧煤都产不出黄瓜，不生炉子光晒太阳能晒出来？没人相信。

　　麦收前后那段时间,我们天天晚上开党员干部会。我对他们说:“咱们都是党员，党员干部是干啥的？带头的！全村老少不都指望咱们吗？这个风险咱不担谁担？如果担点儿风险都不肯，还说什么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要试验成功了，咱三元朱可就办成了一件大事！”当时党员干部也有想不通的，会开了几次就是形不成一致意见。后来支部形成了决议：除去年龄大的、身体不好的，党员干部都要带头建大棚。不执行决议的，党员开除党籍，干部撤职。话虽然这么说，但我心里清楚，我一个村支部书记，怎么能开除人家的党籍、撤销人家的职务呢？但在那样关键的时刻，必须这样严肃地提出来。

　　到了第二天早上，当时的团支书徐少华的母亲找上了门，她是俺一个表姐。

　　她进门就说：“俺少华不种大棚行不行？”

　　我一听心里就有点来气，就说：“你不搞，行。少华不搞不行。”

　　“不搞有什么罪过？”

　　“不搞不能当党员，也不能当干部。少华有文化又能干，能出把手。这么点儿风险都不肯担，他怎么能在大队里呆？”

　　我刚说完，少华的母亲气呼呼地扭头就走。俺家属对我说：“以后你怎么进她家的门？”我想得很明白，就说：“不能去就先不去了。”这门出去那门进来，反反复复地做工作，最后全村定下了17个大棚。

　　我们这个地方不同于东北山区，人家的做法我们不能照抄照搬。经过反复研究推敲，我们对蔬菜大棚进行了五项改革。第一是根据本地气候条件，把墙体加厚到１米多，这样，即使受冻层是七十厘米，也还有三四十厘米的保护层；二是模仿老花镜的原理，试着把两个山墙一溜斜坡改为中间起高，增大了采光面，大棚的坡度也由25度增加到45度，增加热量储存；三是采用了无滴膜，透光度由45%提高到90%。为了减少遮光，把支撑薄膜的竹竿换成了铁丝；四是从韩永山那儿学到的黑籽南瓜嫁接技术，嫁接后的黄瓜耐低温，而且生产期特别长，抗根腐病能力强；五是大棚方位的改造，把方位定为朝南偏西５度。

　　那时候，我们都是白天干活，晚上开碰头会，讨论建棚遇到的问题，几乎每晚都到半夜。一次大家讨论小竹竿架黄瓜遮光时，一家人都难住了，一个棚的竹竿并排起来，遮荫有17米长，大家商量了几次都没好办法解决。晚上我回家后，怎么也睡不着，反反复复地寻思，忽然来了灵感：塑料包装皮透光不遮荫，可以扯起来架黄瓜！我腾一下子就坐了起来，披起衣服就往外走，俺家属说我：“种棚种疯了，这么晚了还出去。”我话也顾不上说，急乎乎地跑出去，叫醒种棚户，说了我的想法。大家觉得这是个门道，最后干脆跑到棚里试验。这个办法真灵验，用塑料包装皮不仅不遮荫，还省钱，一分钱的塑料包装皮能架两棵黄瓜，而一毛二分钱一根的竹竿只能架一棵黄瓜。

　　1989年12月24日，俺村的第一批越冬黄瓜上市了，开秤每公斤20元，卖到春节后还不落价。村头上，每天来买黄瓜的汽车排成一长溜儿。那些日子村子里像过节，天天喜气洋洋。

　　大棚户们在春节前就把贷款还上了，17个大棚平均纯收入两万七。那年徐少华的大棚收入最高，卖到了３万多元。少华他娘见了我还不好意思，说：“二兄弟，俺没想到种棚能赚这么多钱！”这一年，村里一下子就冒出17个“双万元户”。

　　老百姓最讲究实惠。看到别人把钱揣进包里，没建棚的人家都后悔，也都抢着建大棚。第二年，全村冬暖式蔬菜大棚一下子发展到144个，户均一亩多。眼下，我们三元朱村共建起大棚492亩，基本达到一户一个“绿色银行”。

　　在发展冬暖式蔬菜大棚的同时，我们又琢磨着在调整产品结构、搞好科技创新上做文章，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让三元朱继续在技术上保持领先水平，占领蔬菜技术“制高点”。

　　1990年腊月廿三，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三元朱时嘱咐我：“你们靠科技取得了很好的效益，要在这个基础上，向无公害蔬菜发展。”

　　啥是无公害蔬菜？怎么搞？我心里没底儿。但我清楚副总理交待的是一个发展方向。过了年，正月初九我就出门了。先赶到济南，找到省蔬菜研究所，那里没有这方面的研究项目。人家介绍我去了西安蔬菜研究所，可他们刚搞试验，还不成熟，就又向我提供了信息：北京农科院的王宪彬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接着又跑到北京，找到了这位老专家。看到我一个普通农民，天南地北地追着无公害蔬菜项目跑，他很受感动，说：“我这个项目已经试验成功了，还没得到推广，你这个农民有眼光呀……”

　　王宪彬教授很热心，在他的帮助下，1992年无公害蔬菜首次在我们村开发成功。今年，我们与新疆德农集团合作，成立了山东德农三元绿色农业有限公司，投资500万元，建设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2000亩。7月份，公司以我的名字注册了“乐义牌”蔬菜商标。

　　这些年来，我们先后与中国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等17个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挂钩，长期聘请39名专家教授定期进行现场指导，帮助我们进行新品种、新技术的实验开发，不断提高大棚的科技含量。我和大家一起先后实验成功了集大棚滴灌、模板护墙、电动卷帘、钢架支撑、微机控制于一体的高标准大棚。我们还派人到日本、荷兰学习蔬菜种植管理新技术，先后引进国内外26类150多个名优新品种，实验推广20多项新技术。1997年，三元朱与香港汇众公司联合成立了“鲁光绿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蔬菜生产和加工。1998年与哈慈集团合作，投资1000万元搞起了大棚保健菜试验开发，生产的SOD西红柿、SOD草莓、中华寿桃等保健蔬菜、水果，已进入了许多大中城市的超级市场。

　　三元朱村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去年全村经济总收入247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500元，银行存款1000多万元。现在我们村正在向楼房村发展，已规划建设小洋楼22口。

责编：朱亚菲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