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路杂志] 同事眼中的陈刚毅

央视国际 (2006年04月20日 03:56)

　　陈总是个“拼命三郎”

　　过完春节，杨吉红就又要去浙江省洋山港工地，一干将是三年。当我们问起他跟陈刚毅一起工作时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他说：“陈总是个拼命三郎。”

　　2003年，交通部委托湖北省交通厅，承担国道214线西藏角笼坝大桥项目建设管理工作。2003年4月8日，陈刚毅带领项目办全体人员进驻拉萨。据杨吉红回忆，他们下了飞机就直接赶到西藏交通厅项目中心报到。从那天开始，为了起草招标文件，陈刚毅每天只睡3、4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工作，浓茶和香烟成了他提神的“法宝”；而极度疲劳加上高原反应，他的肠胃开始“闹情绪”，只能用白开水泡米饭勉强下咽。6月2日，招标文件发售，文件编制质量得到了西藏自治区交通厅的好评。而陈刚毅，也在这短短40天时间里，整整瘦了11斤。

　　“工程正式开工后，陈总狠抓进度和质量。大桥施工条件极其恶劣，地质条件相当复杂，与地质勘察提供的资料有较大出入，工程变更量较大，陈总担心大桥不能如期完工，经常与大家一起探讨各种先进的施工工艺。为了抓紧时间，施工单位实行了24小时三班倒工作制，为了保证质量，我们项目办几个人每天轮流去工地检查，陈总患病前几乎天天跑工地，治疗期间，进藏第一件事便是及时去工程现场了解进展情况，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大桥完工时所有分项工程的质量优良率都在96％以上，大桥动静载试验结果表明所有结构安全符合设计要求。”

　　“你主要负责技术工作，陈总生病，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2004年春节过后，陈总被留在武汉治病，我们回到工地上照常施工，脑子里弦绷得更紧，有问题就给陈总打电话或者找黄总(黄绍国，角笼坝大桥总监理)商量。”

　　“想到过陈总会再回西藏工地吗?”

　　“谁都没想到！”杨吉红说，“2004年4月13日，角笼坝大桥芒康岸右锚洞发生了第三次塌方，主要原因是遇上破碎性且夹杂粉泥的玄武岩，勘测报告里没有反映。当时陈总在武汉，听到我们电话汇报的消息声音特别焦急，恨不得马上飞到现场，要我们有任何情况随时打电话给他。有一天夜里我们不得不给他打电话，电话是他妻子接的，她小声讲有事能不能明天再说?我们也准备挂电话，但是马上听到了陈总微弱而急促的声音催妻子递电话给他。第二天凌晨不到6点，他又给项目办还有黄总打电话说了详细的安排。后来才得知打电话的时候，陈总刚做完当天的化疗不到两个小时。我想锚洞塌方是个导火索，陈总本来就是个责任心极强的人，手术后日夜密切关注工程，这下更让他在武汉呆不住了。”

　　2004年6月22日，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请来了交通部的专家对塌方锚洞进行会诊，按照新的地质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施工方案，工程得以顺利继续进行。而陈刚毅，自5月之后，又在化疗间歇的7月、9月、11月前往西藏工地组织施工。

　　“陈总不把自己当病人，照样加班加点。有一天晚上，对施工单位进行计量，施工单位等着拿到资金后去采购材料。技术部审完已经是夜里11点，合同部审完到了凌晨2点，我们都说第二天再交给陈总签字，谁知道陈总在隔壁等着没睡，他审完签字时快凌晨4点。”

　　范史文 角笼坝大桥项目办公室计划合同部

　　我在他的帮助和鼓励下进步

　　见到范史文之前，我们早听说了他的“女朋友风波”，于是一见面就问他：“小范，新房子装修好了没有?”范史文笑了笑，说：“都快成旧房子啦，2003年10月拿的钥匙；一直没时间装修：这次春节也没休息几天，马上就得和杨吉红一起去浙江洋山港项目工地了!”

　　道听途说难免添油加醋，我们询问起这位当事人“女朋友风波”的始末来。

　　“我和女朋友是大学恋人，2001年我刚毕业到设计院工作，院里安排我去角笼坝工程。去了西藏之后，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面临考验，追她的男孩子特别多，我又远在天边，渐渐有些摩擦。2005年下半年，有一次电话里吵得特别凶，我心里很委屈，认为她不理解我、不珍惜这份感情。”

　　这样的“风波”对于长年累月背井离乡的工程人员来说，并不陌生，陈刚毅工作二十年以来，和妻子聚少离多，而不善表达的他也总是把对妻子的牵挂和愧疚默默地放在心里。

　　“当时正值工程收尾阶段，面对我强烈的情绪波动，陈总耐心地开导和指点了我一番。他帮我分析事情的缓急轻重，冲动的时候要学会冷静，并教育我做工作要有始有终。通过和陈总的交流，我深受鼓舞与启发，同时也领悟了许多人生的道理。现在想来，幸好当时听了陈总的话。现在和女朋友的关系更稳固了。”今时今日说起这段往事，范史文显得成熟了不少，两年多的历练，打造出了他身为一个工程员的“本色”。

