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3日,浙江三门的气温蹿到30多摄氏度。下午3点多,陈云林从位于珠岙镇西陈村的家出发,赶往三门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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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放映员:陈云林 |
他一瘸一拐走过几十米的碎石路。快60岁的人了,赶起路来即使正常人也需加快脚步,才能跟上他的步伐。
在村口,老陈招呼了一辆三轮摩的。熟识的摩的司机把他送到公路边,约好晚上去县城接他回来。在搭上开往县城的公交车后,他一直紧紧捂着胸前的一个黑色尼龙包,里面是一台价值两万多元的进口投影仪。
县城的一家超市搞店庆,邀请陈云林去放两晚露天电影。刚过下午5点,太阳还高高挂在天上,陈云林已经忙活开了。挂银幕是最麻烦的事,要把5米长、3米宽的幕布挂到离地面约5米的高处,很需要下一番力气。经过反复调整,直到幕布变得完全平整,他会把绳索连着打上几个活扣。“放电影时,老有小孩子喜欢拽着绳子玩,所以绳子一定要系得结实。”他说。
这是个露天市场,摊贩们都还在做生意。除了来往的行人,这里还是平板车、小货车和三轮车过往的交通要道。陈云林拽着电线,穿过一个卖西瓜的摊位,又穿过一个卖玉米和土豆的摊位,拉到马路另一侧的卖鞋摊前,和放映设备组装起来。
他开始调试音响。不知怎的,只有一个音箱能放出声音。他一瘸一拐,穿过两个菜摊和车流,走到马路对面,把两个音箱的插头连线都检查一遍,确认插好。再一瘸一拐穿过菜摊和车流,回到设备前,放音,还是一样。往返试了数次,情况照旧没有改变。“看来今天只能听单声道了。”他脸上露出遗憾的表情。
这时候,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一个抱着婴儿的青年男子问:“今晚放什么片子?”陈云林回答:“成龙的《新警察故事》。”男子表示,晚上一定来看。
“这片子是我选的,肯定好看。”看天色还亮,老陈就和周围的人攀谈起来。“我放了24年电影了,老百姓爱看什么电影,我最知道。”他说,“我们乡下人,最喜欢看武打片和戏曲片。”
拉开黑包的侧袋,老陈抽出一个CD包,里面插着几十张碟片,既有数字影院提供的影片碟片,也有他自费购买的戏剧DVD。他的衣服口袋里,永远揣着一张绿色小硬纸板。背面抄着他所拥有的电影碟片名字,供观众点播之需。“现在我放的是数字电影,和城里电影院用的一样。这比过去的拷贝好多了。”老陈自豪地说。
1956年,年仅6岁的陈云林第一次在珠岙粮管所的操场上看了场露天电影。他至今清楚地记得,片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他看傻了:就一块白布,怎么能放出这么大的人影?还会动?还有声音?太神奇了!
他好奇地跑到银幕后面,却没找到银幕后的演员。从此,他迷上了电影。只要电影放映员一摆弄机器,他总是蹲在一边,“眼睛睁得大大的”。
“当时,一张电影票5分钱。我总是缠着妈妈要钱去看电影。有时等不及回家吃晚饭,就抓一个麦饼,奔着打麦场去了。”由于3岁时右腿落下了残疾,内心一直存着一个阴影,但电影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最爱看的电影是《地下尖兵》,一连看了5遍。
后来,十里八乡的电影放映员大都认识了陈云林,就算不认识,但只要看见有个男孩一瘸一拐跟在屁股后面,一猜准是他。
1983年,西陈村要办农村文化俱乐部,需要一个放电影的人,陈云林被派去县电影公司学技术。电影公司的人一见是他就说:“回去回去,你不用学了!”就这样,陈云林省下70元的培训费,顺利拿到了放映员执照。尽管此前他做橡胶生意很有赚头,但自从当了乡村电影放映员后,他就撇下了生意。“我太爱电影了”。
晚上7点,《新警察故事》准时开映。周围的摊贩大多已经收摊了,马路空了出来。有人将自行车靠在路边,坐在后座上看电影,也有人坐在路边的栏杆上、河边的护栏上。有人开始站着看,后来累了,索性直接坐到马路上。小孩子们开始还拿着竹竿在银幕前打闹嬉戏,看着看着,也都安静下来。
陈云林则环顾四周,清点一下人数,发现大约有两三百观众。他十分满意,这让他又想起露天电影红火的年代。那时农民没什么娱乐,村里看一场电影就像过节一样。听说哪个村放电影,周边村民都会拖家带口赶过来。想看电影的村还要排队,条件好的村会派手扶拖拉机来接送,条件差点的,也会叫几个青壮年来扛机器。即使下雨,村民也会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坚持看完。
