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这里揭示的几所高校中的学术腐败，也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政府有关部门这些年来一直在下气力抓这些问题，包括发布学术规范，但似乎收效有限。
从根本上说，解决高校中的学风问题，要靠学术团体的自治，靠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而不是单纯依靠行政体系。
12名高校教师买论文记
当今，论文造假似乎已不是什么新闻。而连续3年发生在安徽亳州师专的12名教师用买来的论文申报职称的事件，却让人格外关注：为什么这么多人以身试法？引发他们铤而走险的原因是什么？这件事又是怎样在偶然中被捅破的？
★ 本刊记者／李杨(发自安徽、江苏)
意外发现
李皖(化名)不安地看着记者，他怎么也没想到，第一次参与职称评审工作，就揪出一起重大论文造假案。
这位36岁的评审老师就职于安徽省北部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在这起论文造假案中，由于他是第一个发现者，因此被圈里人公认是披露这起重大学术腐败案的“头号功臣”。
事情发生在2005年6月安徽省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中，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共有6名教师申报副教授。李皖参与职称评审的第一阶段，即盲审阶段。在这个阶段，申报者的材料是匿名的。只有到第二阶段，评审会才会知道申报职称的是谁。
李皖认真研读一篇论文后，认为单纯就水平而言，这篇论文达到了副教授评审资格。但一个不合惯例的地方引起了他的注意。
按照要求，申报者要报送两篇论文代表作，并要在科研成果表格中填写其他一些论文题目。一般情况下，作者提交的两篇代表作中，第一篇质量高于第二篇，因为作者往往会把好的文章放在前面。但李皖发现，这位申报者正好相反，第二篇比第一篇好，而且水平还高很多。
特别是，从事教育研究的李皖对第二篇题为《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价值取向》的文章感到似曾相识。他马上上网检索，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自己的一个熟人——山东临沂师范学院的李红婷。“她不是早就评上副教授了吗，怎么又申报一次啊？”疑窦丛生的李皖给李红婷打了电话。“我没送审啊？！”李红婷在电话中也十分惊讶。
于是，李皖又在网上检索了该申请者填在表格里的两个论文题目，发现一篇论文是苏北一所高校的一名教授写的，而另一篇是北京的一位作者写的。
“三篇文章不是同一个作者。”李皖很快把这一情况写成评审意见报给评审组。就在李皖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一同给这个申请者评审的另两位教师也提交了评审意见：该作者达到了副教授水平。
评审会将情况上报，安徽省教育厅调查后却惊人地发现，包括这名申请者在内的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6名教师用以申报职称的15篇论文，都盗用了他人成果。
随后经安徽省教育厅进一步调查，该校2003年、2004年申报副教授职称的11人中，也有6名教师是用买来的论文评职称，而且已成功晋升为副教授。
职称申报
李皖所在的评审组，负责人是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林琦。
“假文章的纸张稍稍亮一些。”接到李皖的举报意见后，李林琦立刻翻出李皖评审文章的论文原件。原件是一本期刊，送来参加评审的论文就“发表”在其中。仔细看，送审论文有作者署名的那一页，纸张颜色与其他页稍有不同。如不事先告知，很难发现有作者署名的这一页是伪造的。
原来，造假者将正规出版的学术期刊中某篇论文的署名页撕掉，把原作者的名字贴换成送审者的名字，然后对该期刊进行重新制作。制作的过程也颇费一番心思——目录、正文、英文索引等，凡涉及到有作者署名的页面，统统改了过来，重新制作成一本期刊。然后，送审者把这本假期刊放进他们申报副教授的材料里。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电话采访时，李林琦告诉记者，他当即要求大家把报送的论文全部上网检索一遍，结果又发现了几个送审者的论文有问题。
另一个评审组的安徽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王先俊得知此事后，也在自己的组里排查，结果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很快，问题被“捅”到了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省教育厅迅速介入此事。派出调查组前往亳州师专调查，结果有了更为惊人的发现：早在2003年，该校3名教师在职称评审中就给一些期刊寄去了“版面费”和自己写的文章，后来发现，登出来的文章，名字是自己的而内容不是自己的。他们索性将错就错，申报职称时报送了这些假论文，结果竟然顺利通过评审。2004年，又有3名教师效仿这个路子并通过了职称评审，全都当上了副教授。到2005年，6名教师就更进一步，有的连论文都不写，直接寄钱给期刊，购买署有自己名字的假论文。
具体负责此案调查的安徽省教育厅人事处处长吴金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亳州师专前后12名造假者，每篇“论文”以1500元至2000元左右的价格成交。而其中11人居然是从同一个人——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徐州)职工聂继红处购买的。其程序是，教师们先与聂继红通过电话联系或者在网上联络，谈好价钱和购买论文的篇数，寄钱后等几个月，聂就会把假期刊寄给购买者。
