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我们民族的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国家和民族提出复兴的目标并为之奋斗，从来就不存在或早或晚的问题，我希望越早越好。
早报记者吴玉蓉
昨晚，六集大型电视政论片《复兴之路》，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落下帷幕。这部历时10个月“熬出”的大餐，味道如何，需要每个观众自己去细心品尝。
“我们收到的反馈还不错。”昨日上午，在距离中央电视台约500米的专家公寓，央视经济频道副总监、《复兴之路》总编导任学安接受了东方早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这是在《复兴之路》热播之后，他首次接受媒体专访。
“不少观众打来电话或者留言说:历史原来是这样的，太让人心痛了。”对这样的反馈，任学安感到很安慰，“有观众，观众有感触，这样我们投入的大量精力就没有白费。”
昨天采访之中，任学安的话不断被来电打断，甚至有电话咨询《复兴之路》是否已出光盘，但他回答早报记者的每一个问题，一直诚恳而耐心。
复兴之路与《大国崛起》比较
《大国崛起》思考的延伸
历史浩如烟海，不是这样一部纪录片能承载的，但最值得书写、回味和在历史中感悟未来的，就是这段历史。与坐在教室里读教科书感受不同，通过屏幕能更近距离地感受这段历史。
早报记者:说到《复兴之路》，不能不说《大国崛起》。《复兴之路》是在制作《大国崛起》时就有的想法还是在《大国崛起》引起强烈反响之后才有的想法？
任学安:是在《大国崛起》制作后期的考虑，那时候就有一种以电视纪录的形式来展现中国近现代史的冲动。其实以照片、人物的方式出现的这段历史的书籍太多了，电视作品中以断代的方式出现的也比较多，但都比较零碎，缺乏相对来说比较系统、有宏观视野的大片。《复兴之路》也是《大国崛起》思考的延伸。历史太浩瀚了，浩如烟海，不是这样一部纪录片能承载的，但最值得书写、回味和在历史中感悟未来的，就是这段历史。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看《大国崛起》的时候，都是带着中国的心态，不仅是在看9个发达国家，也是在看自己，就是“9＋1”的心态。《大国崛起》不管是在韩国热播，还是在新加坡热播，实际上他们也是抱着“9＋1”的心态，他们也是在看他们自己。《大国崛起》的影响也是全球性的。
早报记者:《复兴之路》与《大国崛起》对比，最大的不同在哪儿？您说过，《复兴之路》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如何给观众新鲜感，因为这段历史观众太熟悉了，而《大国崛起》则不缺乏这种新鲜感？
任学安:的确是这样，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不同。《复兴之路》中这段历史大家太熟悉了，历史事实小学就有了，初中历史教育已经非常系统地进行了讲述。电视产品毕竟服务于大众，如果没人看，各方面的投入就付诸东流，如何做出让观众感兴趣的节目，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也考虑到了。节目即使做得很华丽，如果到达不了大多数观众的内心，不能有效传播，就是失败的。这与坐在教室里读教科书感受不同，坐在家里，通过屏幕能更近距离地感受这段历史。这167年的历史，是一条线发展过来的，一步步走过来的，每一步都是历史的选择。
每个人应该知道基本的历史细节
早报记者:《复兴之路》里展示了很多老照片，有不少是历史书上都难得一见的，你们是从哪里获得这些照片的？这也是能让观众感到新奇的一部分。拍摄《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
任学安:这些老照片并不难得到。比如在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这个渠道还是很方便的，他们也很支持和配合。
我们对历史照片、历史资料的保存方式和国外不太一样，相对来说要落后一些。
我们拍《大国崛起》，在国外找到的历史遗迹、历史遗物很多，都保存完好。影像记录的手段国外运用较早，我们是从国外引进过来的，所以相对来说，他们保存资料更完好。我们的历史资料也浩如烟海，但能够用于电视影像表达的还是比较少，对有些历史文物、遗迹的保护也不太够。比如有的地方，我们想拍，但结果去一看，就剩下一个牌子了。
早报记者:在第一集说到鸦片战争时，有个细节给人印象非常深:连林则徐都相信，如果不给英国输送茶叶和大黄，他们就会因消化不良而死亡。这个事实是从何而来？很多观众在网上反映是第一次听说。
任学安:书上都有，学者的研究很早就已经有了。按说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历史细节，大家应该知道，过去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原来还停留在这种水平上，1840年，当时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是非常简单，非常概念化的。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观众对历史确实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所以很多观众都是第一次知道。
复兴之路与教科书比较
评论和教科书的说法没有区别
有的媒体说我们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上有发挥，这个是完全是误解。我们的评论和教科书没有区别。历史不是生产产品，可以随意创造。对历史的表达同样如此，我们不能说，怎么还是同一个产品，没有创新。我们只能是无限地去接近它，但不能超越它。
早报记者:这段历史我们无法回避很多敏感人物及敏感事件，比如文革。有的媒体说《复兴之路》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审视过去，展望未来，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新的评述，不过，我看《复兴之路》，和我们的教科书并没有什么区别。在历史材料的取舍上有没有顾虑？
任学安:我倒想反问一句了，我们为什么不去相信教科书呢？不管是党内还是国家，都对这段历史有明确的定论，“文革”是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这是中国人民应该永远记住的一场不该发生的悲剧。
历史不是生产产品，可以随意创造。对历史的表达同样如此，我们不能说，怎么还是同一个产品，没有创新。我们只能是无限地去接近它，但不能超越它。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这样十年的惨痛挫折，在党内都有明确的定论。
有的媒体说我们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发挥，这个完全是误解。我们的评论和教科书没有区别。
复兴之路特色
让外国专家来评说
从1840年以来，中国就不仅是只有中国人关注的一个地域性的国家，而是在世界关注之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带有国际性。
