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巫山县城170多公里——素有巫山“小西藏”之称的巫山县庙堂乡,有一位步班邮递员王安兰,19年如一日,用双脚丈量着家乡崎岖的山路,用双脚连接着大山与外界的文明,沟通着现代与传统。 19年,王安兰走过的山路有16万多公里,相当于“绕”赤道四圈,7月14日,记者随同12位“体验高山邮路”的志愿者,与这位被山里人称为“爱心使者”的步班邮递员,一道在那一条崇山峻岭深处他走了千百回的邮路上艰难跋涉了两天,了解到这位“爱心使者”鲜为人知的点点滴滴。
大山深处的步班邮递员
庙堂乡,中国最贫困的十大乡镇之一,乡政府所在地距巫山县城170多公里,平均海拔2000米,东边与湖北的神龙架林区接壤。 “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就是对这里大山气候的真实描述。由于莽莽大山的阻隔,十年前,这里是巫山唯一个不通公路、不通电的乡,一条蜿蜒于悬崖绝壁间的羊肠小道是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有人戏称这里是“通讯靠吼,交通靠走,治安靠狗。”
7年前,邮政通信是庙堂乡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方式。1988年,庙堂乡一位年仅23岁的邮递员肖庆林在取邮件返回的途中被突然暴发的山洪冲走牺牲,在肖庆林之前的一位邮递员也是在攀越一段凿在悬崖峭壁上的山路时失手掉下悬崖摔死的。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邮路啊——从庙堂乡政府到取邮件的地方一个来回要走160多公里崎岖陡峭的山间小路,途中要翻越一座海拔2300多米的大山,很多地方只能手脚并用从悬崖上爬行,大多数时间,走上几个小时也见不到一个人影,路边随处可见野兽留下的粪便和足迹。而王安兰每个月最少要在这条路上往返四趟,每次去取邮件时,身患残疾的妻子陶朝香总是天不亮就起来为他准备够吃两天的干粮——几个玉米馍和一壶白开水,有时,妻子也会偷偷地在他的邮包里塞几个煮鸡蛋。
每次王安兰背上邮包一出门,陶朝香的心就悬了起来——陶朝香知道,夫丈只要一走进大山深处,危险就时时与他相伴。每次只有看到夫丈取邮件回家的身影出现在家门口时,陶朝香的心才会踏实。
“19年来,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陶朝香说。
1988年8月,也就是在肖庆林牺牲后的一个月,巫山县邮政局在庙堂乡招聘肖庆林的“接班人”,条件是月工资30元,由于了解这条邮路的艰难和危险,当时没有人愿意报名,当时28岁、住庙堂乡庙堂村的王安兰不顾家人的反对,主动接过了肖庆林留下的邮包,而且这一干就是19年。
19年来,王安兰成了大山深处的老百姓连接外界的纽带,他成了当地人心目中最有信用的人;19年来,山里的人走了一茬又一茬;19年,当年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两鬓有些斑白的中年人,可王安兰为大山深处父老乡亲送邮件的心一直没有变。
“我们这里太偏僻了,大家收个汇款、寄点钱、看个报纸杂志什么的就指靠我了,我要一直干到走不动为止。”这个生在大山深处、淳厚朴实的汉子脸上露出少有的自豪。
月亮升起时邮件送到村民家
庙堂乡是典型的高山乡,村民居住十分分散,大部分村都不通公路,很多地方虽然直线距离只有短短的数百米,却要穿峡谷、翻高山才能到达,可谓“隔山可对话,见面要一天”。居住得最远的村民距乡政府所在地有一百多里地,有时邮件送到村民家往返要两天时间。
2001年阴历的腊月,居住在庙堂乡最偏远的村——兴元村的村民黄玉田在外打工的儿子寄回一张汇款单,王安兰知道,山里的乡亲们没多少其他收入,说不定指望这笔汇款买过年货,取回汇款单的第二天,王安兰天刚亮就从家里出发往40公里外的黄玉田家赶,由于到黄玉田家要翻过一座海拔2000多米的大山,还没到山顶,积雪已没到了膝盖,等爬到山顶,山间小道已被积雪淹埋,王安兰只好匍匐在地上,用手抓住裸露在积雪外的山藤,慢慢向山下“滑行”,等到了山脚时,他的双手已变得血肉模糊,裤子被磨出了两个大窟窿,屁股也露到了外面。
当又累又冻的王安兰敲开黄玉田家的大门时,一轮弯弯的月亮已升起了老高,在黄玉田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天不亮,王安兰带着黄玉田放进包里的荞麦馍馍,又急急忙忙往回赶——过春节前的这段时间,王安兰没得半分空闲,在外打工给家里寄钱寄物的,写信报平安的……乡亲们可都望穿了眼睛等他上门哪。
