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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希望的田野》

CCTV.com  2007年12月10日 17:55  来源:《中国财经报道》  

    主持人:古人说:“三十年曰一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我想这句话恰好可以对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光辉历程做一个注解。对于中国来说,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特别,因为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不过,当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进入新的改革攻坚阶段的时候,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也有不少新问题需要解答。于是我们也萌生了制作“生于1977”这样一个节目的想法,征集年轻人的问题,也寻找过来人的故事。

    1977年出生的孩子,如今已年过30,他们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30年前,当他们刚刚降生的时候,中国正酝酿着一场重大的改革。就在那一年冬天,关闭长达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了。那年的高考,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甚至整个国家也开始有了新的活力。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他们是中国30年改革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

    或许在他们过去30年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帮助年轻一代找到他们想知道的那些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答案。

    主持人:尽管改革三十年,中国很多城市都已经变成国际化大都市。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我们这次征集活动中,很多来自农村或是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年轻人,都非常关心中国农村的发展。也许是历史的巧合,30年前,也是这样一批年轻人,他们怀着对农村同样的热情,满怀信心的相信,凭借自己的双手他们能够改变中国农村的命运。不过,和如今的年轻人不同,他们那一代人很多人的青春,都完整地留在了农村土地上。

蹉跎岁月

    2007年8月10号,我们跟随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踏上了北上的列车,重访那个曾留下他青春年华的第二故乡——黑龙江省虎林市。

    北京大学副校长 海闻:你首先一个人有多少个青春,是吧,我们在这儿下乡,像我是17岁到26岁,最好的9年,最好的9年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那个歌词里就说嘛,我们叫做“青春献给北大荒”。

    虽然这不是海闻离开虎林后的第一次返乡,但看到列车窗外熟悉的景象,他的情绪仍然十分激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许多画面还历历在目。

    北京大学副校长 海闻:当时我们在车上,也不是这样的,都是硬座,全是硬座,然后这个底下他们都在那,很多人都在那儿,很多人都“啊啊”地哭,一个乐队在那儿奏着乐曲,特别伤感的乐曲,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什么“远飞的大雁你慢慢飞呀”,什么什么的,这种歌曲,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火车“嘣”一动,“哗”一片哭声,上上下下一片哭声,然后都伸着去拉手,顶上然后拉手就走。

    那些曾经被唤作知识青年的中年人,或多或少都能从这些画面当中找到自己当年的影子,当时代的列车呼啸而来,留给每一个人思索的时间和空间都没有太多。

    上世纪60年代初,接连遭遇自然灾害的中国,粮食极度短缺,工厂生产停滞,再加上高考的废止,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滞留在城市。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全国在校老三届学生超过1000万人,国家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前苏联号召青年到边疆开荒,既解决粮食问题又解决就业问题的做法,很快被中国所借鉴。1968年12月,上山下乡开始在中国如火如荼。

    1969年,在杭州念完初中二年级的海闻,主动要求下乡。他没有选择去自己家乡附近的浙江农村,而是选择了千里之外的北大荒。

    北京大学副校长 海闻:我们当时就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祖国需要的地方,尤其是走向边疆,边疆当时有一种屯垦戍边的那么一种豪情壮志在那,就随时准备,奔赴前线那么一种感觉。

    赶赴田野乡间的知识青年不只海闻一个,武汉的刘建设和广西的汤敏,也是这浩浩荡荡知识青年大军中的一员。汤敏当时刚从广西南宁的一所高中毕业,刘建设那时候也已经初中毕业两年了,正准备去当兵。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 刘建设:我当时已经体检合格,准备去当兵,政审没过,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我父亲落泪了,当时我虽然很小,但是我说没关系,下乡就是。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 汤敏:当时我们自己嘲笑自己叫无知识的青年,因为根本等于没怎么上学,然后就毕业了就下乡了,叫个知识青年,其实无知识的青年,当时基本上大部分都得下乡。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知识青年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北京大学副校长 海闻: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肯定就没想过要回来,你所能选择的就是在特定条件下,你做的最好。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 刘建设:我们只知道是扎根农村干革命,我们心想这一辈子就扎根农村了,而且立志做个新农民,没有想到后来招工回城,还能上大学,从来没想过。

    对于农村生活,显然这些满怀热情的年轻人思想准备并不太足。刚到北大荒的海闻在给家里的信里写到:

    自18号开始,我已经参加了劳动,任务是修水利、造排灌站,天气是较冷的,一般每天都在零度以下,我估计总要零下四五度,冰都结的很厚,水溅到裤子上了,马上结成了冰,越结越厚,整条裤腿都梆硬了,一碰就吱吱响……

    北京大学副校长 海闻:头几天还可以,但是慢慢马上就不习惯了,最主要不习惯是没有蔬菜,因为东北的三月份的时候,他吃的,全是那个酸菜和腌的萝卜,那么最好的情况下有一点豆制品,豆腐。

    就在海闻努力适应农村生活的同时,远在广西的汤敏,也被农村的贫困和艰苦打了当头一棒。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 汤敏:很多农民非常,属于一贫如洗,家里除了创板,一个席子,一个蚊帐,家具什么都非常少。稍微农闲一点的话,就全部就喝粥,喝的而且是玉米粥,因为就是我们这个胃,从城市来,头几天还可以,因为城了还有点油水,过了一、两个星期以后,就不行了,因为喝粥,喝不了多少,撒两泡尿肚子就饿了,但是还要干好几个钟头的工作,

