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大爷，这次您告赢了，你跟他们说了吗？
王发周：都知道了。
主持人：最后土地局，要给他们家重新测量宅基地，是吗？
王发周：重新确权。
主持人：什么时候做这个事？
马敏超：现在法院判决以后，土地局现在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要求确权。一个是要写申请，对方要答辩，土地局要搞调查，调查结束要进行调解。调解不了，土地局拿出处理意见，报县人民政府处理决定，很多程序正在进行中。
陈源斌：我所在的农村三不让：老婆不能让，孩子不能让，宅基地不能让，房子不能让，所以王老伯刚才讲的房子问题，就是动了他的根本了。一开始也是不愿意打官司，总是想求一求，能够解决，跑一跑，一趟两趟，可能跑一两年，只要能够解决就行了。除非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才打这个官司。
老百姓为什么要打官司呢？实际上在中国现实环境下，无论从传统来讲，官和民始终处在一个不对等的情况下，通过打官司得到一个什么呢？打官司是创造一个平等对话的机会，因为在中国是首长负责制，“一把手”负责制。我们都当过官的，就是说原告、被告对话的时候，在法庭上对话的时候，作为下属来讲，他可能心理障碍很大。领导虽然没出庭，但是领导坐在后面，他一下子讲错了，实际上他不能做主，他当不了家。县长来了，如果我告的是县政府，县长一句话就是一句话；我告你交通局，交通局局长讲话，讲一句就是一句，他能代表，他可以对一些问题表态。
主持人：我觉得可以问一下现场的朋友，咱们都是在城市里工作的人。
陈源斌：城市也一样！
主持人：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表决，好不好？就是在可打可不打官司的情况下，您坚持要打官司的，举手示意我！
一位、两位、三位、四位。
大爷，城里人也这样，不敢打官司，只有四个人敢打。
马怀德：这里还涉及一个对司法的信心问题，如果我们相信法院能够排除一切干扰，抵制各种干预，能够公正地处理这个案件，我们可能会对它有信心，敢去打这种官司，如果觉得法院的院长级别比县长还低，也不一定敢打这种硬仗，所以一般人就丧失信心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司法体制和行政体制，司法的行政化问题。
主持人：您要问什么问题吗？
观众乙：问庭长。刚才我听了一下，咱们合阳县的首长应诉制，按说是挺难的，而且是难到难于上青天。但是我想了一下，既然是这么难，你们出台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