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向海洋——中国水下考古纪实

　　《驶向海洋——中国水下考古纪实》　　

　　文物出版社 出版

　　第一篇：发现南海一号

　　国人警醒，一桩拍卖一次震惊

　　水城，阿姆斯特丹，90个小岛，160条运河和1200多座桥梁，编织出了一幅水入城中、人居水上、人水相依的奇异图景；古老的石桥，精湛的钻石工艺，古典学院派的画廊，演绎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神奇传说。郁金香装扮出的斑斓色彩和绿树掩映下的安详宁静，交织出和谐的神韵，一座座古老的中世纪建筑，一排排海风中缓缓转动的大风车，勾勒出这座城市的远古风情。

　　中世纪时，这里还是一个地势低洼的小渔村，一条阻挡海浪的大坝，让它拥有了一个十分写实的名字Amsterdam——水坝，也为这里的人们开辟出了发展的空间。

　　当历史的时钟旋转到16世纪的时候，小渔村已经发展成了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每日成千上万艘往来的商船，使这个国家获得了“海上马车夫”的称号。驻扎在这里的东印度公司，像一架“海上马车”，高扬起白色三角帆，用超过整个欧洲总吨位四分之三的庞大船队，将挪威的木材、丹麦的鱼类、波兰的粮食、俄国的毛皮、东南亚的香料、印度的棉纺织品、中国的丝绸和瓷器， 在世界各大洲之间转运，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1604年，当荷兰一艘克拉克型的“凯瑟琳娜”号商船第一次把从葡萄牙人那里截获的十万件瓷器运到阿姆斯特丹时，这些来自中国的瓷器，以其晶莹剔透的质地，精密细致的做工和充满东方风情的图画，让欧洲的贵族们如痴如狂，并从此以“克拉克”瓷之名，风靡整个欧洲。在差不多一个世纪里，荷兰销售了将近2000多万件中国瓷器。直到18世纪中叶，这一贸易依然兴盛。

　　1752年冬，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哥德马尔森”号贸易商船，满载着中国的瓷器，从中国的广州驶往西方，它的目的地是大西洋彼岸的阿姆斯特丹。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艘船在航行了16天以后，于 1753年1月3日不幸触礁沉没。

　　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哥德马尔森号” 建成于1747年7月10日，船宽42英尺，长150英尺，载重1150吨。从广州港出发时，船上有112人，包括一名英国旅客和16名英国流亡水手。船长摩莱尔在船上备足了五个月的给养，及全副武装。这场悲剧酿成80人尸沉南中国大海。幸存的32人，驾着两只小艇在一周以后到达巴达维亚。

　　沉船上装载的黄金，使人们对生还者心怀疑窦，水手长梵狄克因此蒙受不白之冤。谁也没想到，还他以清白的竟是一个20世纪的捞宝者。

　　迈克尔?哈彻，英国人，被称为“职业捞宝人”，黄头发，赤红脸，长得五大三粗，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从事打捞沉船的行当。1984年5月，哈彻用了十周的时间，探测到了这艘沉船，并且将船上的货物——15万件瓷器，全部打捞出水。与这些瓷器同时出水的还有：125块产于南京的金锭；两门刻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缩写字母VOC的青铜铸炮。

　　尽管不懂得瓷器，但哈彻的运气实在是不错。此前，他已经接连捞起过三艘中国沉船，不仅让他经济上收获颇丰，而且由此名声大噪。沉船上数十万件的中国瓷器，引发了世界性中国外销瓷研究的热潮。

　　据哈彻说，“哥德马尔森号”上的瓷器是包裹在茶叶和绿豆当中的，经海水一泡，全被结实地固定在一起了。 在瓷器中间放置茶叶和绿豆，是为了减轻震动，降低运输过程中的破损率，而瓷器中夹带的茶叶，本身是深受欧洲人欢迎的商品。这是智慧的古代海商采取的最经济的包装方式。

　　一年后，哈彻把15万件瓷器，交给了荷兰嘉士德拍卖行。

　　一次拍卖数量如此之多的中国文物，对荷兰嘉士德拍卖行来说，前所未有。消息传开，很快在全球引起了轰动， 一时间拍卖会成了荷兰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

　　中国驻荷兰使馆是通过媒体得知此事的。一个外国人，拍卖这么多的中国文物，之前他们并没有接到国内的任何通知。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大使馆急电国内询问此事，同时寄回了嘉士德的拍卖手册。

　　大使馆的紧急来电，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立即发出指示，责令国家文物局查清此事。

　　国家文物局文物处的杨林，在接到任务后，反复研究了国际海洋公约和世界各国海洋法的有关条文。面对这艘中国领海的沉船，面对这整整一船的中国瓷器，杨林想从这些法律当中找出能够维护中国合法权益的依据。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因为哈彻的打捞过程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方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这艘船出自于中国领海。而当时关于我国海域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在我国的法律中还是一片空白！无奈之下，国家文物局派出了两位资深文物鉴定专家冯先铭、耿宝昌前往阿姆斯特丹，以探究竟。

　　1986年4月的阿姆斯特丹，春风中还透着几分凉意，盛开的郁金香已经把这座城市渲染得五彩缤纷。一年一度的郁金香节虽还没有到，这里却早已是全球富商大贾和收藏名家的云集之地。不过，这次，他们不是欣赏郁金香的花客，而是为嘉士德的专场拍卖会而来，为了那满满一船的中国瓷器。

