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中美对话的“影子主角”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主要话题不是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而是在中国政府与美国国会之间；而美国国会最关心的是人民币汇率和知识产权保护两大问题。

　　举世瞩目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5月22日至2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前，双方的对话主持人――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分别在对方国家的媒体上发表讲话或撰文，对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寄予期望。

　　这种期望在于：从世界经济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宏观性的高度来处理中美双边问题，而非仅仅从局部性、战术性、短期性、微观性层面来处理；努力贯彻执行WTO的基本原则，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避免将双边经贸问题政治化，避免双边经贸问题沦为政治选举的工具。重要任务：消除美国国会的误解

　　尽管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共识，但是，美国国会中的部分议员对对话的框架形式及对话的成果表示置疑。其主要观点是：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依靠了两个“车轮”，一是操纵人民币低汇率取得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二是通过侵犯知识产权，窃取国外技术，取得竞争优势。他们认为，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这两个“车轮”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转得更快。

　　来自美国国会的巨大压力，使战略对话美方主持人、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甚至受到该国“对华遏制派”所谓利用其与中方高层的良好私人关系而损害美国利益的无端攻击，其主持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主要助手也被迫辞职。紧接着，来自中国的铜版纸遭到反倾销起诉；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被提交WTO；部分议员还准备联名提议调查中国干预人民币汇率的提案以制裁中国。

　　从单边经济手段看，美国已将中国列入“特殊301”条款的被调查国家黑名单，并利用美国国内不公平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从双边经济手段看，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对手秘鲁、哥伦比亚、韩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台湾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正在谋划之中），从而给中国的竞争对手以更多贸易优惠；从区域经济手段看，美国协调欧盟和日本的对华科技和经济政策，尤其是协调对华知识产权政策和出口管制政策，以保持科技优势；从多边经济手段看，美国准备在上述手段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将中国与贸易和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提交WTO。

　　显然，美国对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早已是“有备而来”。

　　基于此，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焦点集中在国会对对话的结果是否满意上。对话的主要话题不是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而是在中国政府与美国国会之间。因此，保尔森协助安排吴仪与美国对话将显得格外重要，它对于中国政府与美国国会的沟通和理解，对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框架机制能否有效地化解两国在经贸关系中的误解、增进相互信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美国国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争斗和制衡，是影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美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下，美国国会议员要对本选区的选民负责，他们的提案多数反映本地区选民的意愿。有些涉及中美经济关系的提案在局部地区来看，可能对保护当地经济有利，但从全局和战略层面看，则可能会损害美国的长期利益，也不利于中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会议员首先考虑的是选票，只要对增加选票有利，都会被用来炒作，至于提案本身是否从根本上反映国家的根本利益倒在其次。例如，提案反对中石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的美国国会议员虽然暂时成功，但由于最终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而在后来的竞选中失去了议员席位。因此，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做美国国会的工作。实际上，对话之前布什政府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强硬举动既有全局的考虑，也有愉悦国会、以便阻止国会通过损害中美两国长期经济利益提案的打算。

　　汇率问题：各退一步是解决之道

　　关于美国国会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即与贸易逆差相关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尽管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和现任主席伯南克都认为，人民币汇率与美国贸易逆差没有直接关系，但美国国会的部分议员还是把人民币汇率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联系起来，声称如果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不能满足某些国会议员的要求，将对中国采取贸易征税的制裁。

　　与美国200多年的成熟金融市场管理相比，中国面临着国内银行系统能力差、国有企业大量坏账以及国内消费不足、贫富差距大和人口失业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果人民币过快升值，不仅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也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反对人民币剧烈波动的恰恰是包括美国制造业协会在内的美国在华投资企业。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也指出，即使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很多基本经济因素仍然会导致美中贸易不平衡。比如，过去三年中，美国国民储蓄率仅仅维持在1%的低水平，美国只有依靠大量的贸易赤字才能吸引外国资本。中国在其中占据最大份额，仅能说明中国在生产美国人需要的商品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美国的经济问题是美国人自己弄出来的，美国政治家却不愿意面对这一现实，中国不幸成了替罪羊。

　　事实上，中国的外贸政策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中国“十一五规划”明确制定了通过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和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基本目标，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通过进口促进和便利化等措施，扩大进口。中美双方如果各自做出让步和妥协，与贸易逆差相关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并不难解决。

　　另外，美国应摒弃在汇率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目前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的重要性高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因为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长速度超过了中国。但美国财政部的观点与美联储并不一致，出于政治的考量，他们在权衡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日元汇率升值时，把敦促人民币汇率升值置于比敦促日元汇率升值更重要的地位。这种“双重标准”可能不利于公正地解决国际汇率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处理好三个关系

　　关于美国国会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笔者仍然坚持在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的基本观点，即知识产权是美国国家竞争优势所在，它关系到美国的生存，因此，美国会竭尽全力予以保护；而中国是WTO的成员，自然也会遵守国际规则。

　　在关于知识产权的对话中，中美双方应当处理好三个关系：1）维护国家利益和承担国际义务的关系，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做“负责任的大国”之间保持平衡。2）知识产权保护（垄断）与市场竞争的关系，在促进技术创新与保持市场竞争之间保持平衡。3）知识产权保护（垄断）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在知识产权创造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保持平衡。既要反对“知识产权的侵权”，又要防止“知识产权滥用”而损害公众的利益。

　　总之，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成功的关键是双方增加互信，减少摩擦，彼此妥协，相互让步，争取双赢。

责编：金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