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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天堂”里没有盲人

CCTV.com  2007年11月30日 16:07  来源:  
  [内容速览]在大伟的盲人电影院里,盲人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享受电影;大伟组织的“假如给我三天黑暗”的活动,让更多人从心里把残疾人当普通人一样看待;在电台,大伟录制专为盲人讲述电影的节目《心目影院》,直到凌晨两点才休息·······最终,他建立起“红彤彤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专为残障人士服务。 如今,大伟正计划把讲述的电影做成有声读物,让更多的盲人能够“看”上电影。

  详细内容:

  沿着铺满石块的小路,拐过一栋仿古建筑,就是北京鼓楼西大街79号院。在多数人看来,四合院角落里的一座灰砖平房十分简陋,甚至有点寒酸,但在杨林山等一些盲人心里,这里就像“天堂”。


  每逢周六,这里就会变得喧闹异常。来自四面八方的盲人,不用买票来这里“看”电影。而这样的免费电影,两年多来,他们已经看了100多部。

  1月6日,又逢周六,京城刮起入冬以来罕见的大风。9时刚过,怒吼的风声覆盖了小院往常的喧闹。杨林山磕磕绊绊用盲杖探路,上了一个台阶,推开一扇门,一股汗味儿扑鼻而来。“哎哟,已经开始了!”他连忙扶墙坐下。

  “两个年轻人的头顶在一起,他们坐在一间阁楼的台阶上。碧云舍不得秋水呀,紧紧地抱住他,眼里噙满泪水。”一个高个子男人举着话筒,对着一台21英寸的彩电,正在讲解电影《云水谣》。镜头里,一对恋人正在依依惜别。

  此刻,这间18平方米的小屋里,挤了30多人:木椅上、转椅上、折叠椅上,都坐满了;连过道、门口、窗边,也站满了。和杨林山一样,他们都是来“看”电影的盲人。

  讲解员大伟站在最前面。他戴眼镜,盯着屏幕嘴一刻也不停。

  “别哭了,怪可怜的。”一个穿橙色外套的中年妇女正在为剧中人物揪心。身旁的男子紧紧攥住手中的针织帽,说:“对呀,碧云要挺住!”

  两年前的一个秋天,大伟正在家里看美国大片《终结者》。恰好有位盲人朋友来访,于是他边看边讲。结束后,那位朋友竟把大伟抱起来连转几圈,流着泪大喊:“太棒了,我能看电影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一部电影竟能给盲人带来这么大的快乐。”那一幕让大伟深受震撼。当时,他自认为对残疾人还算了解。妻子成立了一家影视公司,其中产品之一就是一档残疾人的电视节目。

  大伟曾模拟盲人跟着妻子在街上走。起初他还能挺直腰板和妻子并行,不一会儿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落在了后面。从那时起,他感同身受地明白了盲人喜爱“看”电影的原因。“是啊,正常人的信息80%都是通过眼睛获得的啊!”

  此刻,屏幕上那对恋人初次见面。大伟尽量详细地讲:“秋水穿一件深蓝色的学生装,有双浓浓的眉毛。碧云呢,穿的是蓝白色的学生裙,瓜子脸、大眼睛、长辫子。两个人就这样擦肩而过,久久凝视,像是多年不见的知音一样凝视。”

  杨林山不自觉地咂嘴,晃着脑袋。这个45岁的橡胶厂退休工人,自从两三岁因病失明后,便很少再看电影或电视。“看不懂,很多画面没有声音,剧情连不上。”他说。他只知道《铁道游击队》里“咱们把鬼子打跑了”,可“怎么打的”就不知道了。

  “大伟讲我就能听懂。”他咧开嘴笑了,“他明白我们想知道什么。”

  做到这一点其实十分不易。除亲身体验黑暗外,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讲。事实上,大伟自己就有一个智障的妹妹。她不会讲话,更无法照顾自己。为此,当哥哥的没少操心,因为有人给妹妹起外号,他甚至和人动手打过架。

  这也是大伟和妻子制作残疾人电视节目的原因之一。很早以前,大伟就从中国科学院地球所辞职下海,策划发行电视节目。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合作,创办了专门讲述残疾人故事的《生命在线》。

  出乎意料,这档节目收视率极高。大伟说,因为从内心里把残疾人当做普通人一样看待,“就像你家邻居二柱子一样亲切”,而不是身残志坚的典型,或是命运悲惨的苦主。

  可惜高收视率并没带来高额利润,因为没人愿意给“满是瞎子和瘸子”的栏目投放广告。节目勉强维持了一年便停播了,但从此大伟夫妇爱上了这一行。他们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信奉“众生平等”,希望“帮助别人、快乐自己”。2003年,他们用做生意的积蓄建立了“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专门为残障人士服务。

  前年夏天,大伟花850元租下这间小平房,开设了盲人电影院,当时只有杨林山在内的五六名观众。杨林山至今还记得第一部电影《可可西里》的画面:沙漠里,保护藏羚羊的车队被困住了。虽然并不能确切说出藏羚羊的样子,可他因此明白了保护环境的道理。

  这也是开办盲人电影院的真正目的——帮助残疾人和正常人进行平等的交流。在大伟看来,由于受到歧视等原因,许多残疾人把自己定位成受助者,而不是参与者。一次,大伟组织盲人爬慕田峪长城。有盲人摸着城墙直笑:“嗨,这砖比我们家的大多了!我还以为长城就是个土坡呢,没想到这么雄伟!”