　　这座城市的博物馆区，希尔顿酒店的二楼，嘉士德拍卖会的预展大厅里，各种规格的杯、碟、盘、碗，15万件瓷器，摆满了一层楼的展柜，全部是中国清代康熙年间的青花瓷。茶具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成套的西方式样的餐具堪称上品，一种双柄的小杯，是欧洲商人专门订制的咖啡具，还有一种绘有贵族族徽的瓷盘，最为精美。这些瓷器，虽然在海底沉睡了200多年，却依然色泽青翠，光亮如新。端庄周正的大瓶，显示出一种绅士的风度； 精巧灵秀的杯碟，散发着秀女的风韵；器物周身蓝白相间疏密有致的绘画，更透出中国水墨画般的清新和淡雅。

　　一件青花山水渔猎纹盘，直径17.7厘米，盘内是一幅乡村渔猎图。图中一叶渔舟顺流而下，水面渔鹰依稀可见；一行大雁结队南飞，显出几丝秋意。 山石、树木、亭阁相映成趣，釉下蓝彩浓淡相宜。另一件青花瓷碗，外施单色青釉，内绘一支盛开的牡丹。图案饱满富贵，表现出典型的中国风格。

　　人们从没见过这么多的中国瓷器，情绪激昂近乎疯狂。街上的人则相互询问：“你们没到拍卖场看吗？瞧他们就像疯子！”

　　这天一大早，希尔顿酒店一个能容纳上千人的剧场式大厅里，座无虚席，当天到会至少有1500人。

　　上午9点，随着主席台上一声槌响，拍卖会正式开始。第一件拍品刚一亮相，拍卖师话音未落，几百家买主已同时举牌。坐在后面的人， 挺直身子用力举着号牌，不停地挥动，生怕拍卖师看不见自己。坐在前面的人，则稳坐钓鱼台，眼睛直盯着拍卖师，不肯放过任何一次有利的机会。场内时而人声鼎沸，时而鸦雀无声，竞价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每个人都势在必得，不肯相让。

　　坐在前排手持1号牌的客人，正是来自这批瓷器故乡的资深文物鉴定专家冯先铭和耿宝昌。他们受中国国家文物局委托，携带三万美元赶往阿姆斯特丹，一是弄清事情的真相，二是选几件民窑瓷器带回国内，以丰富故宫博物院民窑瓷器的馆藏。

　　由于拍卖数量太大，很多瓷器都按照类别几十件甚至几百件编成一个号，组合拍卖。不少瓷器都是经过十几次轮番加价，最终以高于底价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成交。一件小粗瓷茶缸，拍出了5251美元的高价，一组144件一套的餐具，以334156美元成交；一对平常的黄釉罐竟卖到了15000美元，相当于底价的26倍。

　　随着拍卖师一次次槌举槌落，一件件瓷器相继物归其主。

　　参加这次拍卖会的，很多都是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大家。79岁的迈克尔? 巴特勒爵士， 酷爱中国艺术， 他的家族从1960年至今，已经收藏了近900件清代景德镇瓷器。他曾打趣地对记者说：“我曾经失手把孩子摔在地上，却从没有因不慎摔过一件瓷器”。这次拍卖会上，一件“青花桃形酒壶”让巴特勒着迷，几经竞价，最终得手。后来他把这件瓷器带到中国，参加了2005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海外瓷器展览，让很多学者和藏家一饱眼福 。

　　另一位香港著名的收藏家罗桂祥先生，是一间茶具博物馆的创始人。这次他花重金将60件精品青花瓷收为家藏。后来，他将其中的一部分捐赠给了南京博物院。

　　拍卖会前后进行了九个月，约五千人前来竞拍，世界各地通过电讯出价的约十万人次，拍卖成交的总金额达两千万美元。

　　200多年前一次失败的海上贸易和航行，200多年后一次成功的寻宝与拍卖，延迟的交易最终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成交了。交货地点居然还是阿姆斯特丹，但卖方不再是东印度公司，买方也不再是佩着族徽的欧洲贵族们。

　　在如此大规模的国际性拍卖会上，三万美元实在没有什么竞争力。尽管嘉士德的工作人员给了中国两位专家尽可能的照顾，但是，多数拍品的售价令人瞠目结舌，他们甚至没有得到一次举牌的机会。最后三万美元分文未动，带回了北京。

　　应运而生，中国水下考古初建

　　哈彻这次公然的盗宝与拍卖，震惊了整个中国考古界。

　　那一件件用烈火烧结的泥土精华，每一寸釉面都书写着中国古代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是他们让本无生命的泥土生发出感人的灵性， 这是历史留给我们值得骄傲的宝贵遗产。

　　看着这些在国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外销瓷器，轻而易举地变成了非法占有者的财富，而我们自己却完全没有发言权，每一位有责任心的文物工作者所想到的只能是：我们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的水下考古队伍！

　　1985年4月22日，就在冯先铭、耿宝昌到达荷兰的同一天，一份《我国陶瓷专家建议重视水下考古工作》的报告，送到了国务院领导的案头，并立即引起了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