　　看来，陈刚毅既是上级，还是个家长，给予项目办的年轻人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在陈刚毅患病之前，每逢节日，他总会不辞辛苦地驱车120多公里(全部是路况比较差的土路)去买来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为离家千里刚走的“孩子们”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

　　范史文还告诉我们，陈刚毅最常跟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年轻人不要怕吃苦，不要太计较个人得失，要利用好每一点时间学习新的知识”。而负责计划合同管理工作的范史文，从陈刚毅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则是他因为“一块钱”所受的严厉批评。

　　在2004年12月25日对承包商的第12期工程计量中，承包商上报的计量支付文件中有一项金额多算了一块钱，范史文审查时没有发现，事后陈刚毅在审核过程中发现了。

　　“当时陈总就问我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一问题，我辩解道——不就是一块钱嘛!何必这么认真。他当时态度很严厉地说——搞计量就是要严谨，一是一、二是二，按规定该给承包商的计量多少我们就应给多少，不该给的一分也不能多给。从此以后我对待每期计量都特别仔细，让陈总放心。”

　　据了解，在项目投资的控制上，陈刚毅本着不让国家浪费一分钱的投资控制理念，严格控制每项建设资金的支出，特别是在对每项工程变更的审批上，更是慎之又慎，虽经监理部和项目办各有关部门严格审查，他还是要亲自认认真真地再审核一次。另外，他还制定了一系列财务制度，严格控制项目办建管费的支出。

　　熊颂宝角笼坝大桥项目办公室综合部

　　飘舞在高原上的洁白哈达

　　“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她们的妈妈叫光明，汉族和藏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叫中国。”这首藏族祝酒歌，我们采访过的很多援藏干部都会唱，优美的旋律，真挚的情感，将两族人民的心拉得很近很近。身为技术援藏工程项目法人代表，陈刚毅深知自己的历史使命：不仅要为藏民建一座富裕之桥，还要建起一座友谊之桥。

　　2003年9月的一天清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陈刚毅等人惊醒，原来是从工地上打来的电话，有施工人员发现在角笼坝工地不远的险段，一辆载着藏民的卡车翻下了100多米的陡峭山谷。大家顿时睡意全消，迅速赶赴现场，在当地政府赶到前，陈刚毅已沉着地开始组织抢救行动。据熊颂宝回忆，那天是个阴雨天，路滑，山顶上飘着雪；有的人在腰间绑上绳子下到谷底，用施工木板做担架把伤员一一往上抬；有的人找来彩条塑料布和棉被铺在地上，让伤员平躺；大家都听从陈刚毅调度，没人拖后腿。因为芒康县医疗条件有限，陈刚毅果断决定，将伤员全部送到云南德钦县医院救治。“因为抢救及时，我们从谷底救上来的9名伤员全部脱险了。后来他们送来了青稞酒和羊肉，所有参加抢救活动的人都特别自豪!”熊颂宝说。

　　很多藏族民工积极参与到了角笼坝大桥的建设，陈刚毅知道藏民的支持对工程顺利进展十分重要，所以他将处理好跟民工的关系，当成分内的工作。2004年1月春节放假前，陈刚毅要求施工单位将工资一分不少地发到藏族民工手上，那些天他常对熊颂宝说：“你就把他们当成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如果你的父母和亲人在外面打工拿不钱，你心里是什么滋味?”为及时兑现工资，陈刚毅组织车辆到100多公里之外的德钦县城取款，然后亲自到现场督促造册、发钱，直到最后一位藏民按下手印领到现金，他才放心离开。

　　“2004年春节前，项目办的藏族司机旺久在回家途中突然胃部出血，急需输血。当地县医院没有血库，而藏民们只为至亲的人献血，找不到血源，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陈刚毅知道后立即打算献血，可惜我们几个人的血型都不配。那大雪之夜，他不顾山高路险，赶到施工单位请求援助，好不容易组织了8个人赶到医院，硬是把旺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说起陈刚毅在旺久生死关头的行为，熊颂宝赞叹不已。

　　自从陈刚毅生病以后，熊颂宝就接到了设计院领导安排的新任务——陈总的“勤务兵”，负责监督他按时休息，和时刻关心他的身体情况。在我们意料之中的是，熊颂宝说自己失职了，因为正如杨吉红所说的，陈刚毅工作起来从来是不知疲倦。

　　兢兢业业的陈刚毅，不但赢得了普通藏族百姓的心，也赢得了藏族干部的友谊。2004年3月，西藏交通厅前任厅长加措在视察角笼坝大桥工地后，嘱咐办事人员特意去昆明给陈刚毅邮寄了一篮美丽的鲜花表达慰问之情。而昌都地区交通局局长泽洛，是陈刚毅在西藏结交的最好的“兄弟”。2003年工程伊始，泽洛局长就开始给予了项目办多方面的有力支持，两年多以来，只要接到陈刚毅的求助电话，他二话不说就从550公里的昌都赶到工地上来，来回一趟得花上24小时!

