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稿：使命高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陈刚毅）

央视国际 (2006年04月21日 11:31)

　　报告人：陈刚毅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我叫陈刚毅，是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一名普通的专业技术人员。我的岗位很平凡，做的也是很平凡的事情。但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我一直努力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的岗位实践，不断感悟着一个交通人、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和使命。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大家汇报我的工作和思想情况。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母亲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已过世，我很小就要分担家中的农活，饱尝过生活的艰辛。1983年，我考上了湖北交通学校，这是我生命中的一次转折，我的人生也因此和交通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我知道，对一个农家子弟而言，进城求学、工作的机会来之不易，当时我对自己说：“一定要珍惜所获得的机遇，上学，就得学点真本事；今后工作，也要做出好成绩！”

　　20年来，我先后从事过交通勘察设计、监理、施工、管理等工作，参与了省内的宜黄、黄黄、京珠等高速公路建设，从一名普通中专生，成长为高级工程师。2001年，我被组织上选派，到西藏参加山南地区“湖北大道”建设,我的事业又和光荣的援藏工作联系在了一起。

　　“湖北大道”是当时湖北省的重大援藏项目，也是西藏交通建设史上第一个工程总承包项目，我被任命为项目的总工程师。担当这样的重任，我既兴奋又感到特别有压力，这条路承载着湖北人民对西藏人民的情谊，也代表着湖北交通的形象,作为工程的技术和质量负责人，我肩上的责任重大。我给自己定下目标：“一定要尽全力把工程做到最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从施工材料的选用，到工程质量的验收，每一个环节我都谨慎对待、严格把关。工程开工的头两个月，项目部没来得及配车，从住地到工地，我每天都是走去走回，一天下来，要走十几公里路。在高原上不比内地，走路稍微快一点就会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可不管高原反应让人多难受，我仍然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掌握进度、把关质量。有一次，我在检查中发现一段200米的水泥稳定层强度不合格，要求施工单位打掉重做。施工单位又是送礼又是托人说情，想让我通融一下，都被我拒绝了。这件事过后，我“不讲情面”的名声也在工地上传开了。

　　“湖北大道”竣工后，被交通部公路运输工会评为“优质工程”。《西藏日报》专门做了报道，把“湖北大道”比做“无字丰碑”。的确，对我们这些工程建设人员来说，修的每一条路、每一座桥，都象一座里程碑，铭刻着我们人生的足迹，我希望今后回首这些足迹时，多一些欣慰，少一点遗憾。

　　由于我在“湖北大道”项目上积累了一定的工程管理和藏区工作经验，2003年，组织上决定，由我担任交通部重点援藏项目、国道214线角笼坝大桥的代理法人。

　　214国道沿着著名的“茶马古道”而行，是连接云南、西藏两地的主要通道，藏东地区的生产、生活物资主要靠这条线路运输。然而，自1997年角笼坝出现第一次大的泥石流起，频繁的滑坡，使这里成为国道214线上的“卡脖子”地段。最严重的一次交通阻塞，竟长达1个月。我深知，角笼坝大桥的建设，对保障国道畅通、促进滇、藏两地经济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组织上信任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感到十分光荣！

　　我进藏的时候，省交通厅和设计院的领导送我去机场，叮嘱我说：“一定要圆满地完成这项任务！技术上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可以随时给你提供帮助。管理上，要坚持你在湖北大道时的严格作风，不要怕得罪人。”听了这番话，我心里更踏实了，因为在我身后，有全体湖北交通人的关注和支持！

　　2003年4月，我们来到拉萨，进行工程的招标工作，技术上的难题首先摆在了面前。我的专业是土木工程，可角笼坝大桥是钢结构悬索桥，技术上涉及到土木、化工、冶金、铸造等多个领域，我们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很多，当时可供借鉴的资料却非常有限。做了多年的技术工作，我始终有一个信念：克服困难的过程也就是提高自己的过程，一个合格的技术人员，必须敢于应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挑战。那段时间，我一头扎进技术资料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难点，要翻遍手边的书籍，打十几个电话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和同事们经过50多天的奋战，编制完成了工程的招标文件，得到了评审专家的一致肯定。我编制的工程技术规范，里面有上千个技术指标，我都做到了了如指掌。这两个月的磨练，让我的专业水平得到了提高，也使我对做好工程充满了信心。

　　项目开工了，在西藏交通部门的全力支持下，各项工作顺利展开。当地的藏族百姓也给予了工程建设许多帮助。记得角笼坝大桥开工建设不久，运输施工材料的道路因山体崩塌而被堵塞，当地公路养护部门的同志和藏族百姓赶到塌方地点，用手搬、用筐运，整整忙了两天，帮我们疏通了道路。可事后，要向他们支付正常的劳务费时，这些藏民却一分钱也不愿意收。当地养护部门的同志对我说：“我们盼着角笼坝有座桥盼了多少年了，你们把桥建好了，就算是对老百姓最好的答谢！”这番话，让我深切感受到当地百姓对我们的期盼和情谊。这座桥不仅仅是一座致富桥，也是一座藏汉民族的连心桥！