　　7月9日，冯先铭、耿宝昌两位先生从荷兰回国后不久，国家科委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如何保护我国水下文化遗产、如何开展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参加会议的有国内各大文博机构，以及国家海洋局、交通部、外交部等十多个部委及海军的专家和高层领导。

　　1986年11月，“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就由哪个单位承担组建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水下考古是一项耗资巨大的科研项目，而各单位经费紧张的状况，让与会的领导们连连摇头。最后，著名考古学家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教授主动承担起了这项任务。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中国第一个水下考古机构由此诞生。

　　中英探宝，南海一号惊现身影

　　广东省阳江市东平镇大澳村，是一个小得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这里的海湾水域开阔，水深适宜，自古以来就是一处海船停泊的天然港口。多少年来，村里一直流传着一个关于“海底宝藏”的故事，也有人声称的确见过“海底宝藏”。

　　大澳村的黄海生，是一位有着40多年海上经验的“船老大”，如今虽已年逾古稀，但年轻时的一次经历，让他至今记忆犹新。小时候他常听老人们说，在离他们村不远处的那片大海下面有一处“宝藏”，但那片海诡异无常、经常出事，是不能去的。年轻时的黄海生个性倔强，一天，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独自驾驶着渔船驶向了那片神秘的海域。

　　黄海生来到传说中的海域，并未发现有什么异常，他停船撒网，静静地等了十分钟，便开始收网。“刚一往上拉我就感觉不对，网特别沉，心想是不是捕到了大鱼？”他用力收网，但很快就拉不动了。黄海生想，渔网可能被什么东西绊住了。于是，他一头扎进海里，试图解开渔网，当潜到大约20米深的时候，黄海生看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竟然是一艘体形庞大的船，船头船尾还有桅杆，都能看清楚，我的渔网就缠在那根桅杆上，上面密密层层不知缠了多少层渔网”。巨大的海水压力不容黄海生多停留，他使劲地扯下渔网，迅速向海面浮去。让黄海生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冒险经历，竟使他成了这艘古代沉船——“南海一号” 的第一个目击者。此后，直到1987年，这艘沉船才以一种偶然的方式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很多参加过南海一号调查的水下考古队员，对大澳村有人见过南海一号的事，都众口一词地说：根本不可能！理由是南海一号被埋在淤泥之下， 他们用现代化的仪器很长时间才找到，更何况这一带海水能见度很低，所谓“看到了大船”纯属是臆想。也许渔民的说法有些夸张，也许黄海生并没有看到整条沉船，但他至少看到了桅杆，因为他的网确实就挂在上面。而且，据后来的调查，南海一号船头船尾各有一块巨大的凝结物露出淤泥，因此，黄海生见到这条大船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在荷兰海洋图书馆里，存放着数不清的航海日志、海事法庭的文书，以及许多有关荷兰海运史的历史文献。1987年，英国一家海洋探测公司，在航海图书馆里，查到了一艘古代商船的原始记录。资料显示，该船名为“YHRHYNSBURG”号，属东印度公司，长42米，载有白银6箱，锡锭385.5吨，于17世纪在中国南海沉没。为了寻找这艘荷兰东印度公司未能归航的货船，英国海洋探测公司提出要和中国合作，共同打捞这艘沉船。

　　与法国、德国等许多欧洲国家一样，英国允许私人打捞沉船。他们只需要在发现沉船以后，到有关部门办理必要手续，就可以得到政府预支的25万英镑的经费，而沉船打捞之后所获得的利益，他们分得30%作为回报。

　　英方向我们提出合作的，是一家专业从事商业打捞的海洋探测公司。1987年8月份，经研究，中国救捞总公司同意了英方的申请，决定与他们合作，共同打捞这艘“YHRHYNSBURG” 号沉船。我方承接这一任务的是广东省救捞局。

　　在中国水下考古研究室正式成立之前，中国海域的沉船探测工作，意外地被英国人拉开了序幕。而让人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竟然意外地与南海一号相遇，并险些让它遭到被毁的厄运。

　　当时英国人租用了一条新加坡的打捞船。参加打捞的英方工作人员，是完全没有考古专业背景的潜水员。当时，船上除了一台旁侧声纳仪，没带任何与水下考古有关的仪器和工具。在沉船打捞行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打捞容易，搜寻难。尽管英方人员根据文献记载画出了沉船的准确位置，探测定位工作进行得依然很不顺利。 英国人一面用旁侧声纳仪在海面上循环往复地扫描，一面在荧光屏前仔细地研判着由海底反馈的每一个可疑信号，只要一发现海底有突起物，他们就把船上的抓斗机放下去乱抓一通。

　　突！突！突！工作船不停地发出疲惫的声响，探测仪在漫无目的地扫来扫去，坐在荧光屏前的工作人员，不时地闪现出无计可施的眼神。十几天过去了，这条东印度公司的沉船，始终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从英国人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对这次打捞已经不再抱什么希望。

　　就在他们极度失望的时候，荧光屏上忽然显示出一组可疑的信号，海床上发现了一处异物！为了确定可疑物体究竟是什么，救捞局的一名潜水员，迅速潜到了水下。一根2米多长的桅杆，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桅杆直立在布满淤泥的海床上，桅杆上密密实实地挂着一层又一层的渔网。

