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高考要恢复啦。”1977年的初秋，一股流言让回城知青们蠢蠢欲动，“觉得生命有了希望。”许多接受采访的知青，都喜欢用这句话去概括当时的感觉。
历史的低谷
“从某些方面看，1977甚至可以用国歌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他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仅是纠正了十年文革的错误，更转变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对人才不重视的局面，从而为今天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7年，有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中，比历史上的许多时刻大大退步了。在明朝鼎盛时期，有学者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了世界的1/5。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世界的4%，而1977年，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世界的2%。
可以直接体现国力衰微的一个细节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由中共中央拍板，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现在很多人把高考当做一件大事来纪念，我觉得更应反省为什么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没有高考，因为有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才是不正常的。”78级考生陈朝林说。为什么要恢复高考？因为中国的人才已经是一片空白。
中断高考
1966年4月6日～14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要采用新的办法，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同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传播了这次会议的精神，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
为什么要“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呢？从当年的许多文件中可以直接读到原因。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
通过高考选拔人才的教育模式被定性为“培养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之后，废止高考，将大学转变为“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从1966年6月开始，高等教育部连续发通知，暂停研究生招生工作和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办法”：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从此，“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就成了中国大学录取方法。但当时文革兴起，各地方政府职能陷于瘫痪，地方招生并未能按时开展，在1966～1971年间，中国大部分地区高校未能招生，空白了至少3年。1972年，大部分高等学校才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这也是“工农兵学员”登上舞台的日子。
“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种本末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走上了严重的形式化、政治化。而在“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指导思想下，所有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而推荐学员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刚刚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
周恩来为高考申辨
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两人的对话大部分成了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探索。李政道对中国实行的“中学毕业生要下放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推荐制”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对此点头同意，并且说：“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了社会震动，但在江青集团的反对下，并没有实现。
1974年5月，李政道再次回到中国，他在上海听到：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不需要脱产专门劳动两年，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受到启发的李政道写信给周恩来：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应选择优秀青少年，使之早入大学，加以培养。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的来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5月30日，毛泽东接见了李政道，表示赞同李政道提出的办少年班的意见。
然而，这些努力所起效果甚微。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教育部采取的折中办法仍是以贯彻周恩来1972年讲话的名义，要求各地在每年的招生中，分出1%～5%的名额给应届生。
邓小平的一言拍板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就抓住机会，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
此前，已有很多细节表现出邓小平对于恢复高考的决心。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针对11大提出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77年8月4日，那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的教授包括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名师，还有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基本上都是坐在那里认真地听大家的发言，很少插话。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很快就变成对“推荐制”的批判。清华大学教授说，推荐来的学生，许多人甚至还要补习初中甚至小学的基础课程。邓小平说，那就不要叫大学了，改成清华中学好了。时为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查全性举手发言，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
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马拉松会议
1977年8月13日开始，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头绪太多，会议创造了一项开会时间的纪录——历时44天。会议的主要争论点，还是如何突破“两个凡是”。对此，焦急不已的邓小平在9月提出了他的招生标准：“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最后，马拉松会议终于在10月初得出一个可行性方案，这就是《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按照这个《意见》，招生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由于当时各地还在沿用1966年下达的办法，采取各地自行招生，因此，1977年的高考还是由各省自行命题，沿用文革前文理分科的办法，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考虑到实际情况，有些考题相当简单，尤其是数学。
十年积压，使1977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名额为27.297万个，录取比例为29：1。这个比例在80年初期逐步下降，从6：1，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3.5：1，直到现在的2：1。
“中断高考的影响，我觉得到现在仍然存在，比如，现在高校扩招后师资缺乏，直接显示当年的人才断档的后果。此外，中国在很多领域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世界，这需要以后长时间的追赶。最重要的是，它使中国几千年传承的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今天，人们正在想办法弥补这个断层带来的伤害，那需要很长时间。”储朝晖说。
责编：刘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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