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种瓜
央视国际 (2003年04月14日 16:20)
我曾经读过一个找针的故事。
说有人丢了一根针,如果这是一个法国人,他会聚众上街游行,高呼口号,“我们要找到这根针!”如果这是一个英国人,他会不动声色的跑到皇家侦探局,秘密请人侦破这根针的下落。如果这是个德国人,他回把房间的地板分成一个一个小方块,然后逐格逐格地寻找。
如果这是一个古代的中国人,他会找出一根铁棒来,把它磨成一根针。
而如果这是个当代的年轻一辈的中国人,他会找出一根特大号的铁棒,在记者的摄像机和围观的群众面前,大做铁棒磨针的秀。然后趁人不备,设法弄来一根针,宣布大功已告成。
《东方之子》要摒弃陈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也要格外警惕那些找根针也不忘作秀的人。在我们生活中,他们一般被称为聪明人。
几个月前,因为筹划《师恩难忘》的系列,开始研究中国九十岁以上的大师,以及他们已作古的恩师。发现没有时间这块试金石,我们总容易被沙子淹没。
这种心境直逼厌世的死胡同。好在碰见了杨瑞清。我为教师节找的一个人物。起因并不是因为他是全国十佳优秀中小学教师。还是因为我对先人陶行知感兴趣。而他从陶行知的晓庄师范毕业,他的乡村小学叫行知小学。
下了飞机,下了汽车,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乡村里的书生,小孩子里的大孩子,就是这样。
他的脸上已有岁月碾过的痕迹,和几十年乡村生活留下的颜色。不过他的脸上还有些稚气,好像就是你记忆中一个小学时代的同学。
我曾经仔细观察过,发现一个人开始变老,不是从身材走样的那时起,也不是从皮肤松弛的那一刻,是当某一天你对着自己十八岁时的照片时,笑那时穿着老土,姿势别扭,但眼神不一样,原来你的眼神散了,你已经不可遏制地开始老了。
你已经看过太多的声色,你的前方没有了一定的方向,你的心很容易阵脚大乱,你把自己掩藏得很紧,但眼神常常泻露了你年龄的秘密。
因此我一看到杨瑞清的眼睛,我就相信自己没有遭遇聪明人。
二十岁那年,他被团县委看中,当上了副书记,我们马上给他掐算了一下,如果混到现在,好赖也该有个副县级了。
他用陶行知的一首诗做了笼统的回答:傻瓜种瓜,种出傻瓜,唯有傻瓜,能救中华。这股豪情,无人可挡。实际上,他知道适合自己的土壤是什么。
接下来他又做了件傻事,娶了个农村姑娘,而且是在他为村民开办的扫盲班里认识的。
当时,那姑娘也明白这之间的悬殊有多大,说,你至少可以找个能做工的姑娘。
我问,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我可以帮你学习。
竟然!
后来我想,如果他不傻,走了仕途,娶了稍有文化的县城女子,他会怎么样。最大的可能是我们互不相识,擦肩而过,也不会留下什么印象。因为这样的人太多。
最关键的是,知道自己快乐,也知道自己为什么快乐,还知道自己怎样让别人快乐,这样的傻子在聪明人云集的世界里越来越少了。
我见过他的妻子,纯朴大方,说话爽直而得体,依然叫他杨老师,一个十一岁的儿子,诚恳与聪明让任何城里的孩子都不能小瞧。那个家,是我很少见到的一个单纯温暖的家,坐在那儿,感觉时光的脚步仿佛特别温柔。
他不傻,他联合办学的思路与方法使一个村小在二十年里全变了模样。
但他的心机与技巧从不隐藏,因为不需要隐藏。
他有个朋友,是把聋哑女儿培养成才的周泓。因为共同的理念,成为知己,杨瑞清常以欣赏和感激的口吻提及他,但也不避讳这个性情中人有是因盲目和固执造成的一些失误。
我说,为什么不改变他?
他说,我不想改变他,改变了,就不是我欣赏的这个周泓了。
那当你明知是陷阱,而又无法改变他的决定你怎么办?