　　英国人听说发现了沉船，顿时兴奋起来，他们开始迫不及待地用抓斗机在海底乱抓，其中一斗竟不偏不倚将桅杆抓断了。

　　英国人的行为很快被广东省救捞局制止了，因为，按照合同的有关条文，这不是那条荷兰沉船。救捞局以最快的速度将南海发现沉船的事情上报了广东省文化厅，文化厅又上报了国家文物局。中英合作打捞工作就此停止。

　　后来，三联生活周刊采访了参与1987年合作打捞的救捞总监黄景。据黄景先生回忆说：“当时英国公司为了节省成本，缩短工期，采用了最简单的打捞方法。一条2000吨的驳船，一架100吨的吊机，发现海底可疑物体，就把1吨多重的抓斗放到海里去抓。东西抓上来之后，除了部分金属器件完整外，几百件瓷器一下子都烂成了碎片。”

　　英国人意外碰到的这条船，就是黄海生见到的那艘古船。“南海一号”就这样猝不及防地第二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携带着近千年的美丽记忆。

　　在这次打捞出水的文物中，有一件长170厘米的银质腰带比较独特，它由无数小的金属环扣连接而成，表面镏金，两头装有钩扣，制作精美，它的形制和工艺特征，都与我国以往出土的腰带明显不同，应不是出自中国的产品。

　　这次打捞出水的文物，主要有瓷器、铜器、锡器、镀金器和铁器等，一共247件。所有的出水文物都显示出我国宋代器物的典型特征，所有的文物都发出同一个信息：这是一艘宋代的沉船！

　　由于打捞没有按照考古发掘的程序进行，出水的文物和它们在水下的保存环境、堆积形态完全分离，致使这批珍贵资料的科学性大打折扣，让人们很难在水下考古的命题下评价这次打捞活动的学术价值。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曾对记者说：“出海远航的船是一个单一性的社会，人们会把那个年代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带上船，这种高度浓缩过的历史标本，将向我们揭示那个时代的海上贸易方式和船员生活方式，提供给我们地面上无从捕捉到的信息，能大量再现真实可信的历史细节。”这或许就是水下考古的本质意义所在。

　　扬帆试海，出征深海牛刀小试

　　1987年，就在英国人提出与我方合作打捞“YHRHYNSBURG”号沉船的时候，中国成立水下考古研究室的计划也正在进行中。

　　张威，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经过四年的专业学习后，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就在他工作的第五个年头，发生了一件令他的职业生涯出现重大转折的事情。

　　这一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找到张威，与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俞先生问他身体健康情况如何，会不会游泳，又问他英语水平怎么样。之后，俞先生郑重地告诉他，中国历史博物馆要建立国家水下考古研究室，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希望他能担当起这个重任，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开辟一个全新的领域。这对充满挑战精神的张威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他欣然领命，并从那一天开始，为之不懈奋斗了近20年。

　　广东省救捞局与英国人开始合作打捞沉船的时候，张威和他的同伴杨林，已受国家文物局派遣，正在荷兰参加北海沉船的发掘，接受实战性培训。这次学习历时两个月，共潜水14次，经历了水下清理发掘的全过程。中国水下考古的第一对潜伴，卯足了劲，要把先进的水下考古技术带回祖国。

　　20世纪80、90年代，出国还被认为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是张威和杨林知道，他们此行重任在肩。每天都是超过十个小时的工作及训练，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体验异国风情。

　　到达荷兰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学习潜水。张威跟随荷兰莱顿大学考古专业一位三星级潜水员学习。对张威他们来说，每天大运动量的训练带来的体力透支，不是什么困难，饮食上的不习惯也不算太大的问题，最要命的是荷兰人吃饭太秀气，几片面包，几根薯条，一盘汤，几乎只相当于中国人早饭的数量，却是他们每日的正餐。饥肠辘辘成了他们到荷兰以后最初的感受。

　　潜水训练只进行了一周，他们就初步掌握了轻装潜水最基本的技术。他俩的勤奋，让荷兰的同行们赞叹不已。很快他们便加入了荷兰一艘代号为“Molengat” 的沉船发掘工作。发掘期间，他们每人一顶露营帐篷，可以自己做饭吃，生活总算没有了问题。

　　这一年，荷兰的气候有些异常，总是阴雨绵绵。虽然是夏季，深海处水温依然阴冷难当。他们与荷兰人一起，每天4点半起床，一切准备停当，已是6点。工作船出发后，大约航行一 个多小时到达发掘现场。每天的潜水作业分为两班，第一次下潜到9点结束，每人水下工作时间合计一个小时。按照潜水安全规定，两次潜水之间必须保证六个小时的间隔。这样，他们需要在船上休息到下午4点，接着进行第二次水下作业。等到工作结束起锚返航时已接近黄昏，回到港口已经是晚上9、10点钟了。算起来每天在船上呆至少15个小时。在海上发掘期间，除了坏天气不能出海，他们几乎天天如此。荷兰的学习生活让他们既兴奋又愉快。荷兰专家们科学而严谨的治学精神，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9年底，张威、杨林作为中国水下考古第一批队员，学成归国。而此时，国际上的现代水下考古学已历经20多年的发展，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19世纪30年代，因为潜水面罩的问世，靠着水面供气，人类向水底世界跨出了重大的一步。但是靠潜水面罩，人们只能潜入10米深的海水中。水深10米以下，压力就超过一个大气压，潜水面罩就解决不了深水供气问题，并且这种原始的潜水装具既复杂又昂贵，潜水员都需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才能胜任。考古工作者只能借助于潜水员的帮助，进行水下考古。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人发明了“水肺”，解决了10米以下的水下呼吸问题，潜水技术才得以简化。考古学者终于摆脱了对职业潜水员的依赖，可以亲自潜入水下，对沉船遗址进行考察、发掘。

