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历史共同读本出版 中日韩学者寻历史共识 

央视国际 (2005年05月26日 14:21)

　　参编消息：一段时间以来，中日韩三国之间双边、三边的历史共同研究蔚然成风并且颇有成果：4月19日，“韩日共同历史教材编撰委员会”共同编撰的历史教材《朝鲜通信使》在两国同时出版发行；5月5日，“韩日历史共同研究支援委员会”决定将双方拟定的首期研究报告在近日公之于众；5月7日，中日官方同意对历史问题进行共同研究，韩国也表示有意加入；5月26日前后，中日韩三国学者合编的《东亚历史共同读本》将在三国先后出版发行……　

　　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共同研究的起因是日本扶桑社分别于2001年和2005年出版的右翼历史教科书，经过了三四年的民间、官方层面的摸索，有了一些成果和经验，但也有一些不可逾越的障碍。不过，中日韩三国学者跨越障碍，加强共同历史研究，寻求最大的历史共识，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　

　　不了解事实就容易被误导——专访日中韩三国共同历史教材委员会委员长大日方纯夫

　　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研究的成果《东亚历史共同读本》于5月26日在日本出版发行。日方参加共同研究的人员坚信，《东亚历史共同读本》将有助于消除中日韩三国在历史认识上的分歧，并可建立三国在信赖与友好基础上进行对话的前提。5月24日下午，日中韩三国共同历史教材委员会委员长、早稻田大学教授大日方纯夫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作为辅助教材　也难办到

　　《参考消息》：《东亚历史共同读本》在日本的发行前景如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教育？

　　大日方纯夫：出版《东亚历史共同读本》的初衷是希望初中生能够阅读，希望学校能够使用。但在日本目前的形势下难以实现。读本不是教科书，只能作为学校的辅助教材，但这样也难办到。希望学校老师和学生家长能够阅读读本。　

　　《参考消息》：中日韩三国学者这次共同研究有什么意义？

　　大日方纯夫：这次的共同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这不是相互翻译对方的教科书，而是一起研究并编写的共同历史读本，出版社也给予了合作。日韩之间一直进行研究，这次中国也参加了，日中韩三国进行共同研究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我认为这一成果将有助于改善日中关系。　

　　如果不了解事实，日本人就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对日本那么反感。不了解事实，日本人就会以为中国在进行反日教育。不了解事实，就会容易被媒体误导。　

　　战争是读本的主要课题

　　《参考消息》：日方有多少人参加共同研究？

　　大日方纯夫：日方共有13人参加共同研究，包括学者、高中、初中教师以及普通民众。我们希望与亚洲各国进行同样的历史教育，拥有共同的历史认识，并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学者主要是历史学者，我主要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还有研究朝鲜历史、韩国历史、中国历史的学者，以及在学校教历史的老师。参加研究者都有丰富的历史知识。　

　　《参考消息》：三国学者合作情况如何？

　　大日方纯夫：日中韩学者之间的确存在认识分歧，但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比如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大家都表示要一起思考。大家就如何评价甲午战争、明治维新等进行了讨论，日中韩学者有不同观点。在编写一本什么样的读本问题上，三方都提出了方案，并进行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有《东亚历史共同读本》的时间范围，中方学者提议重点放在1945年之前，日本和韩国主张涵盖现在甚至未来。　

　　战争是编写读本的主要课题，就日本的受害问题，比如东京大空袭和广岛、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等，日中韩出现了较大分歧。受害和被害的部分如何写入读本，是争论较为激烈的部分。　

　　共同研究历史　越多越好

　　《参考消息》：您对即将出版的《东亚历史共同读本》的哪些成果表示满意？

　　大日方纯夫：可以说，近3年的共同研究收获不小。在中国和韩国，大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关于抗日战争、摆脱殖民统治的教育，而且在这方面的研究也较多。日本主要是对日本为什么发动战争进行批判性研究，包括历史教科书在内，对中国抗日战争和朝鲜半岛摆脱殖民统治部分的研究比较薄弱。　

　　回顾近3年的共同研究，我感到受益匪浅。日中韩三国学者共同研究，交流研究成果，这一经历对我来说是宝贵的财富。过去我没有机会阅读中国和韩国的历史教科书，这次参加共同研究有了机会，因此了解了中韩两国走过了怎么样的历史道路，而且产生了研究结晶，成功编写出了读本。我对此十分感到满意。　

