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法治》：许传玺：归国五年

CCTV.com 2007年11月27日 15:51 来源：

　　6月8日，星期五，晚上9点，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院办公室。他，蓝白细纹的衬衣，熨帖的西裤，安静地坐在并不宽大的黑色办公椅上回答记者的提问，字斟句酌，声音低缓。偶尔的"苏格拉底式"提问让记者有些措手不及。

　　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复印机、传真机、饮水机一字排开，此外还有两台电脑（一台个人电脑、一台院办电脑）、两个书柜、一个沙发。摆满论文、书信和各种文件的办公桌后垛着尚未拆包的由他主编的《美国法律重述汉译丛书》，桌上的日历牌里夹着附近快餐店的订餐卡。


	许传玺

　　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 15岁以山东省高考外语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4年后，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大国际政治系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方向唯一的硕士生。1990年留学美国，并分别于1996年、1999年获得耶鲁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和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同年，他加入美国宝维斯国际律师事务所，担任驻纽约总部律师，负责公司法方面的法律事务，包括部分财富500强公司的对华业务。

　　2002年底，他开始走进公众的视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亲自邀请他回国组建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院并出任院长，从此开始在我国复兴比较法及美国法研究的尝试。2004年，他当选美国法律研究院院士，成为美国法律研究院的第8位亚洲院士，也是该院院士中第一位中国大陆学者。

　　有人说他一帆风顺。

　　其实，他每一步都走得辛苦。

　　85岁高龄的法学界前辈潘汉典曾经打电话给他说：“你现在是一个人撑着一座大厦，一定得保重身体。”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终身教授江平先生曾评价他在美国所取得的成绩“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我们共同的骄傲。”

　　面对回国后所遇到的困难，他只对记者说了一个词--"忍耐"。

　　他就是38岁的许传玺，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院的创办人、院长。

　　学院之初

　　知识的存在价值，在许传玺看来，就是被恰当地、负责任地用于改善社会。

　　这是一栋三层的小楼，外表陈旧，坐落在法大研究生院茂密的树林深处。

　　205房间是许传玺的院长办公室，也是中美法学院最初的一间办公室。

　　许传玺的同事，踏实肯干的办公室主任尹超告诉记者，这个房间很有纪念意义；学院的很多开创性工作都是在这里开展的。他2004年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成为建院之初除院长许传玺、教员郝维华之后的第三人。

　　“有时候，下午三四点钟会接到许老师的电话，让我给他订份盒饭，因为他早、午饭还没有吃。"尹超说。

　　知识的存在价值，在许传玺看来，就是被恰当地、负责任地用于改善社会。回国之初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中美法学院的创办之中。

　　他把自己的电脑、传真机、打印机、车辆都用于学院办公；缺少教员，他就动用自己多年的学术联系邀请相关教授、专家过来讲课；有些行政人员的聘用手续没有及时落实，他就用自己的积蓄给他们开了一段时间的工资。

　　许传玺几乎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即使放假回老家看望母亲，也是时间很短就匆匆返回学校了。

　　许传玺的博士生和育东告诉记者，"我到许老师的办公室，经常见他一边吃着盒饭，一边在电脑前工作，好像从不知疲倦似的；晚上他休息得也很晚，我跟他讨论问题，经常是在晚上十点多在电话里讨论"。

　　尹超说，许老师经常和他加班到整个办公楼熄灯，被楼下的保安催着出去。他自己的习惯也因为许传玺改变很多：他晚上不会再关手机，因为随时会接到许传玺的临时通知；他做任何资料都要留一个备份，以防意外丢失；他会逐字逐句检查学院材料；他不再随意地把学院聘来的外国教授叫做"老外"了......

