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农民增收突破口第三集：从村民到居民

央视国际 2004年04月12日 23:17

　　主持人：关于农民增收，前两天的节目我们说的是怎么才能从土里刨出金子来。种粮、种经济作物能提高收入固然好，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另一个现实，一些农村人多地少、资源有限，光种粮恐怕只能满足温饱。要想过上更好的日子，就要经历更彻底的转变。今天，就让我们从一个曾经有名的种粮大县说起，这个地方20年来的变化，也许能让我们看到中国农村的发展和未来。

　　

　　原昆山县县长吴克铨回忆说：“上级领导对昆山的要求是这样，你商品粮供应多了，你成绩大大的。”

　　1984年是个好年景，许多人说种了一辈子的地，头一次有了这么好的收成。可谁也没有想到，那一年粮价落得让人心疼。看着整袋整袋的粮食卖不出去，许多农民都掉了泪。当时，才二十出头的陈云明第一次明白了“粮贱伤农”这个词的含义：

　　昆山市千灯镇大唐村党支部书记陈云明在回想当时的情况时说：“当时老百姓有一句话叫辛辛苦苦干一年，只能见点零用钱。”

　　日子不好过，到县政府来找吴克铨讨主意的人越来越多。学国民经济出身的吴克铨心想，搞工业建设吧，让村里的青年劳动力干城里人的活，这没准是个办法。其实，吴克铨的思路套用现在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发展工业，搞小城镇经济。

　　对这种情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温铁军是这样说的：“你全国各地去看，单纯指着农民在农业上提高收入这一点早已被事实证明是不太可行的。”

　　“一号文件”起草组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也提出：“中国现在农民收入低，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每一个农业劳动力他支配的资源太少，所以说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在于转移农民，在于推进城镇化。”

　　就这样，在吴克铨的带领下，昆山开始告别祖辈赖以生存的农业，当时有不少人担心吴克铨年轻，意气用事。吴克铨也知道，要在昆山搞工业，难。

　　原昆山县县长吴克铨回忆说：“搞工业的因素很少，因为你要有技术，要有资金，要有产品，要有管理干部，还要有很好的环境，所以总结下来我们这五缺，工业要素都没有，那怎么办呢？当时我们提这个口号叫横向联合。”

　　横向联合，和这四个字在80年代一起时兴的，还有另外四个字“乡镇企业”。1984年3月，在中央转发当时农牧渔业部《关于创办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中，“社队企业”被更名为“乡镇企业”，范围从过去的社队两级扩大到乡、村、联合体和个体。吴克铨眼界一下子拓宽了，也正是从那时起，不只是昆山，靠着整合乡村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和来自城市的技术资源，大批乡镇企业遍布苏南，遍布全国。

　　对于乡镇企业的兴起，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丁力感慨万分：“发展乡镇企业在当时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创造，所以小平同志说它是异军突起。让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所以农民增加了收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温铁军的分析是：“那个时候乡镇企业平均每年能够带动一千多万的非农就业，农民的非农收入大幅度增加，一方面是经济结构调整，一方面是非农经济增加，当然就导致农民收入秩序增长。”

　　就这样，从1985年开始昆山的农业转工业有条不紊地进行。1992年昆山成立国家级开发区后，数十个国家的几千个项目蜂拥而至。回首20年的发展过程，现任昆山市委书记曹新平特别有感触：“昆山农民的收入工作70%来自于务工，每年的工业化的进程当中，我们昆山要转移一到两万的农村劳动力，我们每年昆山呢，为外地的农民可以提供6到7万的劳动岗位。”

　　昆山市千灯镇大唐村党支部书记陈云明高兴地对记者说：“村里组建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的发展就是要三年过后，争取销售突破十个亿，利税要超一个亿，所以农民的收入就突破1.5万元，就是这个目标。”

　　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丁力认为，新的历史时期乡镇企业仍然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如何使农民就业，拿到现金性收入是世界各国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各国都在扶植这样的企业。

　　富裕起来的昆山人，如今思考的是如何把手里的存款变成更多的钞票。今年57岁的陈振球，是昆山一位普通农民。当他发现许多外来企业，急着投产见效益，可又苦于没有现成的厂房，于是就寻思着，联合乡亲们建标准厂房。

　　江苏省昆山市车塘村村民陈振球说起当年的情况非常兴奋：“我们向村里租了土地，把厂房建起来了，他们来租我们就租给他们了。根据当时的时候大概租金是80块钱一个平方，我算下来，我十年内应该收回这个投资的。”

　　来投资的企业越多，租厂房的也越多。现在，“房东经济”已经成为昆山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江苏省昆山市车塘村村民陈振球说，现在每年收益都能达到15%。

　　昆山市陆家镇车塘村党支部书记沈惠良乐呵呵地对记者说：“现在全村用于出租的厂房八九千个平方。就是说老百姓蛮实惠的，再让他种田他也搞不到这个收入。这就是开发带来的好处。”

　　目前，建楼出租的富民合作社在昆山已经有了一百多家，四千多户农民投了钱，回报率都在10%以上。

　　主持人：在昆山的乡镇里，我们看到的是成片的厂房和居民社区，祖祖辈辈劳作在土地上的农民住上了城里才有的公寓，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这是在合理的规划下进行的，有些地方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农民不但没有了耕地，甚至连生活的希望都没有了。

