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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内容--
《多管闲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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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业良：首先第一点我不同意管闲事，我对中国人一般理解管闲事，我觉得是计划经济时代给人们留下的一种观念，这个观念要改。因为一个人的事可以说是私事，但是很多人的事就是大家的事。假如波及到全社会，那就是公共问题。我们有些经济学者，我们有些其他学者来研究公共问题、研究公共政策，被人们称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说你所关心的不光是你的利益，你的安身立命，还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的这些现象、这些问题。那么这三位我觉得从不同程度、不同层次，都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一种参与，这种参与是非常可贵的。中国将来靠什么？除了靠政府以外，还要靠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有人翻译成公民社会，也就是说你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你就有一定的参与意识，对中国大大小小的事你都有发言权，你可以参与。当然杨先生这样的，我们感觉到有些凄惨，觉得他一个人身单力薄，有时候是得不偿失，但是这种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你不是说要全社会推广吗？但至少是有一部分人这样做，他不能替代。刘先生的工作，他注重的是企业之间的，得有商业利益里边的这种关系的。但是他所关注的焦点可能就会忽略到一些弱势群体的一些微小的事情，而这些微小的事情，或者是杨先生做的这些事情，可能是刘先生他觉得从商业利润来讲，或者从自己的时间配置来讲，不合适去做，需要杨先生这样的人去做。还有一部分人需要马大姐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分工协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多一点这样的意识，包括你打赔本的官司，你追求的一种信念，一个原则，不在于要收回多少回报。我觉得这个首先是精神上、道义上来讲的话，大家都是非常支持的。但是从操作层面上来说，我是希望怎么样，刚才咱们一个律师讲的很好，这个事情首先我们大家肯定，杨先生、刘先生、马大姐都是我们社会中的积极分子，我觉得积极比消极好，有的人讲，这事该我倒霉、算了，我去跟他争干吗，争了我一肚子气，到最后还没结果。我觉得由于我们这样一种消极态度影响了我们的制度建设，中国要想发展成像发达国家那样，那就需要每个人都往前走一步。我写过一本书叫《制度是怎么炼成的》，我觉得制度或者像公共产品不是由政府或者立法机构主动的自发的给你提供，而是需要大家有这种需求，有一些呼吁，所以这些公共产品也好，制度产品也好，要靠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来参与，就是制度产品是靠大家来，有这样的需求，有这样的呼吁，最后才引起政府或者立法机关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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