　　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应邀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拜占庭时期沉船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从此，陆地考古方法被引申到了水下遗址的发掘。这是水下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乔治.巴斯也因此被誉为“现代水下考古之父”。

　　后来，美国人在地中海找到了古罗马的多艘沉船，借此搞清了古罗马的海运航线。与此同时，许多欧洲国家也迅速加入了水下考古的队伍，使这一时期的港口史、航海史、海上贸易史、造船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

　　可以说，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生，是在国际水下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全球商业打捞日益火热，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形势极为严峻的背景下催生出来的。张威等水下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1987年11月，中英合作打捞结束三个月后，中国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对中英合作发现的南海沉船进行正式考古学调查。自此，中国水下考古进入计划实施阶段。

　　1988年4月，广东省潜水学校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学员。 他们不是普通的潜水爱好者，而是来自全国各个文博单位的考古工作者。在经过了一个半月的严格训练之后，九名学员全都拿到了两星级业余潜水合格证。这意味着，我国有了第一支水下考古的专业队伍。

　　两个月后，作为潜水训练的一次实习，张威和六名队员，进行了一场“热身赛”——对广东省吴川县沙角漩一处沉船遗址进行了调查。这次调查可谓是刀枪未备先上阵，所有的潜水设备，除了一套轻潜装具外，其余的气瓶、呼吸器、面罩、脚蹼、压铅等，全是从湛江潜水运动学校租借的。在当地渔民的帮助下，他们完成了中国水下考古的第一次探摸。这是一条长仅10余米的小船，残留的木质船板已遭严重蛀蚀，采集到的一段残破的铜质徽记表明，它是一艘外国制造的木船，但沉船的年代无法确定。

　　中国的水下考古带着热情和梦想，就这样艰难起步了。

　　中日联手，迎风搏浪再度出击

　　1987年中国南海一号沉船的发现，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与我国文物部门商谈过合作的国家和国际商业组织就不下几十个。其中包括一些国际知名水下考古研究机构，如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以及日本水下考古学研究所等。

　　如果说当时听到南海发现沉船的消息，中国考古工作者还只能当成一个故事，那么现在，潜入海底探摸，已经是我们自己的水下考古队伍能够做到的事了。但是，经费不足又成了最大问题。

　　搞水下考古所需费用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同样的发掘面积，水下发掘比地面考古要高出十倍多。这对经费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国家历史博物馆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然而，面对“南海一号”，这艘发现于南海主航道——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古代沉船，考古发掘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很清楚。

　　为了解决发掘经费，俞伟超教授奔走在日本和中国之间，经过一年多的积极努力，促成了中国与日本水下考古研究所的合作。由此大大减轻了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经费负担。

　　1989年11月，“中日联合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在广州正式成立， 俞伟超教授担任队长，副队长是日方的田边昭三教授。 张威、杨林、王军、刘童童、徐海滨、尚杰等六名中国考古工作者参加了调查。日方除了吉崎伸等五名考古队员外，朝日电视台还派出了一个摄制组跟踪报道。调查所用工作船“穗救201”、“穗救205”由广东省救捞局提供。这时，张威和杨林刚刚结束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海洋考古系为期半年的专业培训回国不久。（从荷兰回国后，为了更系统地掌握水下考古学理论和技术，张威和杨林又被送到了美国，师从“考古学之父”乔治?巴斯博士。）

　　16日下午4点，全体队员登上了“穗救201”海轮，20分钟后，一声长啸，起锚出航，中国水下考古的大幕就此拉开。

　　大海是美丽的，旭日跃升，斜阳西沉，展千般风情；海天一线，碧蓝如洗，惹万般遐想。但如果你真正有过一次在大海上航行的经历，感受就不仅仅是浪漫了。

　　201号工作船刚刚驶出港口便迎面遇上了五六级大风。大海是广阔的，宽容的，可一旦发起怒来，却是疯狂的。当五六级大风把推力传递给海浪时，能量骤然上升，其所产生的冲力，可以把万吨巨轮掀翻。即使在海风平静以后，不断推进的涌波也足以把船上的人摇晃得头晕目眩，呕吐不止。 而今天的浪足有两米高。不停上下颠簸，左右摇摆的船身，早已超过了人们的平衡能力。船上的人，脚下像是没了根，跌跌撞撞的步态，颠倒乾坤的晕眩，倒海翻江的呕吐，让许多年轻人都心悸不已，而这对年近六旬，身体本来就羸瘦的俞伟超教授来说，无疑是一种超体能的考验。但此刻的俞先生却显得格外沉静，他知道大家都在看着他。

　　沉船位置的确定是水下考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沉船定位，要做两件事，一是要在完全没有地标地物的茫茫大海上，用声纳仪器，对可疑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二是通过GPS全球定位系统，准确标示出沉船所在位置的精确读数。

