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者前线报道：“伊拉克，就像一场梦”

央视国际 (2003年02月26日 10:37)

　　▲穆罕默德·阿尔凯希：我已不是伊拉克人，也不是科威特人，我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

　　环球时报消息：初次见到穆罕默德·阿尔凯希，是在科威特喜来登饭店门口。我正要去饭店里的新闻中心办事，一位正在饭店门口徘徊的阿拉伯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头戴白巾，身着灰袍，用纯正的英语问我：“你从哪里来？”当听说我是中国记者后，他竟和我谈起气功等中国的事情来了。

　　他说他来饭店的目的，是想找个给外国记者当助手的活。他告诉我，他是伊拉克人，一个在科威特的伊拉克人，他的国籍立即引起了记者的兴趣。他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呢？于是我邀请他到咖啡厅坐一下，我一边喝着苦涩的阿拉伯咖啡，一边记录下他的经历：

　　我1952年在巴格达出生，在那里成长，1977年便离开了那里。在政府看来，伊拉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忠于萨达姆的，一种是反对萨达姆的。后一种人在伊拉克无法进大学或找工作。而我喜欢自由的空气，于是就来了科威特。

　　以前，科威特人和伊拉克人关系很好，可以通婚。我的母亲和妻子都是科威特人。在科威特呆了一段时间后，我去了卡塔尔，在那里找了个工作，一干就是14年。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卡塔尔人就把我辞了。因为那时候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排斥伊拉克人，让他们离开。

　　我先去了也门。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好心的医生，他说他在叙利亚有朋友，可以帮我拿到护照。于是我又去了叙利亚，并花钱请那位朋友给我做了本假的巴林护照。拿着假护照，我辗转到了利比亚，然后登上了去瑞典的飞机。

　　到斯德哥尔摩后，我把巴林护照撕碎了扔进垃圾箱。过海关时，警察要我出示护照，我告诉他，我没有，我是伊拉克人。于是我在难民所呆了10天，然后被送到了瑞典最北的城市基律纳，在那里度过了10个月。就这样我从世界上最热的地方到了最冷的地方。

　　10个月后，我以难民的身份取得了瑞典的居住权，后被送到了瑞典中部的一个只有1300人的小村庄，那里还住着其他一些逃到欧洲的伊拉克人。后来，我又迁到离斯德哥尔摩240公里的法伦市，我在那里学会了瑞典语，为社区做些服务。

　　在这一年多辗转流离的过程中，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的妻子。我妻子没有和我在一起。在伊拉克军队进入科威特前一周，我从卡塔尔到科威特看望妻子、孩子、母亲和妹妹。当时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关系已经开始紧张了，于是我和妻子约好了去卡塔尔，她比我晚几天离开。但当我刚回到卡塔尔，战争就开始了。我只给家里打过一次电话，刚说几句话电话就断了。

　　我在瑞典安定下来后，通过我在迪拜的姐姐和妻子联系上了。我们在科威特时，约好3天后见面的，但再次相聚，却是在1年零7个月以后。

　　在瑞典，我们一直在做一些低层次的工作，当服务员、清洁工等。瑞典是个高福利的国家，但外国人很难融入这个社会。后来，连清洁工这样的活也不容易找了，我就用积蓄盘下了一个小店，先是开了个小饭馆，后来又改成杂货店。在瑞典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三年前我母亲在科威特去世，我岳母也老了，妻子非常想回国，她觉得累了，而且她不希望孩子成为瑞典人。在去年12月，我们回到了科威特。

　　这是我12年来第一次回到阿拉伯世界。这里一切都没变，而我则习惯了瑞典的生活，回来后反而觉得不适应这儿的生活。瑞典是个现代化的国家，从出门开车到上因特网，一切都很方便，但在科威特就不同。我的孩子们也不适应这儿的生活，他们上学回来就哭，说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理他们，他们不想上这里的学校。我只好去找学校，请老师理解孩子的反应，然后回家安慰孩子，让他们逐步适应。

　　我回科威特后一直没有工作，住在妻子家。前两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外国记者招聘助手，就报了名。我只希望给记者当助手，别问我伊拉克的地形什么的，我厌恶战争，厌恶军队。

　　现在，我还有表兄弟在巴格达，我们经常通信和打电话，我了解他们的处境，经常寄钱给他们。

　　伊拉克有石油，有农业、矿产和文化古迹。离开伊拉克25年了，有许多事情我都不熟悉了。不过我还熟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观念，我能体会到人们的真实想法。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想我都不会选择回巴格达居住。任何一个在外国住了10年以上的伊拉克人都会像我一样，觉得自己已不是伊拉克人了。那里已不是我的家。我拿的是瑞典护照，但我不是瑞典人；最近我将获得在科威特的居住权了，但我也不觉得自己是科威特人；我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

　　“伊拉克，那就像是一个梦。”（环球时报赴海湾特派记者　宋念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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