  为了让正常人体验盲人的世界,“红丹丹”还组织过一次名为“假如给我三天黑暗”的活动:30名志愿者戴上黑色眼罩,结果到了第一天中午就只剩下两位坚持着。一名女大学生摘下眼罩后竟然哭了,她挥着手大喊:“天啊,我终于重见光明了!”

  “这才半天,可许多盲人一辈子要面对这种黑暗啊!”大伟悲叹道。为了不遗漏画面的每个信息,他常常把要讲的电影看上三四遍。不仅如此,他还会随着镜头的转化或加快语速,或娓娓道来,或设置悬念,让现场的“观”众彻底投入。

  此刻,屏幕上,一个年轻人在拼命奔跑。大伟的嘴也没闲着:“‘谁?碧云?’穿着军绿大衣的秋水像是发了疯,眼睛像喝醉了酒,跌跌撞撞地往前跑。他上了二层的楼梯,大口地喘息。他推开一扇门,没有!他转上又一层楼梯,路过医务室和三两个病人,还是没有!他下了楼,还是没有!他跑过一群玩乐的小孩子,一串铁栅栏,走到一个院子前。那里搭着白色的床单,在太阳的映衬下,浮现出一个女人的影子……”

  他的语速突然慢了下来,“那会是他朝思暮想的碧云吗?”

  “肯定是!”杨林山等不及了,开始鼓掌。他旁边一位老人干脆站了起来,身子向前倾,捣着盲杖:“终于见着了,这一对苦的!”

  “出现一个穿红毛衣的女子。”大伟声调又调高了,“是王金娣!”

  “怎么是她呀!”杨林山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现场一片唏嘘。

  大伟喘了口气,声音逐渐转入舒缓。头天晚上,为录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档《心目影院》的节目,他直到凌晨两点才休息。这是一档专为盲人讲述电影的节目。作为讲述人,大伟还会带着盲人徒弟编播节目——这是“红丹丹”的另一个项目。“我们不希望盲人的职业只是按摩师,还应该有更多。”大伟解释说。从2004年起,他和妻子已经培训了十多名盲人,他们基本掌握了广播节目的编播,还有人拿到了普通话二级甲等的证书。

  一切费用都是大伟夫妇所出,加上日常的开支,数目不菲。一度,做生意的积蓄花光了,他们就拿出拆迁的补偿金。有时候,夫妻俩身上只剩下20元钱,留一半给汽车加油,剩下的买次日的早餐。

  “那个时候,所有的朋友都不接你的电话,所有的亲人也都不理睬你。”大伟叹了口气,“因为都知道你要借钱。”

  每年过年,亲戚们都会提前说好:“来可以,别提你们的事儿。”一次家庭聚餐吃烤鸭,花了800多元,儿子下意识地吹起了口哨:这可是“红丹丹”十几名员工两个月的伙食费啊。

  逢年过节,夫妻俩就在家里呆着。“叫也不去,因为没钱给爸妈买礼物。”大伟的妻子郑晓洁有些无奈,“他们说我们是败家子儿。”

  但夫妇俩一直在坚持。大伟把社会比作“母体”,残疾人也是母体的一部分不应被忽视。“就像自己的手指头一样,他疼你也疼,他好你也好。”大伟反复对记者强调,“一定要写到文章里去啊!这是我做事情的根本动力。”

  所幸,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残疾人群体了。盲人电影院那台DVD播放机就是微软志愿者捐赠的,他们还拿出珍藏的姚明签名的篮球背心,组织拍卖会,为“红丹丹”筹集了1万元现金。

  还有不少志愿者主动报名给盲人讲电影。一个外企白领说,之前觉得人生就是“竞争和赚钱”,如今,她终于体会到了“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的含义。

  更令大伟欣慰的是,他们的义举,已开始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一天早上,母亲给妻子打电话,哭着说:“我刚看了《东方时空》的节目,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这么些年了,能坚持下来真不容易。”过了几天,她偷偷塞给妻子1000元钱。

  “受牵连”的还有儿子。由于无力负担一年3万元的学费,他上不了大学,成为“红丹丹”的志愿者。可他并不后悔。

  如今,大伟正计划把讲述的电影做成有声读物,让更多的盲人能够“看”上电影。一位“半路盲”的老太太打来电话说:“我之前做梦只能听到母亲的声音,而看不到她的模样。听了你的电影,我又‘看’到她了!”

  “你看视觉信息是多么重要啊!”大伟有感而发。他希望中国能建立一座残疾人主题公园,把世界各地的景观微缩成残疾人触手可摸的实物,把自己的电影院搬到里面去。

  “镜头里出现一只雄鹰,它穿过白色的云层,俯瞰大地上的河流。”电影将要结束时,大伟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浑厚。

  “噢,这就是《云水谣》的来源吧!”杨林山听明白了。虽然他并不知道大伟的样子,不知道他是否戴眼镜,也不知道他爱穿灰白衬衫。他只是根据声音判断,大伟的身体应该“很健康,面色红润”,而不是“瘦弱枯黄的小个子”。

  “听他讲电影,就像心里长了对眼睛。我们的黑暗世界总算有了一道光。”杨林山说。

责编: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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