　　可是有一样没变。他们经常在劳累之余玩"挖地雷"的电脑游戏。迄今，他还破不了许传玺的纪录，"初级速度--10个雷两秒，中级—40个雷22秒，高级—99个雷78秒"，他笑着说。他眼里的许传玺，要做就做到最好。

　　2003年加入中美法学院的郝维华博士最初是学院的行政助理。她对许传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身上的民主精神：院里的重要决定从来不是院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是要召开一个院务会，听取所有人意见后再做决定；院里的课程设置也是尊重每一个老师的个人意愿，尽可能给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术氛围。

　　中美法学院于2002年11月正式成立，以美国法和基于美国法的比较法为教学和研究重点，2004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5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并同时参与对政法大学其他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至今，学院已拥有15位全职教师，他们大多毕业于美国哈佛、耶鲁等世界知名法学院，成为我国甚至整个亚洲一个非常独特的法律学者群体。学院的第一届硕士生也于2007年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并已在法院、海关、知名律所及大型企业等单位找到理想的工作。

　　2007年底，中美法学院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的法学硕士（LL.M.）项目将正式启动招生，学员在北京和明尼苏达分别完成规定学业后，将获得明尼苏达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五年努力，学院已经步入正轨。

　　回国之日

　　他在美国留学、工作近13年，但关注的始终是与中国有关的课题。

　　中美法学院，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的话说，是以许传玺为领军人物、适应国内实际需要而建立的富有开创意义的特色法学院。

　　"1998年，我随中国法学教育代表团访美，许传玺当时是旅美中国法学会主席。他在与代表团成员的交流中，十分关注国内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发展。这种发自内心的关注，预示着其学术成绩和中国实际必然要相互结合。我当时就认定，他是一个有志于回国服务、为国效力的人才。"校长徐显明说。

　　2002年10月，徐显明校长找到了短期回国探亲的许传玺，表达了希望他到政法大学、创办中美法学院的意愿。

　　在美国，读完一个法学博士（J.D.）学位通常需要有极好的学术背景和能力，需要投入10多万美元，而法学博士毕业后的收入也相当可观。当时，许传玺已经加入美国宝维斯国际律师事务所，年薪20多万美元。

　　但是，当许传玺得知徐显明校长请他回来是要创建一所以中美比较法为重点、为我国法律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法学院时，他很快做出了回国的决定。

　　"2002年10月19日，我正式到政法大学报到，不过报到的地点是北京首都机场，到达机场后马上就与徐显明校长等出访美国。"许传玺很清晰地记得那个日子。在这次为期10多天的出访中，他们访问了包括他的母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曾经工作过的纽约大学在内的多所美国著名学府。在这次海外出访中，徐显明校长第一次对外公布了许传玺即将被任命为中美法学院院长的消息。

　　2003年4月9日，中国政法大学正式发布了关于许传玺任职的通知，"聘任许传玺同志为中美法学院院长"。

　　其实，将视线拉长至许传玺在美国读书的时间段，就会发现许传玺归国效力并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我在美国留学、工作近13年，但关注的始终是与中国有关的课题。"他对记者说。

　　无论是在耶鲁，还是在哈佛，"中国课题"一直是许传玺学术活动的主线。在耶鲁的6年，他花了大量的时间运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包括先后在国内进行近一年半的实地考察。

　　从2000年开始，他还先后担任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客座研究员，与美国中国法研究的开创人和资深权威杰罗姆·柯恩教授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共同讲授《中国当代法律制度》研讨课；担任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首位专职研究员，负责对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立法咨询与合作；担任中国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此外，他还担任旅美中国法学会主席。

　　在他的博士生和育东看来，许传玺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根的意识”，“这不仅体现在他人生的重大抉择上，也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中。”2002年夏季，许传玺在回国探亲后的第二天，就立即赶赴浙江黄岩，对当地保存的清代诉讼档案和现当代纠纷解决进行整理和实地调查，体现了一位海归学者难能可贵的“寻根”意识。

　　但是，他说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回家，还需要理由吗？”