　　《参考消息》：您对中日两国即将进行的共同历史研究怎么看？

　　大日方纯夫：我认为，日中两国可以更多地共同进行历史研究，但不知道能否进展顺利。我迄今一直没有受到任何约束，根据自己的信念从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因此，我担心掺杂别的东西进来，研究工作能否顺利。如果有官方背景，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会感到压力。不管怎么说，共同研究历史越多越好。　

　　日韩之间也进行了共同研究，目前处于停滞状态。这样的情况当然会发生，但积累一些经验也是必要的。否则，双方各执一词不是好事。中日共同研究本身具有意义，但我不抱乐观态度。日本政府是否真想搞共同研究，还是一个疑问。　

　　 反省战争气氛　日益减弱

　　《参考消息》：日本参议院5月13日通过了将裕仁天皇生日定为“昭和日”的议案，您对此怎么看？

　　大日方纯夫：我反对将与天皇有关的日子定为国民节假日。特别是参议院通过将裕仁天皇生日定为“昭和日”的议案。通过此议案的目的是让人们记住昭和。这是对历史的重大挑战。

　　《参考消息》：您怎么看待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目前日本国内对战争责任的看法有哪些？

　　大日方纯夫：不言而喻，裕仁天皇负有战争责任。是什么意义上的责任另当别论，但他是当时日本最高领导人，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在有关战争责任的议论中，裕仁天皇至少应当负道义上的责任。日本国会现在通过“昭和日”议案，其背后有想给裕仁天皇重新定位的想法。　

　　关于天皇战争责任问题，在日本社会，有一种观点认为，裕仁天皇是一个君主，他没有作出（发动战争）的决断，只作出了结束战争的决断。责任在当时的部下和军方。战后，裕仁天皇没有受到审判，所以才有“昭和日”。制定“昭和日”，让人联想到昭和，进而引发历史认识的问题。　

　　《参考消息》：二战结束60周年，日本国内对此都有哪些思潮？

　　大日方纯夫：1995年，也就是战后50周年，日本社会曾经就对战争的反省等问题进行过激烈辩论，日本人认真地思考过战争问题、对亚洲各国的加害问题、随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也举行了不少活动。但从1995年开始，日本不断重新看待历史，对战争进行反省的气氛日益减弱。与10年前相比，现在情况不仅发生了变化，而且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记者　吴谷丰）

　　历史共同研究不应止步于提出报告——专访韩日历史共同研究支援委员会韩方委员长朴晙雨

　　中日韩三国官方计划开展共同历史研究近日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而具体怎么开展尚有待观察和研究。韩

　　日已经开展3年多的共同历史研究能对中日研究有什么镜鉴呢？本报记者近日就此采访了韩国外交通商部亚太局局长、韩日历史共同研究支援委员会韩方委员长朴晙雨。他认为历史共同研究不应止步于提出研究报告，要与教科书联系起来。　

　　《参考消息》：请问韩日两国是在什么样的外交背景下，因何种原因开展历史问题共同研究的？

　　朴晙雨：2001年4月，日本政府在审查中学历史教科书时，宣布包含很多美化日本侵略行径并使其合法化内容的历史教科书合格。韩国政府和国民对日本如此歪曲历史的行径表示十分忧虑，并且敦促其改正。但是，日本政府没有接受韩方的要求。因此，历史教科书问题成为韩日摩擦和韩日关系迅速变冷的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1年10月韩日首脑会谈中双方就历史教科书问题达成了共识，双方同意建立由专家组成的协商机制。2002年3月，韩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

　　《参考消息》：韩日两国共同研究历史问题的目的和宗旨是什么，共同研究的形式和内容又是什么？

　　朴晙雨：韩日进行历史问题共同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历史教科书促使人们正确认识历史，增进彼此了解。对于两国存在不同记述和解释的历史问题，双方开展共同调查和研究，努力寻找史实和历史认识共同点，彼此把握不同点。　

　　韩日开展历史共同研究的基本机制分成直接负责研究工作的“韩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和支持研究工作的官方机构“韩日历史共同研究支援委员会”。

