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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恢复始末

CCTV.com  2007年12月10日 21:00  来源:新世纪周刊  

  “据说高考要恢复啦。”1977年的初秋,一股流言让回城知青们蠢蠢欲动,“觉得生命有了希望。”许多接受采访的知青,都喜欢用这句话去概括当时的感觉。

  历史的低谷

  “从某些方面看,1977甚至可以用国歌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他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仅是纠正了十年文革的错误,更转变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对人才不重视的局面,从而为今天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7年,有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中,比历史上的许多时刻大大退步了。在明朝鼎盛时期,有学者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了世界的1/5。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世界的4%,而1977年,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世界的2%。

  可以直接体现国力衰微的一个细节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由中共中央拍板,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现在很多人把高考当做一件大事来纪念,我觉得更应反省为什么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没有高考,因为有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才是不正常的。”78级考生陈朝林说。为什么要恢复高考?因为中国的人才已经是一片空白。

  中断高考

  1966年4月6日~14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要采用新的办法,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同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传播了这次会议的精神,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

  为什么要“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呢?从当年的许多文件中可以直接读到原因。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

  通过高考选拔人才的教育模式被定性为“培养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之后,废止高考,将大学转变为“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从1966年6月开始,高等教育部连续发通知,暂停研究生招生工作和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办法”: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从此,“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就成了中国大学录取方法。但当时文革兴起,各地方政府职能陷于瘫痪,地方招生并未能按时开展,在1966~1971年间,中国大部分地区高校未能招生,空白了至少3年。1972年,大部分高等学校才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这也是“工农兵学员”登上舞台的日子。

  “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种本末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走上了严重的形式化、政治化。而在“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指导思想下,所有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而推荐学员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刚刚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

  周恩来为高考申辨

  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两人的对话大部分成了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探索。李政道对中国实行的“中学毕业生要下放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推荐制”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对此点头同意,并且说:“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了社会震动,但在江青集团的反对下,并没有实现。

  1974年5月,李政道再次回到中国,他在上海听到: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不需要脱产专门劳动两年,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受到启发的李政道写信给周恩来: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应选择优秀青少年,使之早入大学,加以培养。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的来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5月30日,毛泽东接见了李政道,表示赞同李政道提出的办少年班的意见。

  然而,这些努力所起效果甚微。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教育部采取的折中办法仍是以贯彻周恩来1972年讲话的名义,要求各地在每年的招生中,分出1%~5%的名额给应届生。

  邓小平的一言拍板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就抓住机会,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

  此前,已有很多细节表现出邓小平对于恢复高考的决心。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针对11大提出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77年8月4日,那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的教授包括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名师,还有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基本上都是坐在那里认真地听大家的发言,很少插话。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很快就变成对“推荐制”的批判。清华大学教授说,推荐来的学生,许多人甚至还要补习初中甚至小学的基础课程。邓小平说,那就不要叫大学了,改成清华中学好了。时为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查全性举手发言,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

  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马拉松会议

  1977年8月13日开始,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头绪太多,会议创造了一项开会时间的纪录——历时44天。会议的主要争论点,还是如何突破“两个凡是”。对此,焦急不已的邓小平在9月提出了他的招生标准:“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最后,马拉松会议终于在10月初得出一个可行性方案,这就是《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按照这个《意见》,招生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由于当时各地还在沿用1966年下达的办法,采取各地自行招生,因此,1977年的高考还是由各省自行命题,沿用文革前文理分科的办法,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考虑到实际情况,有些考题相当简单,尤其是数学。

  十年积压,使1977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名额为27.297万个,录取比例为29:1。这个比例在80年初期逐步下降,从6:1,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3.5:1,直到现在的2:1。

 “中断高考的影响,我觉得到现在仍然存在,比如,现在高校扩招后师资缺乏,直接显示当年的人才断档的后果。此外,中国在很多领域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世界,这需要以后长时间的追赶。最重要的是,它使中国几千年传承的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今天,人们正在想办法弥补这个断层带来的伤害,那需要很长时间。”储朝晖说。

责编:刘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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