　　中美法课堂让真理与你为友

　　曾有法大学生在闲谈时说道："从外面回来的老师，开的课都和别人不一样，五彩斑斓又很实在。"中美法学院的学生私下里亲切地称呼许传玺为"老许"。

　　中美法学院第一届硕士毕业生王兆同告诉记者，他在中美法学院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听许传玺老师讲授侵权法。许老师美式判例教学法和充满人文气息的判例分析让他记忆犹新。

　　"Think like a lawyer（像法律人一样思考问题）"、"Answer the question, question the answer.（回答问题，质疑答案）"是许传玺经常在课堂上阐述的理念。

　　不过，王兆同也对许传玺"温和的严厉"印象深刻。有段时间，他以自己的"手快"洋洋自得，常常向同学吹嘘自己一周时间就可以搞定一篇学术论文。许传玺知道后，私下里对他说，"没有深入思考，没有切身实践，这样的论文究竟有何可骄傲之处？"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让真理与你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是"光明与真理"。具有两校教育背景的许传玺一开始就在中美法学院课堂上倡导"真知式"教学，即法学院的课堂必须以传授和应用"真知识"为要旨，对新型授课模式进行积极探索，建立起指导与合作相结合，探讨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型师生关系。在教学方法上，中美法学院使用双语教学和案例教学法。刚开始的时候，王兆同一周只能读几页的英文判例，现在一周下来他可以读完上百页英文判例。

　　许传玺在课堂上多次提到宋朝理学家张载的一段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学生们看来，这也是一个充满使命感的课堂。

　　《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英美法词典》的编撰者之一潘汉典先生告诉记者，许传玺是他非常赞赏的年轻人，他很高兴看到年轻一代英美法学者的成长，中美法学院的教学研究是中国英美法教育的一项重要活动。

　　潘汉典先生毕业于1915年成立的东吴法学院。在1952年以前，这所法学院是我国唯一一所系统讲授英美法和比较法的法学院。二战后，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参加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然而，随着1952年东吴大学被撤销，英美法教育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了。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毕业生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甚至普通工人，潘汉典是为数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现在，他担任中美法学院的专职教授、特聘博士生导师。

　　尹超回忆说，他和许院长曾聊起过这段往事。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三十年，虽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但我国在英美法研究方面几乎还是空白。因此，国内企业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被诉倾销时，经常无法派出称职的法律专家，以至缺席败诉；国家利益在许多场合也无法得到有效保护。除了唏嘘，他能感到许传玺在努力地去缝合这个裂口。

　　国家利益至上

　　"有生之年能为国家尽力，是我莫大的荣誉。"

　　乐山大佛旁修建公园，都江堰上拦河筑坝，故宫、秦俑馆超容量接待游客......

　　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开发与遗产保护之间时有摩擦。中国的遗产保护需要一个包括统一法律法规在内的明确、高效的管理体制。"在统一的遗产保护法的框架下，建立专业性强、具有国际眼光、熟悉相关国际公约和各国经验教训的遗产管理专门机构，这将是中国努力的方向。"许传玺说。

　　回国之后的许传玺除了全身心地投入到中美法学院的创办之中，还相继被国家有关部委聘为法律顾问或咨询专家。

　　2003年8月至2004年7月，许传玺教授受国务院选派，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首席法律专家参与了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组织和筹备，为此次大会在中国苏州的成功召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世界遗产大会，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国际领域的影响与地位的实质提升。

　　在这次会议上，许传玺以其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密切配合，为保证我国所申报的遗产项目顺利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是中国代表团20多位成员中公认最忙的一位。"经常是凌晨两点散会，七点钟就要做好另外一份文件。"许传玺告诉记者。

　　2003年，他又受国务院选派，作为教育部章新胜副部长（章副部长同时是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席和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的法律专家，出席在韩国召开的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第28次全会，并协助章副部长以绝对优势当选为该联合会副主席，这是中国人在该联合会迄今所担任的最高职位。许传玺也被聘请担任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法律委员会共同主席、委员。