　　韩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由两国各10多名历史学家和专家组成，该委员会下属的古代史、中世纪和近世纪史、近代和现代史三个分科会议一直开展工作。3年来，双方举行了6次全体会议和45次分科会议，并且于今年3月26日互换了两国最终研究结果报告。　

　　历史共同研究支援委员会由两国政府的局长级官员3人、民间知识分子3至4人组成，其作用是保证历史共同研究的顺利进行和支持其他学术交流等。

　　《参考消息》：迄今为止，韩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成果和双方的矛盾和分歧是什么？双方以什么样的原则解决这些矛盾和分歧？

　　朴晙雨：3年来，韩日两国首次历史共同研究涉及韩日关系中的总共19个主题，写成了达5卷共3000页的共同研究报告书。在共同研究过程中，双方在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否公布研究情况和对特定事实的历史认识等问题上暴露出了分歧。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共同研究使双方彼此搞清楚了对历史认识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为拓宽相互理解的面提供了机会。　

　　《参考消息》：目前，中韩日3国民间团体正在对历史进行联合研究，并且通过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您怎样看待中韩日3国民间团体进行的历史共同研究，这种共同研究与有关国家官方参与的共同研究有什么关系？　

　　朴晙雨：学界和民间团体的交流、合作和共同研究活动与政府层面正在推进的历史共同研究并行，有助于在有关国家市民社会推动历史共识的形成。特别引人注目的是，2001年发生教科书问题时，有关国家民间团体通过相互呼应的活动，自觉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对阻止日本政府审查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政府层面的历史共同研究与民间层面的呼应活动，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　

　　《参考消息》：5月7日，中日两国也决定开展历史共同研究。您怎么看待中日两国拟开展的共同研究？3年来的韩日历史共同研究可给中日研究提供什么样的经验和启示？

　　朴晙雨：从现实来看，历史认识问题正在对韩中日三国为谋求建立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共同体所作的努力构成重大障碍。与此相对照，有关国家间开展历史共同研究，可以被认为是为排除这一障碍所做积极努力的一部分。不过，如果有关国家仅单纯地将共同研究止步于提出研究报告，那么并不符合开展历史共同研究的宗旨，其意义也会打折扣。因此，通过共同研究，一定要将可以共享的历史认识反映和记述到教科书里面。　

　　但是，各国在将共同研究结果与教科书问题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如何巧妙地解决诸如不同的教科书发行制度（国家审定、审查、认证等）和将教科书视作国内事务的认识等问题，将决定历史共同研究的成败。　

　　韩国政府在初级和中级教育中采用的历史教育不属于“学术自由”范畴，而是属于由政府负责的“教育范畴”。因此，有关国家应当以负责任的态度对新一代进行历史教育。以制度为由否定政府干预教科书编订的做法是缺乏说服力的。 （记者　张锦芳）

　　面向未来的东亚视角——专访《东亚历史共同读本》三国编写组中方召集人步平

　　为了批驳日本扶桑社2001年出版的右翼历史教科书，也为了给读者提供一种面向未来的宽阔的视角，2002年参加东亚和平论坛的中日韩三国学者走到了一起，经历了3年11次会议的讨论，他们共同编写的《东亚历史共同读本》终于得以于近日分别在三国出版面世。为此，记者特意在5月24日采访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三国编写小组中方召集人步平先生。　

　　我们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参考消息》：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东亚历史共同读本》即将面世，您作为三国编写小组中方召集人，此时此刻您觉得满意的是什么？又有哪些缺憾？

　　步平：2003年4月开始，合编历史读本一事正式展开。其中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现在终于有了成果，我很满意。三国学者互相协作，在促成共同历史认识上迈出了相当关键的一步，这是最大的成功。要说遗憾的地方也很多，因为三方都没有经验，又是这么复杂的事，到最后我们还是觉得很多问题不好解决。　

　　《参考消息》：我们都知道，中日韩三国历史问题分歧很大，你们怎么能够走到一起来呢？三方学者有没有分歧？

　　步平：我们这些学者能够走到一起，是因为都能够从日本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这一理性层面上思考问题。不可否认，我们之间分歧很多，但主要是在如何准确使用资料，如何让表述为学生更容易接受等方面。　