　　张威他们乘坐的201号船出发之前，另一艘工作船——205号，已经先期到达了沉船海域。船上的工作人员来自中国地质矿产部第二海洋地质调查大队，他们是来协助联合考古队工作的。船上的扫测设备，全部来自地质调查队。由于海面风浪大，205号的扫测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张威他们出发时，沉船定位仍毫无消息。当晚，201号只好停泊在附近的沙角港等候。

　　在科学技术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先进的设备可以帮助人们做很多的事情。目前可以帮助人们在海底进行探测的仪器，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声波处理仪，一类是磁波处理仪。这次沉船扫测定位工作，地质调查大队采用了美国80年代的新产品——SMS-960型海底扫描系统。这是一种旁侧声纳仪器，使用计算机处理海底声学信息，能准确地绘制出海底平面图，扫描概率可达100%。

　　第二天上午，召开全体潜水人员会议。大家认真讨论着水下探摸的所有细节：每组队员下潜的顺序；担负的任务；每一对潜伴的相互配合，每一个步骤的衔接，潜水作业的时间；返回水面的速度、中途停留的时间等，都作了尽可能详尽的安排。所有这些细节，在每次潜水之前，都必须约定好，每人都必须严格按照事先的约定去做。因为个人的任何擅自行动都有可能带来水下作业秩序的混乱，甚至导致危险的发生。

　　俞伟超教授知道，与有着多年潜水经验的日方队员相比，中方队员拿到的只是潜水学校一个两星级的业余潜水合格证。他们毕竟是第一次在这样恶劣的海况下潜水，危险系数较大，这位老者不禁有些担心。尽管自己已经是三天三夜水米没沾牙了，他还是找来了每一位中国队员和他们一一谈话。俞教授轻缓的语调让队员们感到了他发自内心的关切，这使在场每个人都十分感动。俞教授一再强调如果他们自己觉得有问题，可以选择不下水。但是，大家既然已经登上了这艘航船，就不可能轻易言退，这一刻，他们别无选择。

　　地质调查大队经过三天的工作，扫测面积0.35平方公里，17日下午2点40分，终于确定了沉船的位置，抛下了定位浮标。

　　焦急等候的考古队员们，已经在海上颠簸了三天三夜。“沉船遗址已经定位，201号可以驶往现场！”205号轮上传来的好消息，使队员们一下子兴奋了起来。尤其感到兴奋的是张威他们，因为， 这将是历史性的一刻，他和他的队友们将亲手翻开中国水下考古的第一页。他们将与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的沉船握手。

　　接到指令后，201号急速向工作现场驶去。此时海上风力至少有六七级，海浪一个接一个迎面扑来，浪峰不时地涌上船来，舔着甲板。他们顶着风浪连夜急驶，第二天早上8点，赶到了205号所在的下川岛，并于当天中午驶往预定海域。

　　风浪太大了，201号前后花费了三个多小时，两次抛锚定位，直到5点多，才把船位舶好，而这时已经过了平潮的时间，当天的潜水作业只能作罢。

　　南海沉船遗址的位置，正当珠江入海口的西岸，由于河流沿途被排入了大量的废水，造成了这一带海水的严重污染。 涨潮时，外海海水涌向岸边，短时间内，能见度偶尔能达到20-30厘米，退潮时，岸边的浑水涌入海里，海底变得浑黑一片。而潮水涨落时所形成的暗流，更让人们难以想象它的巨大力量。一位有着多年潜水经验的考古队员曾经说，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海底，只要你的手离开海底固定物两秒，就早已不在原地，甚至完全无法知道自己被暗流冲到了什么地方。

　　设想一下，即使是在陆地，如果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伸手不见五指，要你完全凭感觉去寻找一件你从未见过的东西，而周围可能危机四伏，其困难程度和面临的心理压力会是怎样的情形？然而，这却是每个考古队员必须度过的心理关口。

　　19日上午，风力4级，浪高1米，海水表层能见度2.3米，海底能见度0米。水下探摸正式开始。9点15分，广东省救捞局的一名优秀职业潜水员首先入水，他曾参加过两年前那次中英合作打捞。28分钟后，水下电话里传来了好消息：发现沉船！在能见度为0米的海底，所谓发现并不是目击，而只是摸索到了。

　　第一个摸到了沉船的中国潜水员，为了确保第二个下潜的队员能找到目标，一直等候在原地。当日方队员潜到海底，找到中方队员，摸到沉船遗址的时候，那位潜水员在海底停留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安全潜水的规定时限，他浮出水面后，立即被同伴送进减压仓进行治疗。这让所有在场的日本人都十分感动。

　　第二位下潜的是经验丰富的日方队员后藤，潜水时间15分钟，他在沉船遗址上设置了一条入水绳，这条相对固定的绳索，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是判断沉船位置的参照物，也是确保潜水队员能回到船上的标志。在几乎是一片漆黑的海底，指南针和潜水表完全失去了作用，潜水队员唯一能判断出来的方向就是上下，因为他们吐出的气泡肯定是向上运动的。之后下潜的是两位日本队员，他们绘制了一幅遗址平面图，水下作业共15分钟。