　　我和同事们确定了四句话的工作目标：“打造一个精品、培养一批人才、服务西藏人民、加强民族团结”。这几句话挂在项目办的墙上，激励着我们每天更加努力地工作。

　　就在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大桥建设中去的时候，命运，给了我一个残酷的考验。2004年2月，我被诊断患上了结肠癌。刚得知病情时，真的有如晴天霹雳，我反复问自己：“我还能活多久？难道以后就这么在病中度过了？”那段时间，多亏了我的家人、领导和同事们，始终在我身边开导我、鼓励我。西藏交通厅的领导，甚至从千里之外，给我发来慰问电，寄来了鲜花。感受着这些温暖，我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我对自己说：“反正病情已经这样了，发愁也没有用，倒不如放开胸怀搏一搏。治病的事就交给医生，我自己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角笼坝大桥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决不能半途而废！”

　　我一边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一边和工地联系。2004年4月，大桥工地发生了一次塌方，得知这个消息，我在家怎么也呆不住了，向院里要求，让我回到西藏建桥工地上去。院领导不同意，家人更是坚决反对，我就反复地跟他们谈我的想法：“角笼坝项目从启动开始，我就一直参与，工程上的情况，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如果换人顶替我，需要一段时间适应，恐怕会影响工程进度和质量。我的身体恢复得还可以，有了工作寄托，精神愉快些，对病情也许还有好处……”。就这样软磨硬泡，领导和家人实在拗不过我，同意了我进藏的请求。

　　5月初，我做完第二次化疗后，回到了西藏工地。化疗的过程是相当痛苦的，每次化疗后身体都会极度虚弱，头昏眼花，浑身疼痛，对食物闻都不想闻，吃什么吐什么，感觉整个人完全垮掉了。从武汉到角笼坝，中间要转两次飞机，要坐车翻过海拔近5000米的白马雪山。生病前，每次走这段路，虽然难受，还能忍过去，化疗后再进藏，可能因为身体虚弱了许多，车过白马雪山时，好几次，我吸着氧气都差点昏倒。在工地上，感觉高原反应也比原来强烈许多，每天晚上，我难受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只能睡着2、3个小时。可越是这样，我越舍不得离开工程，我想：“角笼坝项目也许是我这辈子最后的一个大项目了，无论如何我要把它做完。”

　　每两次化疗中间有1个月左右的间隙，我就利用这个间隙期去西藏工地，处理完工程上的事情后再回武汉接受下次化疗。2004年3月到11月，我在手术后7次化疗期间，4次进藏,最长的一次在工地上呆了一个多月。病痛加上高原反应，每次进出一趟西藏，我都要瘦个7、8斤。现在想来，当时全靠着对工程的强烈牵挂，靠着精神力量的支撑，我才能坚持做完了一次又一次的化疗，才能凭意志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病痛相抗衡，把大桥的建设工作完成。

　　曾经有人问我：“在你的价值天平上，是生命重要，还是大桥重要？”说心里话，生死关前走一趟，我对人生看得更清楚了。对我来说，快乐就在岗位上，生命就在事业中！我当然珍惜自己的生命，但可贵的生命需要有意义的事业来支撑！我觉得，人活着，一定要有一点精神，要有一种信念。使命高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这是我的信念！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我永远不会忘记2005年8月3日，角笼坝大桥通车的那一天。成百上千的藏、汉群众扎红结彩，载歌载舞，在崭新的大桥上流连忘返，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位藏族老阿爸眼含热泪不断地抚摸着大桥的栏杆。那一刻，作为一名大桥的建设者，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欣慰，也庆幸自己没有被病痛打倒，没有放弃努力，我的坚持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对我的工作，家人给了我极大的理解和支持。我和爱人两地分居十多年，是她挑起了全部的家庭重担。在她迁居武汉后，我又两次援藏，仍旧是聚少离多。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看着日渐憔悴的妻子，想起平时只能在电话里向我撒娇的女儿，念及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我深感愧疚，却无以为报。我深知，选择了事业就必须有牺牲和付出。有许许多多的同行和我一样，常年累月工作、生活在建设一线，有家不能回，为大家舍小家。正是因为有了无数交通人的默默奉献，才成就了交通事业今天的辉煌！

　　二十年时光匆匆，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份内事，组织上却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让我倍受鼓舞。我真诚地感谢党的教育和培养，感谢所有关心过我、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领导和同事，感谢我的家人！我希望自己能尽快康复，早日回到工程第一线，为老百姓铺更多、更好的路,架更多、更好的桥!

　　谢谢大家！

责编：郭翠潇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