　　《参考消息》：你们与日本进步学者的合作有什么意义？

　　步平：进步力量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力严格说是在下降，特别是现在出现了日本整个社会右倾化的趋势，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所以我们这一工作的影响也是有局限的。　

　　可是，我觉得与进步力量共同研究历史认识这一事情本身的意义是很大的，可以说是在解决历史认识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要知道即使与日本进步力量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也有很多的问题，首先是不同国家人们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差异，谈共同的历史认识也很不容易。我们虽然在侵略战争的性质方面没有根本的差异，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表述上，差别还是存在的。　

　　与日本进步力量的共同研究，我觉得有两个意义，第一，表明我们对日本进步力量的支持，如果没有进步力量的努力，如果没有这些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对侵略战争的谴责，日本人的历史观不就更成问题了吗？第二，对我们来说，进行这件事促使我们思考如何与这些人共同研究历史问题的方式与方法，如果同这些人都找不到共同语言，中日关系的前途真是很渺茫的。　

　　眼界宽了　胸怀也会宽阔

　　《参考消息》：您能否解释一下这本书所说的东亚视角的含义？

　　步平：作为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基本上是以本国历史为中心来进行叙述的。但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国际化是必然的趋势。各国都要走向世界，看问题的视角就不可能局限于本国，当然这有些理想主义，但现代社会如果没有一个宽一点的视野的话，恐怕很成问题。日本右翼就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强调讲“光明的日本”，回避日本历史上的错误，甚至为侵略战争开脱责任，这样视野就很窄，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格格不入。我们则应该视野宽一些，应有大国胸怀。这就是我们的书强调东亚视角的目的。　

　　东亚视角是什么视角呢？第一，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其实东亚各国都是被欧美打开国门的，这个遭遇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被欺负，也应该承认日本朝鲜也被欺负过。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摆脱了西方列强的奴役，通过明治维新强盛了，但中国朝鲜都没有摆脱。日本强盛以后“脱亚入欧”，变成了西方的一员，又欺负亚洲其它国家，这也是一个视角。但这一点和日本的右翼及保守学者就有差别，右派的日本学者认为它还是亚洲的，但比其他国家优秀，想领导它们与欧洲斗争，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这就回到了军国主义日本的立场。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辩论清楚。第三，就是二战后，不只是我们在和平发展，整个东亚也在走向和平走向发展，也应该注意到日本国内也有和平发展的愿望和力量。　

　　《参考消息》：新的历史读本与我们中国接触到的历史读物会有哪些不同？

　　步平：与我们传统历史教材相比，不能说不同，可以说能打开一个眼界，过去我看到的是20度的角度，现在可能扩大到40度或者60度的角度。

　　最近我们在说中华民族要有宽阔的胸怀，我想眼界宽了就会有宽阔的胸怀。这本书里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的中学生闻所未闻的。

　　政府间达成共识很困难

　　《参考消息》：媒体报道说中日官方同意即将开展历史共同研究，民间与官方的共同研究相比有哪些不同？

　　步平：其实中日官方1995年就开始做这件事了，当时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提出来共同研究历史问题，还拿出一笔资金作为研究的资助，在那之后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还是有深度的，但还不是共同研究。　

　　现在说共同研究，我认为有必要，但是如果说针对中国的反日教育而进行共同研究，这是有问题的。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不认为中国的历史教育是什么“反日教育”。　

　　我们现在谈的问题，有些是历史认识方面的学术问题，但有的已不再是学术性的问题，有的政治化了，有的成为特殊的关于战争的符号。这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要形成政府间共识要有克服巨大困难的思想准备。　

　　《参考消息》：你们的共同研究能不能总结出一个成功模式给未来的研究提供借鉴？

　　步平：首先应该有面向未来的眼光，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然后是要心平气和地讨论，有分歧不要紧，首先进行调查，把资料摆出来，谁也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有个别情况，我们研究不太充分，实在解决不了，也可以暂时保留，所谓求大同存小异，要完全一致不太容易，但基本一致是可以实现的。　（记者　程增宾）

