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衍生品

　　保尔森此次访华行程:4月2日凌晨抵京，随后会见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下午会见国家主席胡锦涛及外交部长杨洁篪、财政部长谢旭人等。4月3日上午在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发表环境保护合作的演讲，随后会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返美。 (4月3日《东方早报》)

　　美国财长访华算不上什么新闻，因为保尔森来中国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中国副总理王岐山会见保尔森才算新闻，王岐山首次以中国主管金融的副总理身份参与到中美两国经济的高端对话中无疑值得各方关注的。

　　面对保尔森的再次访华，媒体认为是为“6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做准备”，实际上这也标志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入了“后吴仪时代”。

　　舆论对王岐山行事风格的评价通常会与他的上任——吴仪相比，吴仪在参与创建及执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中的历史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事实上，颇显成效的中美战略经济机制在吴仪颇具个性风格的推进下，形成了两个大国之间处理经济事务的默契方式。作为继任者，王岐山简历中的金融从业背景，以及在非典期间较强的危机公关处理能力得到了各界广泛认同，特别是在同吴仪处事风格的比较上，媒体更多的认为两者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也就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良性运行铺就了更有希望的前景。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成功在双方各自立场上都有不同的认识，就美国方面看来，保氏在前三次经济对话中的前后期访华都对人民币走强产生过影响，舆论称之为人民币的“保尔森效应”。此次保氏访华未能显现“保尔森效应”恰恰证明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本质还是体现在“对话”上——中国在重要问题上的让步是有原则的，平等是对话的前提。

　　此次保尔森访华也带来了另一个积极的信号，美国媒体称:“由于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是双方政府能密切合作的领域，且得到了很多积极正面的回应，两国政府可能将这一议题从战略经济对话中分离出来，单设一个独立的对话机制。”

　　这意味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已经衍生出双方更有合作空间的对话领域和合作机制。就“清洁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来说，中美双方已经认识到合作的必要性，并且此项领域的合作不会因为双方政府的人事变动产生过多的影响，因而会有建立起一个长效的机制作为保障——一切想法自然是来源于战略经济对话的衍生。

　　可以预料，即将到来的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两国高层人士个人风格的交集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结果，中国越来越成熟的经济对话思维将会再一次推动值得中国人期待的愿景的实现，就这个愿景以及可期待的结果来说，很大程度上是由因为对话机制的建立而促成的，这种成熟是中国处理、应对大国间发生的经济事务中亟待拥有的能力。

责编：金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