    那时的中国农村,还在搞人民公社,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农民们出一天工挣一天工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积极性,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还有2亿农民达不到温饱。刘建设下乡的地方在湖北省洪湖地区,他下乡的那几年,正赶上当地最困难的时候,出身干部家庭还不到16岁的刘建设,也第一次尝到了挨饿的滋味。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 刘建设:穷则思变,穷那就开始想办法,有些办法就是些歪的办法,老这么不是办法,咱们是不是去偷点菜,我们还开了个会,研究过,第一,农民自留地的菜,一定不要偷,第二偷远处的,别偷近处的。

    虽然立下了“君子协定”,但毕竟纸包不住火,没过多久生产队长就找上门来,可队长的态度也让刘建设很意外。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 刘建设:他说,你们别到菜地摘菜了,他很客气,没有用偷,那是别的生产队的,我们研究过了,你们那是这样的,我们默认,你们偷,我们划出一个范围,你们可以到这里摘,就是说划一块地方,指定一个地方让我们去偷菜。不要到人家生产队摘了,我们当时都非常感动。就是这样也还不行。

    一天,刘建设帮村民盖房子,不小心被砖头砸破了头,可当时农村不仅没有好药养伤,补充营养就更别提了。回想当年,刘建设下乡时的房东依然记忆犹新。

    房东:我奶奶就想了一个办法,当时我的叔叔在中南财大读书,因为当时的通讯不是像现在很好,只能写信,就是说扯这个谎,要他到我家里给我叔叔写一封信。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 刘建设:我想这个可以,就去了,带了纸和笔,她说别急,就跑到厨房当时在堂屋,一个小板凳,一个方桌,我要开始写,她说别慌,就进里屋了,我说不喝茶,她说她进去收拾家务,一会出来端了一个大海碗,一个小盆那么大,我说怎么这么早开饭啊,才九点,她说不是开饭,给你吃的,你头破了,一直也没好好治疗,特别是我想到你父母要是知道会伤心的,我们这里面条有的,我好说歹说不行,她说你吃,不吃不用你写,我说谢谢,我吃,她就进里屋了,我端起碗,用筷子把面条一挑,里面整整埋了五个鸡蛋,你要知道这个鸡蛋,农民的不仅所有的针头线脑,什么酱油着这些零星的全部靠一个鸡蛋来换,她没有什么多余的钱,种粮食满足口粮,其他买菜,缝缝补补全靠鸡蛋。哇,我当时我讲这个的时候不禁要掉眼泪,眼泪哗的下来。

    农村的贫穷落后,并没有让这些激情似火的年轻人消沉,因为他们相信,知识青年能改天换地,他们在农村大有作为。

    北京大学副校长 海闻:一天干到最后,低头一休息,火车傍边,我们那个县城里边,有时候,干活离铁路很近。火车开过都不会醒的。

    为了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从没接触过农业知识的海闻,主动向生产队长申请搞科学试验田,在他看来,终于有个机会能发挥知青的作用了。

    北京大学副校长 海闻:我发现他们种植的方法比较粗放,就是把谷子撒在地上,然后自己长出来就行了。那么怎样能够改良品种,我后来就开始琢磨,觉得那个时候,开始就把很大精力放在,一个呢就放在科学种田上了。

    海闻每天到农业科技推广站查阅大量书籍,还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跑到杭州水稻研究所要了几包亩产能到6、7百斤的水稻良种,信心百倍地投入了实验。但出人意料的是,一年后,这个被海闻和当地百姓寄予厚望的试验田,却搞出了一个大笑话。

    北京大学副校长 海闻:一年下来以后,发现什么问题呢,发现这个到了秋收的时候,我种的水稻实验田,还在那儿自个疯长,还没有结穗,当时农民就笑我,就说你种的水稻,我们什么时候能收割啊,什么时候能长粒,我就开始就研究,到底是怎么会这样,&最后发现它是什么呢,它那个日照不一样,日照东北的夏天,日照太长,南方的日照相比之下要短一点。所以呢,它的纬度不同,品种是不能随便移植的,学了很多东西。

    虽然种田失败了,但海闻的好学和钻研精神给大队支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把海闻留在农田里有点浪费人才。当地中学正好缺老师,大队支书和校长劝海闻去做民办教师,可当时的海闻还有点想不通。

    北京大学副校长 海闻:我下乡主要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以就不愿意去,不愿意去,不是说因为那个工作不好,其实我也很愿意到学校里边教书,但是那个时候的人,现在可能很难理解,就觉得你很好工作你不做,非要做体力劳动,就觉得学校里边,不是体力劳动,大队党支部书记表态,说我们学校需要你,这也是贫下中农需要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要去。

    主持人:就在海闻决定去乡村中学当教师的同时,下乡不到一年的汤敏,也因为城里一所中学缺老师,被抽调回城,而刘建设也在下乡两年之后通过招工回到武汉,成了一名技术工人。

    根据当时的粗略统计,从1967年到1977年的十年里,全国的下乡知青大概有1600多万。当年这些年轻人满怀热情扎根农村,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落后。然而,这些只读过中学,甚至初中还没毕业的年轻人,在经历了农村生活的历练后却发现,仅凭着激情或者学过的那一点知识,还远远不够。或许正因为如此,当一个从来没想过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们内心学习的渴望也重新被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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