　　相关链接

　　德国专家：中日历史研究不能期望奇迹

　　克劳迪娅·施耐德女士是德国格奥尔格·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关于中日教科书方面的专家。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我对教科书的研究上看，每个国家对历史事件都会有‘自己的、民族的’版本。”她说，这不仅仅限于像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　

　　她说，日本教科书在处理那段战争和殖民历史时所持的趋于缄默的态度是不容否认的。日本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对得到批准的其它版本的教科书所产生的间接不良影响，使其邻国有理由对此表示担心。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历史教科书中还有有关二战慰安妇问题，现在这一历史再次从课本中消失。　

　　她分析说，日本国内主张修改教科书的势力大致有两种出发点：一些人认为，亚洲太平洋战争根本不是侵略战争，而是“解放亚洲”的战争。这一论调显然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另有人虽然不持上述论调，但认为战争的残酷细节和殖民统治不应属于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因为历史教科书与服务于教育目的的科学著作不同，应该有助于培养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　

　　施耐德女士认为，教科书问题只有通过政治和解才有望得到解决，单单靠历史共同研究是不可能实现和解的。必须在政府层面上加强合作、交流、努力达成谅解最终将会使双方都受益，对抗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她认为，各方都应该互相靠近。要使其它国家转变思想，日本首先必须承认自己以前的错误态度。　

　　该研究所地理学家格奥尔格·施特贝尔说，中日共同研究历史很有意义，但不能期望出现奇迹。可能到最后，双方在个别问题上立场仍然根本无法调和，并且双方有关磋商结果必须被社会接受，之后才能在教科书中得到落实。

　　解决教科书问题前提是政治互信——德国专家谈德波教科书合作经验

　　位于德国不伦瑞克市的格奥尔格·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专门从事历史、地理和社会学等领域的教科书研究工作。研究所经常组织国际会议，向教科书出版商和作者提供建议，对国际教科书研究发表专家意见，推动研究并发表研究成果等。在教科书合作方面传统的形式是，两国专家学者、出版商和教育部门代表就教科书中的分歧展开磋商。其中，德国与法国、德国与波兰之间开展的双边教科书合作项目成为解决教科书纠纷的范例。这类双边形式的合作项目现在仍是该研究所工作的重心。　

　　该研究所地理学家格奥尔格·施特贝尔向记者介绍了德国—波兰教科书委员会的合作情况。

　　上世纪80年代之前，德国和波兰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70年联邦德国和波兰签订的《关于联邦德国波兰两国相互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条约重申奥得河至尼斯河是波兰的西部边界，保证尊重彼此领土完整，并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分歧。这个条约为其他问题的解决奠定了政治基础。　

　　1972年，德国和波兰成立了德国—波兰教科书委员会，旨在通过提出建议和修改意见，努力使双方教科书中有争议的内容符合客观实际。委员会有一个主席团，德国和波兰各有一人任主席。主席团里有历史和地理领域的科学家和教育学家的代表。此外，针对每次讨论的主题不同，都有相应的专家学者被邀请参与相关会议。到目前为止，双方各有100多位专家参与过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使得这项工作拥有了广泛的科学基础。　

　　1975年，德国—波兰教科书委员会促成双方签订了《有关联邦德国和波兰历史和地理教科书的建议》，双方召开了总共30次教科书会议，到80年代以后，双方在历史教科书上的分歧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在合作过程中，第一步是确定有争议的内容，并对对方教科书中这一内容加以分析——波兰调查德国教科书是怎么说的，而德国则查看波兰教科书是怎么说的。然后，一方面将调查结果与最新的科学观点和陈述进行比较对照，另一方面就双方对某一历史事件的不同立场进行讨论。　

　　施特贝尔说，重要的是，德国和波兰专家在合作过程中产生了信任关系。有了相互信任的合作基础，即使碰到有争议的内容，也可以坐下来理智地展开讨论，不会导致谈判破裂，不欢而散。他说，每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都需要召开多次会议进行讨论，这是一项漫长繁重的工作，等到公开发表往往需要好几年时间。教科书分析和专业报告等谈判结果会予以公布，包括出版教科书的相关出版社也会看到这些信息。在德国，有关历史教科书的修改建议公布后，媒体和政界会展开热烈讨论，并不是所有政界人士都赞同。出版社也没有义务一定接受修改意见。　（记者　刘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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