2005年，第一个主动与聂继红联络的是该校教师方可(化名)。据媒体披露，就在方为职称论文发愁之际，他从一位同事那里听说，江苏一所大学有个姓聂的，可以帮助发表论文，只不过要花点钱。通过这个同事，方与聂取得了联系，并成功获得了所需论文。
接着，其他几个参评副教授的教师纷纷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与聂沟通、洽谈。经过聂继红的“改头换面”，浙江大学张丽华发表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秦观赋论与诗词创作》变成了亳州师专教师代某的“作品”，临沂师范学院李红婷发表在《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的《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价值取向》，成了该校教师方某某的“文章”……
“现在社会上存在一个巨大的论文黑市，我们对老师送审的论文警惕性是比较高的，”安徽省教育厅人事处处长吴金辉说，“可我们怎么都没想到亳州师专的老师造假手段如此奇特和‘原始’，差点就被蒙了。”
造假源头
故事的另一个主角——那个几乎把亳州师专参评副教授的老师一网打尽的聂继红，究竟是何许人呢？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王悦汉向本刊介绍了她的真实情况。聂继红，曾先后在矿业大学实验室、教务处教材科工作，后来竞聘落榜，进入学校人才交流中心待岗，现在每月只领取300元生活费。直到去年11月，亳州师专派人到矿业大学交涉，矿大才得知聂贩卖假论文一事。
矿大纪委监察处副处长孙树民受命专门调查此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孙说，聂已向校方承认，她利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矿业大学学报》《临沂师范学院学报》《台州师专学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为亳州师专教师制造了24篇假论文。亳州师专教师通过邮局汇给聂的钱总共38000多元。
“但聂继红说自己只是‘二传手’”，孙树民说。
聂向矿大的交代，又扯出了另一个人。2001年聂在深圳打工，认识了一个名叫朱从华的福建男子。这以后，聂、朱二人曾盗用书号一起搞过一个《教育教学研究》的非法出版刊物，朱任主编，聂任副主编，他们在报纸上还登了广告。聂负责与学校教师联系并获取所得收入的10%，刊物制作由朱负责，90%的钱被朱拿走了。
孙树民说，聂继红坚称，现在与朱联系不上了，因此矿大的调查陷入窘境。
“我们都被处分了，可做假论文的聂继红却没人管！”被发现造假的6名教师之一亳州师专的刘文(化名)说——安徽省教育厅对造假者在全省高校间进行了通报批评，对他们做出三年内不得申报职称的处罚；对2003年和2004年已经评上副教授的6名造假教师，撤消副教授资格，并扣因晋升职务所增加的工资。
但对聂继红以及那个不知现在何处的朱从华将如何追究法律责任？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当事各方表现出不一样的心态——矿大宣传部副部长张文斌说，矿大会按照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对聂进行调查和处理，至于是否移送公安机关，张认为并非矿大的责任。他比喻说，学校的一个工作人员偷了一辆自行车，应该是公安机关把此事通报校方，而非由校方向公安机关举报此事。
亳州师专的刘文(化名)认为，无论造假教师还是亳州师专校方都不会去告聂继红，因为他们再不想折腾这件丑事了。
此案涉及的一位被剽窃者——临沂师范学院的李红婷在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后，肯定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会追究聂继红的法律责任。理由有三：一、工作生活非常繁忙，根本无暇顾及此事；二、论文抄袭的事情太多，见怪不怪；三、如果告聂继红，也会牵涉到亳州师专的造假教师，最好不要影响这些老师的前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师金海军就此问题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第一，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被抄袭者有权对聂起 诉；但如果权利人不主张自己的权利，那么，根据该法将无人追究聂的法律责任。第二，聂继红参与制造非法出版物，事实清楚、法律依据明确，应受到相应制裁。至于应由谁向有关部门举报此事，则存在一个模糊地带。
金海军认为，从程序上说，应由安徽省教育厅或者亳州师专、矿业大学向有关管理部门举报。但相关单位、个人见恶不举，也不存在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时，只能依靠版权部门主动介入。
在采访中，记者一直在与聂继红联系，但始终未获成功。矿大纪检书记曹德欣、宣传部张文斌向本刊证实了一个传闻——聂继红正在该校攻读研究生课程。
责编：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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