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天堂”里没有盲人

　　详细内容：

　　沿着铺满石块的小路，拐过一栋仿古建筑，就是北京鼓楼西大街79号院。在多数人看来，四合院角落里的一座灰砖平房十分简陋，甚至有点寒酸，但在杨林山等一些盲人心里，这里就像“天堂”。

　　每逢周六，这里就会变得喧闹异常。来自四面八方的盲人，不用买票来这里“看”电影。而这样的免费电影，两年多来，他们已经看了100多部。

　　1月6日，又逢周六，京城刮起入冬以来罕见的大风。9时刚过，怒吼的风声覆盖了小院往常的喧闹。杨林山磕磕绊绊用盲杖探路，上了一个台阶，推开一扇门，一股汗味儿扑鼻而来。“哎哟，已经开始了！”他连忙扶墙坐下。

　　“两个年轻人的头顶在一起，他们坐在一间阁楼的台阶上。碧云舍不得秋水呀，紧紧地抱住他，眼里噙满泪水。”一个高个子男人举着话筒，对着一台21英寸的彩电，正在讲解电影《云水谣》。镜头里，一对恋人正在依依惜别。

　　此刻，这间18平方米的小屋里，挤了30多人：木椅上、转椅上、折叠椅上，都坐满了；连过道、门口、窗边，也站满了。和杨林山一样，他们都是来“看”电影的盲人。

　　讲解员大伟站在最前面。他戴眼镜，盯着屏幕嘴一刻也不停。

　　“别哭了，怪可怜的。”一个穿橙色外套的中年妇女正在为剧中人物揪心。身旁的男子紧紧攥住手中的针织帽，说：“对呀，碧云要挺住！”

　　两年前的一个秋天，大伟正在家里看美国大片《终结者》。恰好有位盲人朋友来访，于是他边看边讲。结束后，那位朋友竟把大伟抱起来连转几圈，流着泪大喊：“太棒了，我能看电影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一部电影竟能给盲人带来这么大的快乐。”那一幕让大伟深受震撼。当时，他自认为对残疾人还算了解。妻子成立了一家影视公司，其中产品之一就是一档残疾人的电视节目。

　　大伟曾模拟盲人跟着妻子在街上走。起初他还能挺直腰板和妻子并行，不一会儿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落在了后面。从那时起，他感同身受地明白了盲人喜爱“看”电影的原因。“是啊，正常人的信息80％都是通过眼睛获得的啊！”

　　此刻，屏幕上那对恋人初次见面。大伟尽量详细地讲：“秋水穿一件深蓝色的学生装，有双浓浓的眉毛。碧云呢，穿的是蓝白色的学生裙，瓜子脸、大眼睛、长辫子。两个人就这样擦肩而过，久久凝视，像是多年不见的知音一样凝视。”

　　杨林山不自觉地咂嘴，晃着脑袋。这个45岁的橡胶厂退休工人，自从两三岁因病失明后，便很少再看电影或电视。“看不懂，很多画面没有声音，剧情连不上。”他说。他只知道《铁道游击队》里“咱们把鬼子打跑了”，可“怎么打的”就不知道了。

　　“大伟讲我就能听懂。”他咧开嘴笑了，“他明白我们想知道什么。”

　　做到这一点其实十分不易。除亲身体验黑暗外，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讲。事实上，大伟自己就有一个智障的妹妹。她不会讲话，更无法照顾自己。为此，当哥哥的没少操心，因为有人给妹妹起外号，他甚至和人动手打过架。

　　这也是大伟和妻子制作残疾人电视节目的原因之一。很早以前，大伟就从中国科学院地球所辞职下海，策划发行电视节目。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合作，创办了专门讲述残疾人故事的《生命在线》。

　　出乎意料，这档节目收视率极高。大伟说，因为从内心里把残疾人当做普通人一样看待，“就像你家邻居二柱子一样亲切”，而不是身残志坚的典型，或是命运悲惨的苦主。

　　可惜高收视率并没带来高额利润，因为没人愿意给“满是瞎子和瘸子”的栏目投放广告。节目勉强维持了一年便停播了，但从此大伟夫妇爱上了这一行。他们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信奉“众生平等”，希望“帮助别人、快乐自己”。2003年，他们用做生意的积蓄建立了“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专门为残障人士服务。

　　前年夏天，大伟花850元租下这间小平房，开设了盲人电影院，当时只有杨林山在内的五六名观众。杨林山至今还记得第一部电影《可可西里》的画面：沙漠里，保护藏羚羊的车队被困住了。虽然并不能确切说出藏羚羊的样子，可他因此明白了保护环境的道理。

　　这也是开办盲人电影院的真正目的——帮助残疾人和正常人进行平等的交流。在大伟看来，由于受到歧视等原因，许多残疾人把自己定位成受助者，而不是参与者。一次，大伟组织盲人爬慕田峪长城。有盲人摸着城墙直笑：“嗨，这砖比我们家的大多了！我还以为长城就是个土坡呢，没想到这么雄伟！”