　　严永模是重庆的一个普通农民，7年前家里五亩多耕地被征走了，听说那里要盖商铺，现在已经开工了。七年来，严永模一家4口的口粮就是征地前一年打的粮食。除了严永模的地，石堡村1000多亩土地都在1998年一次性被全部征用了。

　　原重庆市璧山县狮子镇石堡村村民严永模说：“狮子镇来和我们说，开发区要我们的土地，要我们拿给他。孩子9000元一个人，大人14904元。”

　　严永模家总共得了78000元，说是青苗费、房屋拆迁费和人员安置费全在里面了。但拆迁后按照统一规划盖新房就花了10万元。征地补偿费还不够盖房子，为此老严借了不少外债。现在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原重庆市璧山县狮子镇石堡村村民严永模反映：“我们岁数大了，身体也差，出去打工他们也不要我们。”

　　像严永模家的这种遭遇并不少见。据统计，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约为4000万，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超过250万人的速度增长。在江苏昆山，城市扩张的1百多平方公里土地原先都是当地农民的耕地，但是当地设立的“三道保障线”保证了几十万农民的生活。三道保障线是：土地有偿保障、社会保障和动迁保障。

　　昆山市委书记曹新平介绍说：“我们讲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我们在2002年100％地覆盖了。”

　　昆山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宣炳龙说：“去年我们平均是335000块钱一户农民要给，我们现在卖给他的房子多少呢，我们卖给他的房子，我们市场上在卖三千、四千的房子，我们卖给他是一千二、一千六，卖给农民。平均每户农民平均都有一套房子可以出租，一套房子进租金都在两三万左右。”

　　专家们也呼吁，要重视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失地现象。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产业所所长马晓河说：“中国现在目前有些地方，发展城市化它是叫关住城门发展城市化。什么意思就是说把我们的地，变成城市的地，那么建高楼，建广场，但是把农民没有吸进城市，农村没有农转非，农民变成三无农民，失地、失业、失居，这样的话农民就成为游民了，那么这样的话很危险。”

　　“一号文件”起草组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也提出，城镇化本身的发展不一定能够自然地就把农民问题解决了，我们国家去年土地出让金的收入高达三千个亿，大量的土地出让金建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了城市的广场，修了一些很豪华的设施，那么这个土地出让金农民也应该受益。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温铁军分析说：“城市化只有一个指标就是多少农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多少，那叫做城市化率，其他的那些东西就是不符合这些要求的。”

　　国际上，有多种发展城镇化的模式，中国又应该怎么发展自己的城镇化呢？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产业所所长马晓河说：“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走一种高度资源节约，像日本一样，它这个形成一些大的都市圈，就是大都市周围形成好多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形成好多这个放射性的小城镇、卫星城，这样它形成一个联系的一体要大带中、中带下、一体化的格局。”

　　主持人：看到这儿，可能会有观众朋友说了，一些农村并不存在失地问题，可就是乡镇工业发展不起来，农民也富不了。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还是听听专家怎么说吧。

　　农业部农垦局丁力副局长长期深入农村调研，他认为，一些农村的乡镇工业发展不起来，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方缺乏方便的物流和信贷支持，另一方面是缺乏一个完备的产业体系。如果能参照浙江、广东的经验，一个乡镇集中发展一个产业，就能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区域经济发展中这个专业化的趋势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关键。像浙江那样，一个打火机都不是一个村搞，而是这个部件这个地方搞，那个部件那个地方搞，这样的话它由于分工了以后，它就形成了一个部件的规模化，他做这个纽扣它是做几亿个，那和作十个成本绝对不是一样的，而且它是精益求精，小产品大市场这个专业化形成的这种规模化，这样的一种分工的这样一个格局这是一种非常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表现。”

　　丁力说的，广东中山的何启强正在亲身体验。1985年，何启强离开工厂，靠一台旧压铸机，在一个70平方米的锌铁棚里搞了一个加工灶具阀门的小作坊。到1994年，他已经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阀门生产商，与此同时，镇上生产燃气具配件的企业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专业。靠着生产热水器等产品，如今何启强的企业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燃气具出口企业，产品出口37个国家。

　　广东长青集团总裁何启强说：“只有走专业化，当地的行业才能处于领先的地位，才更有规模的优势，这样上规模后能提供更多就业的机会。对当地的农民工转化成工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一号文件”起草组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也提出，浙江的专业化的城镇也非常多，也主要是靠民营经济，也是靠这种产业集群来支撑起来的，有的地方是通过靠发展专业市场支撑起来的。无论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发展，一个城镇要有活力的话，关键是要让民营经济要成为你的主体，一定要建立一种高效廉洁的新政府体系。

　　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丁力提醒：“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块状经济布局以后，他这种产业链接很复杂，有时候它的应对能力差一些。它要调整起来有时候也慢，所以这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时候一个行业完了，整个就完了。可能产业的这种创新还有关键问题的解决，可能这个时候政府得搭把手。”

　　主持人：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会推进到55%左右。也就是说到那时将有2.2亿到2.3亿农民会变成城镇居民，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转移。而让这两亿多农民兄弟真正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也将是我们走上小康之路的关键。感谢收看这期节目，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记者：谢昆 惟沙 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