他说,和他一起跳下去,再和他一起爬上来。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他的教育理念有个名称,赏识教育。
他的赏识是有源之水,是你身上偶然闪现的一分灵动。也许连你自己都没发现。所以很多孩子,曾经象蔫了的庄稼,一场喜雨后,重新舒展开来,恢复了活泼泼的绿色。
他坚定的捍卫孩子的自尊心,捍卫童年的权利,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剥夺他们,即使以求知的名义。
他对孩子象对待他在校园里种下的树,谁会为树苗一个月一个月的定下成长指标呢,成长是一个整体阶段,需要等待。
他的那些农村孩子,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我想他是读陶行之先生那段震聋发聩的话的: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叫人往城里跑,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穷的更穷,
他不但读过,而且坚持着,这在成功是硬道理的年代里,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他的孩子,回收藏各种种子,做羽毛标本,树叶标本,
很多也许我们小时候爱做的,但也许受过讥笑或者制止,忘了。
我偶然的发现孩子们画的画,我没办法形容当我见到那些绚烂的色彩、完美的构图、充满诗意的想象是多么激动,最重要的是画的都是那个小学校,而各不相同,决不是简单的临摹。
一向话少的摄像郭宏伟那天多次说起他小时候画一只辣椒结果被老师当众讥笑说是只茄子,从此断了画画的心思。他说,我那时碰到这么一位老师就好了。
几天后,节目合成时,凶巴巴的技术吕刚说了一句一模一样的话。
我发现杨瑞清在各种场合几乎没说过跟他的赏识教育无关的话,连寒暄时也没有,因为什么样的话题似乎都与他的这件事情有关,这也许是心中有无的高深境界了。这有时会显得有些傻气,但很多人会在他面前真情流露地重温自己的成长道路。他们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因此他们总为孩子殚精竭虑。成长变成我们这个国度集体不快乐的重要原因。
在与我说起学校的规划图时,他接了一个电话,我听到几句片言只语,“事情已经发生了,请他把伤养好,这是最要紧的”“请你告诉他,我们希望他早日康复。”放下电话,继续说他的校园图。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他”在两三天前开车撞死了杨瑞清唯一的姐姐。
但我一直不敢提起。虽然我可以感觉到他眉宇间隐隐的痛楚。
有一天吃饭时有人提起了这事,我见他放下碗筷,慢慢地说起了他的姐姐。那份生活的坎坷几乎集中了中国农村女性的全部痛楚。当日子慢慢的稳定下来,孩子也慢慢的长大,没有任何预料的,突然走了。
杨瑞清说,昨天,他来到姐姐的那间土胚房,丝瓜茄子开得正好,绿叶绕满了房梁,姐姐用过的农具还沾着新泥,猪圈里的肥猪还不知情的睡着,在这个干干净净充满生机的院落里,杨瑞清想着他姐姐的一生,其中任何一段苦都足以击垮一个人,但他的姐姐从没有潦倒过。想到这些,他对自己说,姐姐的灵魂一定找到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地方安息。
田间的野草永远没有能力自拔,但它的一枯一荣都在改变这个世界。
你如果体会过一棵草的力量与尊严,你就会知道这个自称为傻瓜的人为什么会有快乐。
他对生命的节制,对孩子耐心与爱心的泛滥,使乡村成了他生长的最好土壤。因此他的眼神依然黑白分明,清澈可鉴,象从未被红尘侵袭过。
从那一刻起,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做个对得起他的片子,这几乎有点咬牙切齿,歇斯底里,以至于整个制作期间夜不能寐,审片前紧张得手脚冰凉。象得了“没见过世面综合症”。结果被王韧主编骂,说是因为心机太重,才把一个好片子剪成了这德行。一再扬言必须大改,让我死的心都有。
不过中间王韧拍了一下大腿,好像说的是日后也要去乡村小学里谋个职去。由于紧张我没听清。也许他说的是,宁可去教乡里顽童,也不跟我等孺子废话。但我相信很多人的心中都曾暗香浮动,向往着一种梦境,好像是童年,又好像在前世。尽管教育先圣孔夫子当年浴乎春水之中的境况已早不存在。
我已早和他约好,十年后去他的乡村学校,如果那时我还没有变成彻底的聪明人,眼神还没有被红尘浸透,还看得清山水的原色。
那时,谁还记得这个劳神的破片子呢?
——周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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