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要在本月17日在美国召开,中美双方将分别派出主管经济的王岐山副总理和财长保尔森主持此次对话。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共同关心的问题几经轮回变化并不大。关于中国金融等重要领域的开放问题,仍然还是第四次中美对话的核心议题,其中自然也少不了人民币升值问题。不过,可以预见,身处政府换届非常时期的美国国会和政府不可能赋予保尔森很大的谈判权力。至于此前我国多次提出的美国货币责任问题(此前美元贬值迟迟不见底),在伯南克停止降息的言论之后,预期逆转,所以这也已经不再是谈判的焦点。
令人关注的是,国际经济形势在这半年里出现的新变化,预期将会进入讨论的范围。因为比如美国次贷危机、高油价、环保、能源等具有世界范围的问题,是自2007年以来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亦是对人们生活影响最大的问题群。这些宏观性的全球问题,自然也是中美这两大经济体很关注的话题,因此,对于世界经济重要问题的探讨,非常有必要出现在中美对话之中。
目下所及,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最为紧要的就是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不仅仅在发展中国家,欧美发达国家也同样经历着少有的高速物价上涨。就连以防通胀为终极目标的欧洲央行,也不得不接受超过预定目标一倍的物价涨幅。而素来监管能力较弱的亚洲、拉美国家更是被高涨的物价折磨。从原因上看,中美两国与全球通胀的形成不无关系,美国的软货币政策更是全球通胀之源,中国的原材料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际上游产品的价格。美国为了化解次级债危机一定程度上纵容通胀,而近期的迹象表明这一政策正在改变,伯南克已宣布停止减息。
而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越南金融风波可能诱发的亚洲地区的经济、金融风险,越南眼下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亚洲以及一些世界组织的普遍关注,近期,越南金融领域出现很多不稳定,通胀严重、股市折腰跌损、越南盾随美元走势疲软,并且出现大量国际资本外逃。此前,越南放松对货币规模的控制,本币的过剩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国际游资的进入进一步加速了危机的产生。最后随着美联储降息政策变化,美元回强、游资外逃的冲击下,金融问题渐显。如果迷信于我国的“金融防火墙”,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越南也如中国一般并未放开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即使是资本管制这堵防火墙仍然效果显著,但是一旦有危机发生,亚洲这些主要贸易伙伴的消费能力和购买力的下降,那么将会进一步增加我国商品出口的难度。
这些问题表面上看虽然是中美之外的问题,但无论从原因到影响都与中美两国关系利害。共同利益的存在使得中美两国在这些国际经济问题上容易达成共识。这种态度以公报的形式由世界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联合发布,其影响效果将远超过两国独立发布之和。除此之外,这样做更能提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地位,使其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形势的重要例会,其中所蕴含的无形资产难以估价。
制度性的对话机制仍将继续,而可供谈判的议题也将会逐渐减少。若能将对话的视野不断放开,将更多的国际、多边的议题纳入对话的内容并形成共识,将对保持和提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地位和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变化与其说一种改变,毋宁说是对话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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