　　轮到张威潜水了，他走到船边，面向大海，调整了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整了整系在腰间的压铅，抻了抻充满空气的潜水背心，然后，用手按住潜水眼镜，向前一个大跨步，腾身跃入水中。海面溅起了一簇雪白的浪花。紧接着，他露出水面，用右手点了点自己的头顶，“一切正常！”这是潜水员入水后的规定动作，随即，他游向入水绳，与日方队员一起，向海底潜去。

　　水里一片昏黑，越向下光线越暗，接着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张威努力保持着镇定的情绪，他不想在日方队员面前示弱，尽管对方比他经验丰富得多。他不停的摆动着双腿，不久，就感到自己脚蹼触到了海底。这里水深大约是24米，他明显感觉到了海水的压力，鼻窦和耳膜很不舒服，潜水服就像绳索，紧紧地裹在身上。潜水背心的浮力，让他无法站稳。他按了一下腰间的按钮，排出了一部分空气，让自己处于中浮力状态（即压铅的重量等于自身的浮力），感到行动自如了许多。

　　海底，昏黑一片，吐出的气泡像是赛跑，一个劲地往上冒。他们呼吸的声音被海水放得很大，凭感觉他知道日方队员就在身边，于是，他开始向前摸索。张威的手始终扶着海底，努力控制着身体的平衡。海底是一层结成硬壳的淤泥，似乎很平坦，没有什么突起物。他找到了水面浮标绳拖坠下来的沉块，这是搜索的定点标志，然后，继续向前搜寻。一圈，两圈，搜索的范围在逐渐扩大。

　　忽然，他感觉他的手碰到了一个凸起物，摸了摸，表面很粗糙，但不是礁石。他用自己的手臂量了量，大约高出海床30厘米。接着，他又摸到了一块硬物，像是一小片木板，感觉像是船板，这时他断定那块突起的东西应该就是沉船的凝结物。他不知道已经过了多长时间，抬起左手手腕，凑到脸上，睁大眼睛，想看看潜水表，但是徒劳，表上的指针根本看不清楚。凭感觉，他知道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于是，放掉了潜水背心里的全部气体，然后用手势告诉潜伴，该出水了。张威顺着潜水绳浮出了水面，带回了那块船板。张威在水下的这一系列动作十分顺畅，无懈可击。

　　下一组是杨林、王军结伴下潜。王军是在日本学习的潜水。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独立水下作业，心里多少都有些紧张，他们拉着手，潜到了海底。依然是伸手不见五指，杨林感到同伴的手一直握得很紧。他们围着沉块作了几个圆周式搜索，没有新的发现。23分钟以后，他们浮出了水面。

　　之后下潜的队员，还希望能有更大的发现，但是始终没有新的收获。零能见度下拍摄的照片，基本上是模糊一片。最后，日方的后藤收回了入水绳，调查工作就此结束。下午5点30分，201号返航。

　　这次调查共进行了五天，潜水九人次。由于能见度太低，试图给遗址拍照的计划最终落空，绘制的遗址图，仅有1平方米左右。一位日方队员摸到的一小块刻花瓷片和张威摸到的那片船板，成了此次调查最重要的收获。

　　就是在这次调查中，这艘沉船被正式命名为“南海一号”。

　　张威在他的《南海沉船的发现与预备调查》一文中这样写道：

　　“ ——获得了南海一号沉船的准确位置：这是在中国的水下考古学领域，第一次应用声纳等现代科学技术与潜水探摸相结合的方法，成功地探测确定了古代沉船的准确位置。

　　——进一步确定了南海一号沉船遗址的性质；初步了解到遗址表面现存状况为面积约1平方米、高约30厘米的凸起物，推测大部分船体可能已被泥沙掩埋。

　　——获得了沉船海域海况、气象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明确了今后工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克服海水透明度极差的困难。”

　　“一块瓷片，一片船板，面积约1平方米、高约30厘米的凝结物”——这就是第一次调查的最大收获。

　　与英国人那次打捞相比，张威的运气实在不是太好。他们一直非常希望南海一号的调查探摸能继续下去，但最终因经费问题无法解决，而被迫搁浅，此后一搁就是十几年。当他们再次来到南海，与沉船第二次握手时，已经是2001年的事了。

　　弱势无道，厉兵秣马养精蓄锐

　　“南海一号”试捞的十年（1989-2001年）间，国际性商业打捞机构正越来越多地进入我国海域，而英国人哈彻自1984年成功打捞“哥德马尔森”号后，更是把在中国南海的寻宝故事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99年4月，为了在南海寻找一艘100多年前遇难的沉船，哈彻的打捞队已经在香港附近海域连续勘探了一个多月了。他们使用声波定位仪和磁强仪，一直在不停地扫瞄海床。这些装备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每天一万美元的成本，已经让哈彻花掉几十万元了。

　　5月10日晚，声波定位仪上显示出不规则的海床，但磁力计并没有显示出太大的异常，因此并没有引起探险者们的注意，因为他们在此前碰到过太多类似的情况，最终证明只是暗礁或废弃的小游艇,甚至只不过是只废锚而已。而刚好在此不久,他们丢了一条小船，这件事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直到12号他们才想到要重新核查10号晚上的发现。当潜水员潜入深达30多米的海底，他们首先看见了一个又一个的直径达一米的铁环，然后发现了一处小山似的堆积，高4米，方圆足有400多平方米，竟然全是瓷器！他们可以清楚地辨别出这些瓷器有杯子、盘碟、碗、罐、花瓶等。哈彻喜出望外，他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沉船的位置、船只的规模、船上的货物及众多遇难者的遗骸，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英国著名海难研究专家尼戈尔?匹克福得在认真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之后，肯定地认为，那艘沉船就是1822年1月在中沙群岛触礁沉没的中国清代商船——“泰星号”。