　　“2005年10月，我们离开芒康，知道陈总要走了，泽洛局长亲自赶来饯行。饭菜很简单，陈总那天特别激动，破例要用啤酒向泽洛局长敬酒。我们都知道，陈总手术后就烟酒不沾了。泽洛局长死活不依，还是让陈总喝凉白开，自己则噙着眼泪将满满一杯烈酒一饮而尽!在座的人都感动了。”

　　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我们在心中默默为陈刚毅祝福，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姜友生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奉献和敬业是公路交通人的本色

　　1988年从重庆交通学院毕业的姜友生，是一名技术型管理人才，和同事们一起设计了好几座大桥，负责设计的湖北宜昌长江公路大桥刚刚荣获“第五届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和“鲁班奖”。

　　身为一个交通战线的工程师，姜友生对这个行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我们心目中，交通事业很光荣，没有路的地方需要我们。这些年交通建设超常规发展，我们公路交通人作出了超常规的巨大贡献。踏进这个行业，发现身边带病坚持工作的同事特别多，例如胃病，几乎成了我们特有的职业病。在这种氛围和传统下，我们许多同事的确是将健康放在了事业之后。另外，涉及到个人利益大家都不争，听从组织安排，任劳任怨、甘于奉献是几代公路交通共同的品质。”

　　2004年2月，乍得知陈刚毅患病的消息，姜友生蒙了。设计院里曾经有一位同事确诊癌症后很快就去世了，万一不测，刚毅的工作可以安排别人去做，可是刚毅的家人怎么办?这么多年，怎么自己丝毫没发现刚毅身体不好？姜友生的心底深处，一股自责之情油然而生。他和同事们赶到医院看望陈刚毅，了解病情，并关注着治疗的进展情况。得知手术成功，姜友生松了一口气，并将角笼坝大桥的工作进行了妥善安排，陈刚毅身体恢复期间可对项目进行电话“遥控”。

　　2004年5月，当陈刚毅推开办公室的门，态度坚决地说要重回西藏工地的时候，姜友生本以为自己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刚毅太会做思想工作了，”姜友生温和地说，“一番谈话可说是对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软硬兼施，我主要担心更换负责人对他精神上造成打击，只得同意了他化疗期间的第一次进藏，并要求他工作处理一下就快回来。后来几次他就不跟我打招呼，化疗完了自己就‘偷偷’去工地，并且待的时间特别长。”

　　2004年国庆前，放心不下的姜友生到了角笼坝大桥工地，既是慰问也是检查。项目办成员居住在一个黑乎乎的大仓库里，用隔板隔出几间房，姜友生“责怪”陈刚毅怎么不改善一下生活条件，陈刚毅说：“有大仓库不错了，没必要换。”和项目办同志座谈的时候，问到有什么实际困难需要院里面解决，陈刚毅也说没有困难。

　　“这几个年轻人也没让人失望，他们刚到西藏的时候，我了解到买蔬菜和水果得开车跑到几百公里以外，有小同志打了几分钟篮球差点休克，夜里风大看电视得轮流爬到屋顶去扶天线，但他们都把这些当成‘趣事’，没人打退堂鼓。”说到这里，在姜友生的笑容里，我们感受到了欣慰。

　　龚建平 同济医院

　　这是个意志力很强的病人

　　在龚建平的办公室里，我们看到了陈刚毅的病例。

　　如果不是我们的造访，工作繁忙的龚建平并不记得陈刚毅，听了我们的简单介绍，龚建平看着病例告诉我们：“陈刚毅是结肠癌中期，据医学推断，病发时间是6个月到1年之间。当时据他自己说，他左下腹胀痛了6个月，遗憾的是，他当时没有及时就诊。刚才听你们说，才知道他是个技术援藏的工程师，跟我的很多病人一样，他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我们又问起陈刚毅化疗的情形，听说陈刚毅在化疗间歇还跑到西藏工地上去，龚建平惊讶了：“病人需要静养和营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西藏工地上简陋的饮食，无法提供给一个癌症病人需要的高营养。另外，西藏落后的医疗条件，这对他来讲都是相当危险的。化疗的痛苦，很多病人都无法忍受。他比较配合治疗；只有2004年6月25日，因为白细胞和血小板的数量下降到正常人的一半，只好中止他的化疗，让他带药出院。”

　　随着记忆的闸门被打开，龚建平想起了陈刚毅这个意志坚强、性格乐观的病人。作为医疗专家，日夜和自己的病人打交道，癌症在龚建平眼里不似普通人看来的那么“灾难”，抱有积极心态的病人康复几率比较高，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讲，生命掌握在病人自己的手中。

　　“陈刚毅这样的人，也是我从心底里认同的，”采访的最后，龚建平认真地说，“干这行时间久了，生死关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有时候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得了癌症，首先要抓紧时间写好一本书，把自己脑子里面所有医学方面的知识和思想整理出来留给社会。”

　　（《中国公路杂志社》2006年第054期（3月上） 本刊记者 李薇 胡建国通讯员 周际 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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