　　2005年1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法律专家，出席在奥地利举行的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执委会，并协助哈尔滨市扭转不利局面，成为2009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主办城市。

　　此外，他还担任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法律顾问，就对俄关系问题向国务院办公厅提出法律建议。

　　身处国际舞台，许传玺说自己更能深切地感受到国家利益的分量。"在有生之年能为国家尽力，是我莫大的荣誉。"许传玺说。

　　许式磁场

　　学者要基于自己的学术储备和人生信念，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中美法学院是海归们集中的阵地。目前，学院拥有专职教员15人，其中8人具有在哈佛、耶鲁等著名法学院的留美教育经历。他们在美国接受了纯正的法律训练，对多种法学领域有着彼此相融的学术兴趣和研究：从美国法律制度，中国法律改革研究，法学研究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比较法理论与方法，到国际知识产权，网络信息法，美国民商法（包括合同法、侵权法、财产法、公司法等），到反垄断法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问题，他们都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并出版了或正在出版相关的论文论著。

　　放弃国外优越的物质条件，甘愿回国当一名教书匠，这些年轻的海归教师做出了这样常人难以理解的选择。

　　现任院长助理、副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候选人车虎对记者解释说，他在美国读书时就知道许传玺年轻有为，应聘时感到他做事严谨、虚怀若谷，觉得和他一起工作肯定愉快，也会很有前途，于是就回来了。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副教授齐东祥告诉记者，1998年许传玺在担任旅美中国法学会主席时，就拿出自己的个人积蓄，在哈佛大学主办了一次很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法律发展”国际研讨会。这些事对他触动很深，再加上两人留美的多年友谊，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加入到中美法学院。

　　回国前，许传玺已经享有20多万美元的年薪，回国后年收入却仅有6万元人民币。

　　许传玺说，经济收入是不是重要，要看拿它和什么相比。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郝倩告诉记者，她之所以最终决定回来，主要是因为以许传玺的出色背景和成绩，尚且义无反顾，回国出力，她理应跟随在后。她记得许传玺最有感召力的一句话是，"国内目前的发展势头是百年不遇的，我们如果能够参与其中，大家一起做些事情，总比在国外多赚些钱，多买几辆车更有意义。"

　　在这里，许传玺散发着自己独特的磁力。

　　尽管在国内，社会日趋浮躁的主流价值观有时给年轻的法律精英带来很大的压力，但他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学术伦理底线--正如许传玺所说："学者要基于自己的学术储备和人生信念，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五年之后

　　归国五年，他已经更加适应国情，包括各种困难。他也因此更加忙碌。

　　归国五年，他说自己已经比在国内做研究时更能理解国情，包括此前没有设想到的困难。看着以前的照片，他说不出自己究竟哪里变了，但明显感到岁月在他的身心上留下的痕迹。他说，在学院的年轻海归学者身上，他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刚回国的同事与他一起打车还是按照美国的习惯AA制，就和他当年一样--先下车的他给同事留下应由他支付的一半车费。现在的他总是热心地为同事付账。

　　在美国养成的多年素食的习惯也已改变，因为繁重的工作使他免疫力下降，他不得不倾向于更富有营养的肉食。

　　电脑里还保留着以前常听的苏格兰风笛曲，只是现在很少听了。

　　偶尔也会再看一遍在淡然叙事中饱含对人生和命运思考的《阿甘正传》。

　　明天，6月9日，星期六。上午9 点，他要参加中美法学院主办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问题与配套法规制定高峰论坛"。

　　后天，6月10日，星期日。中午，作为中美法律教育联合委员会中方委员的他将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中美法律教育联合委员会中方主席）、美国杜肯大学法学院Frank Liu教授（中美法律教育联合委员会美方委员）共进工作午餐，讨论第二届中美法律教育联合委员会年会的具体事宜。

　　22点一刻，采访即将结束时，他又接到一个电话通知，下周一前准备好优秀毕业生的评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