　　“泰星号” 是一艘长50米，宽10米，重1000多吨的巨型帆船，船长名叫游涛蔻。1822年1月14日，“泰星号”从厦门港出发，驶往爪哇（今印尼）。也许是由于当时海盗在老航线上频繁出现，来往商船经常遭到抢劫, 也可能是因为船上装载了太多的人，船长想尽早赶到爪哇，“泰星号”在航行期间，突然改变原来的航向，驶进了一条通往菲律宾的新航线。不幸的是，当船驶到中沙群岛时，船体不慎触礁，船身入水，在1小时后迅速沉没。

　　“泰星号”遇难时，船上载有2000多名乘客和船员，乘客中有商人、学生，还有大批外出谋生的中国劳工，他们当中有很多是举家移居的。遇难者年龄最大的是年过七旬的老人，最小的仅仅六岁。 作为压舱石，船上同时装载着上百万件中国瓷器。

　　泰星号离港时，还有另外一艘小型的帆船与它同行，在“泰星号”发出求助信号后，小帆船的船员立即上前营救，但是仅仅救出了18名乘客。因为担心自己的船会超重沉没，小帆船未敢进一步施救。

　　两天后，一艘满载鸦片由印度去往印尼的“印第安那号”（Indiana）英国货轮，途经“泰星号”遇难海域。船长是前海军上尉詹姆斯.珍珠，他率领船员冒着生命危险，又救出180名在海上漂流了两天的幸存者。2000名乘客，最后只有198人死里逃生，其余人全部葬身海底。此次海事遇难者比后来的“泰坦尼克”号还要多200人，“泰星号”也因此被人们称作“东方的泰坦尼克”。

　　“泰星号”是一艘客货混装的商船，船底部装满那个时期在欧洲十分畅销的中国德化窑的瓷器，达100万件。让人们完全无法理解的是，为了在收藏市场上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哈彻竟将其中的60万件打碎，把剩下的35.6万件运往德国交给了内戈尔拍卖行。即便如此，这么大数量的瓷器仅凭当时欧洲的文物市场还是无法全部消化，于是拍卖行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买家。据说，这场持续了九天的拍卖会最终的总成交额高达3000多万美元。

　　哈彻打捞“泰星号”的时候，我国正式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条例》已有十年。该条例规定，对于遗存于中国领海内以及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文物，无论其起源于中国或起源于外国，均属中国所有；对于遗存于中国领海以外的其他海域以及公海区域内的起源于中国的文物，中国享有辨认器物物主的权利。

　　对于哈彻的非道义行为，张威和我国有关方面的专家，向国际组织提出了抗议。要求他遵守1982年制订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与文物的来源国中国共同协商这批文物的处理办法。张威气愤地说：“哈彻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虽然尚不清楚瓷器被打捞的确切地点到底是哪国的领海抑或公海，但是，这一活动的非道义性是不言自喻的。”

　　游弋在我国南海的“捞宝者”一次次不道义行为，深深地刺痛着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心。而此时，张威想的是：要想战胜对手，就必须使自己变得比对手更强大。

　　早在1989年12月，中日合作调查结束一个月以后，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帮助下，中国水下考古队的队员们再一次接受了更加严格的职业培训，这次训练又增加了几名新学员，他们是来自福建的栗建安、林果、吴春明。培训内容包括潜水、水下考古理论、水下考古调查、水下发掘技术、水下绘图、摄影以及计算机应用等。第二年2月，全体学员又在福建连江定海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习。参加培训的11名学员都拿到了两星级国际潜水证书。

　　这之后的十几年里，他们一直没有停歇。连续在福建连江县定海，海南文昌县宝陵港，山东蓬莱虚里、长岛，广东新会县官冲乡，福建长乐县大祉乡，以及长江三峡进行了多个水下考古项目，战线长达数千公里，范围涉及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区。其中从1991年9月到1997年6月，对辽宁绥中县三道岗元代沉船的连续发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这次发掘被评为1997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出版，这是中国水下考古的第一本报告。

　　“辽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元代沉船的勘查与发掘，是我国首次全凭自己力量来实现的一项正规的水下考古工作，历时六年，本书全面记录了此项工作，并详细介绍了发现物， 是我国第一本水下考古的正式报告”。这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教授在该报告序言里的一段话。

　　曾有一位年轻的英国学者问俞伟超教授，“水下考古的经费开支极大，中国还那么穷，你们为什么现在就要搞水下考古呢？”俞先生回答说：“中国的水域那么辽阔，自古以来，通过海上，东边和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发生联系，南边与南洋群岛发生联系，往西通过印度洋又和欧洲发生联系，我们不搞水下考古行吗？”

　　如今俞伟超教授已经与世长辞了，但他那执着关注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精神却时时激励着现在仍坚守在中国水下考古战线上的同仁和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