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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风范
------《冯友兰·1946》编导手记
央视国际 2004年06月07日 14:23
做冯友兰是我们组做“北大哲学大师”系列中难度最大的，首先是在于采访嘉宾都已经八十高龄，不便出门到演播室做节目。所以，我只能带着机器去冯友兰的小女儿家采访。
早已耳闻宗璞老师是位著名的作家，除了些散文，却从未拜读过她的大部头作品，时间仓促，更是没有可能将其作品买来一一读一遍。心中自有几分心虚，果不其然，在采访中她问道：“你们看过我写的书吗？”我和池只能面面相觑，说知道或者听说过，这不就等同于没读过。说读过那是虚伪。
第一次采访，很不顺利，无论我们问什么，老人家都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就对付了我们。我想，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原因吧。
回来后，我们觉得这样做下去，肯定是不行的。于是，我们选择了第二方案——再找一个嘉宾任继愈与宗璞老师补充。
到带摄像机去宗璞老师家拍摄的那天，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仅看了她的小说，还准备了不少问题，打算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刨根问底。出乎意料的是，那天宗璞老师情绪非常好，在园子里一坐下就与我谈起冯友兰先生的故事，十几分钟下来，我没有打断她。我心里惊叹：这不就是洋洋洒洒一篇条理清晰，生动有趣的散文吗？
其实，冯友兰先生在早年上课时，就有着条理清楚，上下文逻辑性强的特点，所以，在战乱中，他才会上完课的讲稿就是一篇完整的书稿。看来，宗璞老师是深得冯老先生的“以口代笔”的真传。
以下便是宗璞老师的谈话，大家可以看看，它是不是就是一篇美文？
小的时候在学校里做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庭，我就发表了议论，我说一个家里面只要有母亲就可以，父亲有没有是不重要的，但是父母对小孩这种看法，不知道他们怎么样讨论，不过我父亲也并没有因此就把他做学问，做事业的那个心思多放在家庭上面来。
这就是他全神贯注地最主要的就是哲学，他非常的爱思想，老在考虑问题，所以在抗战的时候，这些先生们从长沙经过越南到昆明去，走过木兰关，司机让大家把手都放进来，收进来，不要靠在窗户上，大家都照做了，可是我父亲好像没听见，车走过去，他的手就撞断了，骨折，后来金越林先生跟我说，半开玩笑的，说当时大家听到这个话赶快把手收进来，只有你父亲在想为什么要把手收进来，收进来的抽象意义是什么，具体意义是什么，等他还没考虑完呢，就已经骨折了。
这是他爱思索，全神贯注地在他的学问上是非常突出。在文革的时候还有一件很滑稽的事。我们那个时候全家都挤在一间小屋子里，所有的地方都堆满了东西，我当时在城里工作，我从城里回来的时候，母亲就包饺子，等到大家包了饺子以后，就找不到这个饺子了，后来找了半天，说这么小的地方能到哪儿去呢，找了半天我父亲坐在那个饺子上，一点也不觉得坐在什么东西上，非常的专心，脑子里只有他所考虑的那些事情。这就是说他是这样，可是他为什么会这么执著呢？为什么会这么爱他的哲学呢？
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他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祖国，所谓爱国，我觉得不是说爱哪个朝代，哪个政权或者是这一类的，就是说爱自己所生长的土地，自己所几千年精神依赖的文化，爱自己生存的空间，爱山山水水，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感情。我觉得像这种感情，它也可以发展成爱和平，爱人类，整个这样一个很大的，很博大的感情。这样他就一直到晚年，他就一直坚持写作。他这个写作是叫长救邦与古新命，他不是为写书而写书，他是把中国古代的哲学精华营养，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添砖加瓦，这在他的序言里面都说了。在他年纪已经很老迈，生活非常困难，吃饭都要人喂的情况之下，他一直坚持写完了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150万字的大书，我想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奇迹，因为它写的不是一般的回忆录这样的形式写下来的，写的是一个很大的学术著作。
他在写作的时候，也有很多关心他的朋友、亲戚很怕他写不完，说你是不是可以写一个大纲，让别人帮助整理，他说不可以，他就是从头到尾一字一句都是他自己的，当然他是口述，是别人记下来的，都是他自己的。这是把生命放在这里面了。所以他有时候就讲李商隐的两句话，“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矩成灰泪始干”，觉得好像真是在风烛残年这段时间里，一定要烧干了才行，他有时候也讲好像是薪火相传，要前心继后心，把自己当成柴来燃烧，使得学术的生命能够继续下去。
在他95岁高龄，他当时经常的生病，天天生活都是很困难，每一天都是很困难的，他完成了这部作品。而且那个时候经常的上医院，他看见家人也是很忙乱的，他就曾经说现在治病是因为要把书写完，如果书写完，有病也就不用吃了，会觉得很安心。他在写完了书以后，四个月就去世了。人家问说他临终有什么遗言，我想那也不是说就是正式地遗言，可是他最后说的话还是关于哲学的，就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编导：周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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