1985年,乡村电影放映员都变成个体户了。陈云林花1100元把村里原有的放映机买下来。开始还都是到各村包场放映,每场给三五百元。渐渐地,村里的集体经济衰败了,没钱包场了。1987年,陈云林第一次尝试卖票制,每张票4毛钱。因为没组织经验,1600个观众,只有1200个人买了票。
之后,他自费到南京买了一台高级放映机。3个侄子跟着他学放电影。最红火的时候,叔侄4人一晚上能放4场电影,可赚上千元。尽管老陈至今未婚,但让他颇感自豪的是,一个残疾人靠放电影,赚出了3个侄子的学费。
与多数放映员不同,老陈放电影走的是技术加宣传的路线。每次出发前,他都要检查好机器,从未在中途出过故障。一次,邻乡的电影放到一半,设备坏了,村民都不肯散去,派了四拨小伙子骑自行车来找老陈,要他带着机器去救急。老陈在本村放完电影已经晚上10点多了,再坐上对方派来的拖拉机,赶去救场。几百个村民一直就在那里等候。
陈云林还学会用广告宣传电影、扩大票房生意。他不但贴海报和故事梗概,还利用镇广播站宣传电影。为此,他的票房常常胜出县电影公司的票房。
有一次,在柿树湾村放电影,老陈听说村里有位老婆婆受两个儿媳妇虐待,当晚,就把这个故事编写到幻灯里,在放电影前先放幻灯。他自己还拉着二胡,以演唱道情的方式唱了出来。那两个儿媳妇看到后,赶过来对他破口大骂。不过她们的事被老陈这么一唱,几个村的人都知道了。几个月后,那里的村干部告诉老陈:多亏你放了幻灯片,现在两个媳妇对婆婆好多了。
“农村电影红火了10年,到1994年以后,许多农民家都买了电视,还装上了有线电视,大家都在家看电视,露天电影渐渐没人看了。”只要说起现状,老陈的失落就溢于言表。
一次,他在乡下放《生死抉择》,原先有300多村民来看。开播后一看不是武打片,观众便渐渐散去。老陈急了,去小卖部花10元钱买了包烟分给众人。“还有半个多小时,大家帮帮忙,把它看完吧。”夜幕中,偌大的打麦场上,只剩下8个烟头忽明忽暗。这是陈云林24年来放映生涯中最惨淡的一幕。
农村电影红火的时候,三门县共有107支放映队。而今只剩下4支放映队了。虽然三门县电影公司给放映队配的是最先进的数字放映机,但市场萎缩已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最近几年,县电影公司和陈云林签了合同,要求他每年放足200场。每放一场,县里给补贴100元。“数字放映设备太重了,有100多斤,我根本搬不动,而且要去不同的村子放,远的坐车要两个小时。我每次都要包摩的运机器,差不多就要花上三四十元。还要搬运劳务费、伙食费。我们这里下雨的日子多,冬天太冷也不适合放露天电影。放满200场很不容易啊!”4月下旬一连下了几天雨,把老陈急坏了。“五一”长假他也不休息,一看天晴就赶着出门放电影。
老陈家老宅的书柜里,收藏着这20多年来放映过的所有电影海报,和自费订阅的电影杂志、剧情介绍月刊。电影最红火的年代里,他年年都能拿到优秀放映员的称号。有一张在全国“人口与健康”科技电影汇映活动中获得的奖状,上面盖着12个国家部委的公章,县档案馆几次来要收藏,老陈都没舍得给。“等到我死了,这些就真成档案了。”老陈伤感地说。
放映《新警察故事》这天晚上,老陈的兴致显得很高。虽然场地不够开阔,虽然老有路过的车辆把银幕挡掉一半,虽然只有单声道,但数百名观众还是让他看到了希望:这些观众里本地人很少,主要是外来务工者。他们没什么消费能力,也没什么娱乐生活。“我的露天电影还是有市场的。”老陈兴致勃勃地说。
当年他坐长途车去南京,花3500元购买的那部放映机,如今静静地躺在木柜子里。老陈经常把它拿出来擦一擦。有人愿意出价3000元收购,他没舍得卖。“这机器陪我这么多年,走了那么多的路,有感情啊!”转而他又说,“卖我是舍不得的,如果西部地区需要它,我愿意无偿赠送。”
24年来,这个电影痴迷者,拖着一条残疾的腿,奔走于三门和天台的几十个村庄,至今放映电影已近4300场,往返行程超过5万公里。虽然老陈预感到,三门现存的4支乡村电影放映队,不久的将来也会消失。但他又不甘接受这样的现实。“就算别人都不放了,我还是会放。除非我不能放了,那就是我生命的终止。”说这话时,倔强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责编: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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