深夜与野猪为伴宿于丛林中
在大山里走了十几年,哪里有道坎,哪里有道坡,王安兰闭着眼都能数出来,可王安兰说他最怕的是走夜路,大山里天黑得早,如果和野猪、黑熊等凶猛的野兽碰上面,弄不好就要丢掉性命,王安兰记得还是十年前,他取完邮件回家,由于当天的邮件比较重,走得比平时慢,刚走到一处叫岩口子(庙堂邮路海拔最高的地方,海拔约2300米)的地方时,天就黑了,王安兰摸出手电筒走了一段路,手电筒的电灯泡突然不亮了,不管他怎么鼓捣,手电筒就是不发光。
前面还有40多公里险峻的山路啊!而且这里方圆几十里地根本就没有人居住,如果摸黑走,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深不见底的悬崖摔得粉身碎骨,又急又怕的王安兰只好一根接一根地划火柴,划完了一盒火柴,王安兰才摸索着走到一个能遮挡露水的大岩石下,他本想烧一堆火防寒防野兽,可高山的晚上露水重,从路边捡到的树枝就是不着火,无奈之下,他只好将邮包抱在面前,背靠着岩石,将手能摸到的石头全部放在脚边。
王安兰说那一晚,他多次听到野猪喘着气从面前的树林中穿过,好不容易睁着眼熬到天亮,王安兰才发现,由于太紧张,他站起来时,手里还紧紧地抓着一块大石头。
“这还不是最险的,有好几次我都差点被山沟沟的大水冲走了。”憨厚木讷的王安兰说起这些时,却显得那样从容。
残疾的妻子是他身后的大山
王安兰说他心中最大的愧疚就是对不住身患残疾的妻子,如果不是妻子在身后默默地支持自己,也许自己早就像别人一样到外地打工去了。可当记者前去采访王安兰的妻子陶朝凤时,这个45岁的朴实的山里女人只是一个劲的说,“记者同志,你可莫写我哟,这都没得啥子,我做的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1983年,王安兰与同乡的陶朝凤结婚,可结婚的第三年,陶朝凤不幸患上了脊髓灰质炎,虽然欠了一万多元的外债治妻子的病,但从1985年开始,陶朝凤的腰就再也没有“直”起来过,体重也从120斤下降到70多斤。
每次出门取邮件前,看着妻子佝偻着腰半夜就起床站在灶台后的木凳上为自己准备干粮,王安兰的心中就充满了对妻子的感激和愧疚,由于王安兰大部分时间都奔波在邮路上,陶朝凤不仅要负担所有的家务,还要种一家人的地,虽然行动不方便,但陶朝凤从来没有埋怨过丈夫。由于家贫,王安兰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有两个都只读到小学毕业,最小的一个儿子还是在王安兰一个兄弟的帮助下才勉强读完高中。
“我这辈子最感激的就是我老婆,我最对不起的也是我老婆,她跟着我没过一天好日子。”话没说完,这个朴实的山里汉子眼圈就红了。
19年“绕”赤道走了四圈
30元一个月就干了4年;100元一个月干了5年;一直到98年,王安兰的工资才涨到现在的每个月300元。记者算了一下,19年来,王安兰走过的山路有16万多公里,相当于“绕”赤道走了四圈,送过的邮件可以拉四卡车。
最近这些年,很多乡亲都靠到外地打工发了家。记者在庙堂采访时,也有人都说王安兰傻。随便在外面找一个地方打工,也不只挣这点钱,何况这条邮路又累又危险。
“总得有人做这件事嘛!我们这个地方本来又穷又偏僻,在外面打工的钱要寄回家,出门久了要给家里写信报个平安(目前庙堂乡大部分村民家还不通电话),看不到报纸杂志就不了解国家的政策,信息就不灵。再说,有孩子在山外读书的要给娃娃捎点东西什么的。你说我放得下肩膀上的邮包吗?” 王安兰的回答让记者对心里充满了对这个憨厚的山里汉子的崇敬。
希望有朝一日能买一辆摩托车
十年前,在悬崖绝壁间凿开的一条公路通到了乡政府,这可让王安兰偷偷地高兴了好一阵,他以为公路通了自己就可以结束在崇山峻领间孤独行走的日子。
可过了一段时间,王安兰才知道,家乡这条长达百公里唯一的一条公路,由于大部分地方都是从大山的悬崖绝壁间凿出来的,路面又窄又陡,胆小的司机根本就不敢进山,路上十天半月都见不到一辆车,偶尔有车开进山,可一个来回的车费就要50多元,自己一个月300块钱的工资说什么也不敢奢侈几回。
王安兰只好背着沉重的邮包,依然用双脚丈量着家乡崎岖的山路。“我现在年纪一天天大了,走山路也没以前那样麻利了,如果有一天有钱买一辆摩托车,天气好的时候可以骑车去取邮件就好了。” 王安兰话里透露出少有的疲惫。记者 黄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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