早报记者:《复兴之路》里采访了很多外国的专家学者，有英国的，美国的，日本的，这是以前在中国历史纪录片里没有见到过的。你们怎么想到的？是想让他们作为局外人来评说更客观？可他们会比中国人更懂得中国历史吗？
任学安:让外国专家来评说，是这个片子的一大特色。我们当时就决定要增加一个国际视角。未见得是比中国人更懂得中国历史，学术研究毕竟是很专业的，但离得近的不一定要比离得远的人看得多，离得远的人不一定比离得近的人懂得少，我们不做谁多谁少的评判。
从1840年以来，中国就不仅是只有中国人关注的一个地域性的国家，而是在世界关注之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带有国际性，尤其是越往后发展，国际性越强，一步步进入国际社会，进入国际视野，一步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世界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特别想知道，在国际学者眼中，167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这也是给中国的观众打开一扇窗户，并没有他们一定比中国学者懂得多的意思。我们的想法是很重要，但听听别人是怎么认为的，同样重要。
早报记者:这部分是在《大国崛起》拍摄过程中同时采的，还是在后来重新去采的？
任学安:有个别是在《大国崛起》采访的时候就问起过中国的问题，这次我们又专程去了英国、美国、日本，进行了更深入的采访。
复兴之路观点
复兴不存在或早或晚的问题
我们应该追求，同时也渴望更加幸福更加美好的生活。但如果我们总是否定自己的历史，这种思考本身就是非理性的。
早报记者:在您看来，复兴的标准是什么？看《大国崛起》，每个国家的崛起都是水到渠成的过程。我们现在主动提出复兴，会不会欲速则不达？有人认为现在谈复兴还为时过早，您觉得呢？
任学安:我个人认为:复兴的标准，是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也是我们国家三步走战略的目标。我们民族的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国家和民族提出复兴的目标并为之奋斗，从来就不存在或早或晚的问题，我希望越早越好。1840年我们落后了，意识到要复兴，如果在1500年，我们就意识到落后了要复兴，那该多好啊，怎么会存在早或晚的问题呢。我们只是在被打败了之后，被侵略了之后，被蹂躏了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开始复兴了，我们要找一条路。而那时候，复兴的第一个任务，是不受欺负，不做狗，要做人。我们不要忘记历史，记住历史才能更好地对待现在，从历史深处看到的现在所拥有的，才是更加幸福的，更加真实的，更加沉甸甸的，更加有内涵的。
对现实有考虑，但做的是历史
早报记者:从播出的这几集看，谈成就的很多，让我们很振奋。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在务实地直面现实问题。比如看病、住房、上学等民生问题。
任学安: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现实存在的，而且我们经济频道对这些关系民生的话题也做过不少，这些问题总的来说，是在逐步解决的。《复兴之路》是对现实有所考虑，但它不是做现实的片子，是做历史的。历史，至少有一个时间元素，用时间的尺子来丈量我们走过的道路，丈量我们的现实、未来和过去。
但我们提供这样一种视角，一种历史的视角去看问题。算一算，我们绝大多数人吃饱肚子才多少年？我们要感受到我们的进步是多么艰难。谁能不承认，我们现在的生活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我们的片子里，越往后看，就越能看得清楚，人的面貌，人的着装打扮，精神气质，有太大的变化。很多事情，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否定现在的成就。
我们应该追求，同时也渴望更加幸福更加美好的生活。但如果我们总是否定自己的历史，这种思考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声音，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么大一个国家往前走，它的每一步走得非常艰难。
早报记者: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复兴之路》要传达给观众的就是:167年的中国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如何曲折，同时又做出了如何努力，才有了今天这样来之不易的成就？
任学安:基本上是这个想法。我们希望人们能够不割断历史地来看中国是一步步怎么走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进行了哪些实验，那些实验为什么失败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功，因为它解决了中国的问题。那时候那么多西方的主义来到中国，但只有马克思主义管用，还是在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之后才管用。
现在说起来，好像一提马克思主义就多么过时，不是这样的。它指引我们解决了国家的独立问题，解决了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的问题。当然，就像邓小平说过的，它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只有问题，没有最严峻的问题
早报记者:在第二集里谈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较量的核心就是人心的问题。国民党失去了民心，而共产党得到了民心。
任学安:毫无疑问，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比过去好，农业税免了，农村孩子上学不用交学费了。这是最基本的事实。人民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谈这个问题，不能忽略了这个事实。看看我们片子的一张张的脸，从晚清的，到今天晚上的，那些脸，是怎么变化的。这就是事实。
早报记者:您觉得我国现在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
任学安:没有最严峻的问题，只有问题，更多的是发展的问题，公平的问题。不管是党的报告还是媒体的报道，我们都可以看到。党和政府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非是视而不见的，而且正在一个个想办法破解。我对现实和未来都很有信心。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对全体人民的，而非对个别人。
早报记者:《复兴之路》和《大国崛起》在评审过程中有没有听到不同的声音，是否顺畅？
任学安:我们有评审程序，日常节目有日常节目的程序，特别节目有特别节目的程序。
责编：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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