　　为了让正常人体验盲人的世界，“红丹丹”还组织过一次名为“假如给我三天黑暗”的活动：30名志愿者戴上黑色眼罩，结果到了第一天中午就只剩下两位坚持着。一名女大学生摘下眼罩后竟然哭了，她挥着手大喊：“天啊，我终于重见光明了！”

　　“这才半天，可许多盲人一辈子要面对这种黑暗啊！”大伟悲叹道。为了不遗漏画面的每个信息，他常常把要讲的电影看上三四遍。不仅如此，他还会随着镜头的转化或加快语速，或娓娓道来，或设置悬念，让现场的“观”众彻底投入。

　　此刻，屏幕上，一个年轻人在拼命奔跑。大伟的嘴也没闲着：“‘谁？碧云？’穿着军绿大衣的秋水像是发了疯，眼睛像喝醉了酒，跌跌撞撞地往前跑。他上了二层的楼梯，大口地喘息。他推开一扇门，没有！他转上又一层楼梯，路过医务室和三两个病人，还是没有！他下了楼，还是没有！他跑过一群玩乐的小孩子，一串铁栅栏，走到一个院子前。那里搭着白色的床单，在太阳的映衬下，浮现出一个女人的影子……”

　　他的语速突然慢了下来，“那会是他朝思暮想的碧云吗？”

　　“肯定是！”杨林山等不及了，开始鼓掌。他旁边一位老人干脆站了起来，身子向前倾，捣着盲杖：“终于见着了，这一对苦的！”

　　“出现一个穿红毛衣的女子。”大伟声调又调高了，“是王金娣！”

　　“怎么是她呀！”杨林山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现场一片唏嘘。

　　大伟喘了口气，声音逐渐转入舒缓。头天晚上，为录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档《心目影院》的节目，他直到凌晨两点才休息。这是一档专为盲人讲述电影的节目。作为讲述人，大伟还会带着盲人徒弟编播节目——这是“红丹丹”的另一个项目。“我们不希望盲人的职业只是按摩师，还应该有更多。”大伟解释说。从2004年起，他和妻子已经培训了十多名盲人，他们基本掌握了广播节目的编播，还有人拿到了普通话二级甲等的证书。

　　一切费用都是大伟夫妇所出，加上日常的开支，数目不菲。一度，做生意的积蓄花光了，他们就拿出拆迁的补偿金。有时候，夫妻俩身上只剩下20元钱，留一半给汽车加油，剩下的买次日的早餐。

　　“那个时候，所有的朋友都不接你的电话，所有的亲人也都不理睬你。”大伟叹了口气，“因为都知道你要借钱。”

　　每年过年，亲戚们都会提前说好：“来可以，别提你们的事儿。”一次家庭聚餐吃烤鸭，花了800多元，儿子下意识地吹起了口哨：这可是“红丹丹”十几名员工两个月的伙食费啊。

　　逢年过节，夫妻俩就在家里呆着。“叫也不去，因为没钱给爸妈买礼物。”大伟的妻子郑晓洁有些无奈，“他们说我们是败家子儿。”

　　但夫妇俩一直在坚持。大伟把社会比作“母体”，残疾人也是母体的一部分不应被忽视。“就像自己的手指头一样，他疼你也疼，他好你也好。”大伟反复对记者强调，“一定要写到文章里去啊！这是我做事情的根本动力。”

　　所幸，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残疾人群体了。盲人电影院那台DVD播放机就是微软志愿者捐赠的，他们还拿出珍藏的姚明签名的篮球背心，组织拍卖会，为“红丹丹”筹集了1万元现金。

　　还有不少志愿者主动报名给盲人讲电影。一个外企白领说，之前觉得人生就是“竞争和赚钱”，如今，她终于体会到了“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的含义。

　　更令大伟欣慰的是，他们的义举，已开始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一天早上，母亲给妻子打电话，哭着说：“我刚看了《东方时空》的节目，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这么些年了，能坚持下来真不容易。”过了几天，她偷偷塞给妻子1000元钱。

　　“受牵连”的还有儿子。由于无力负担一年3万元的学费，他上不了大学，成为“红丹丹”的志愿者。可他并不后悔。

　　如今，大伟正计划把讲述的电影做成有声读物，让更多的盲人能够“看”上电影。一位“半路盲”的老太太打来电话说：“我之前做梦只能听到母亲的声音，而看不到她的模样。听了你的电影，我又‘看’到她了！”

　　“你看视觉信息是多么重要啊！”大伟有感而发。他希望中国能建立一座残疾人主题公园，把世界各地的景观微缩成残疾人触手可摸的实物，把自己的电影院搬到里面去。

　　“镜头里出现一只雄鹰，它穿过白色的云层，俯瞰大地上的河流。”电影将要结束时，大伟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浑厚。

　　“噢，这就是《云水谣》的来源吧！”杨林山听明白了。虽然他并不知道大伟的样子，不知道他是否戴眼镜，也不知道他爱穿灰白衬衫。他只是根据声音判断，大伟的身体应该“很健康，面色红润”，而不是“瘦弱枯黄的小个子”。

　　“听他讲电影，就像心里长了对眼睛。我们的黑暗世界总算有了一道光。”杨林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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