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由中国教育部举办的中外校长论坛于7月22日到8月1日在北京举行。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斯坦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17位校长和国际知名的高等教育理论专家登上论坛。介绍各自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并和中国大学校长一起，就怎样管理和领导好大学等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座谈和交流。我们的记者还就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等问题，采访了前来参加此次论坛的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校长布尔哈特·劳胡特和香港科技大学荣誉校长吴家玮先生。
本次话坛邀请的17位世界一流大学校长，就他们具有特色的办学思路，成熟的管理经验以及比较成形的国际通行的管理制度等进行曲了专题性报告，论坛同时还组织国内著名大学校长同台演讲，形成了比较的互动。论坛报告分为五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主题板块。这五个主题为，一，大学发展目标的定位，特色的形成，变革中的发展战略；二，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与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三，大学管理架构运行机制的改革与调整；四，高质量师资队伍的建设，与相关制度的调整与创新；五，大学的专业调整，学科建设，科研与开发工作，中方校长组成了五个专题小组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提问，并在大会报告的基础上与外国校长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清华大学校长 王大中：我觉得我们这次研讨会举行得很成功，原因就是因为，第一，这次我们邀请了这些校长，十几位校长都是世界上有名的大学，有名的一流大学校长。第二方面，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范围，从中方来讲，范围是空前的。再加上我们的时间，我们花了整整十天的时间，这样就提供了一个能够深入地进行交流研讨的这么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大家感到都有收获。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 杰瑞德·柯亨教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坛，不仅是高等教育对中国的重要性，而且高校领导对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投入了足够的力量，我感到和他们的交流是很有价值的，我想真正的价值在于他们互相讨论，我们在交换意见，作用是相互的，这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是个重大的事情，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很重要，因为我认为中国的高等院校将是对中国未来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机构。
中外大学校长在论坛中谈论未来大学教学模式时都有这样一个观念，未来的大学发展空间和方式将不断得到拓展，将以不同层次、类别、形式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受教育的成分将更为复杂和多样化。整个大学体系应是多层次，各具特色的发展结构，既要有精英教育模式下的研究型大学，又要有以教学，主要任务的教学型大学，以及众多的社区大学。
中外校长们还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经验各自不同，但人们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既强调特色，有所不为，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实现快速发展。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朱清时：所有一流大学，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条件，就是都不可能在所有学科变成一流，包括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他们也都是在某些学科是一流，每个一流大学一定要在某些学科达到一流，它才成为一流大学。所以中国的大学，如果能够集中人才的力量和资金、资源、建设若干有特色的学科，使这些学科达到一流，这个是不远的事情，能够做到，能够在不久几年之内就能做到。
同济大学校长 吴启迪：报告当中，哈佛的校长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启发还是非常大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个大学，等到它所有的体制都完善以后，大概意思，有没有校长实际上是无所谓的，也就是它自己有一个运行规律。我非常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作同济大学校长已经七年了，在这七年过程当中，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大学实际上是历史的长河，我们这个学校已经快要一百年了，在这段过程当中，关键就在你的认识上怎么能够更加健全自己的体制，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哈佛校长所说的自我完善的机制，我想这点我的体会非常深刻。
记者：几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高等教育质量以及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都在日益提高，高等教育改革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等学校对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贡献也日益突出。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刚刚走过百年的历史，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已达1214万人，高考招生录取率达到2：1，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了13.2%，高等教育正在走进一个“大众化”时代。
但相对于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国高等教育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无论在基础设施、经费投入，学科建设还是师资力量，整体上都难以赶超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水平，尤其在新世纪之初，中国高等教育还经历着诞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面对新情况，中国高等教育必须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步伐，从而缩小与世界的差距。
记者：为期十天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对于中国高等院校借鉴国外大学成功的管理经验，进一步拓展中国大学校长的国际视野，提升大学校长的战略思维以及创新意识和管理能力无疑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就有关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等问题，《中国报道》记者还在北京怀柔采访了前来参加论坛的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校长布尔哈特·劳胡特教授以及香港科技大学荣誉校长吴家玮教授。
记者：我们知道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创建于1870年，是德国一所一流的工业大学。大学有两个很重要的任务，一个是教学，另外一个是研究。我们想知道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是如何平衡教学和科研的呢？也就是说你们在保证良好的教学质量的同时，是如何保持一个较高的科研水平的呢？
布尔哈特·劳胡特：我们在70年代也有跟中国一样的问题，要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还要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如果以一所技术大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与其他的大学不同的。我们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够从学校外，比如从政府、企业和欧盟为我们的项目获得经费，并且我们让科学家与高校的科学家交换工作，这样他们既可以从事研究工作，也可以从事教学工作。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认为地把我们校的教师成员的人数扩大了。
记者：校长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以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博科里加州大学为依托的美国硅谷，那里集中了美国三、四百名的科学院院士，以及众多的科技型的公司。很多的科研成果还在实验室的阶段，就有外面的公司上门寻求产业化的合作，在德国有没有像硅谷这样的地方，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使得硅谷拥有以上这些特点的呢？
布尔哈特·劳胡特：我们德国一直在关注着硅谷的发展，亚琛大学于1980年建立了德国第一所工业园，到目前为止，在亚琛地区已经建立了11个类似的工业园，许多企业在这里建立起来。在过去的15年里，仅在亚琛大学外就已经建立起560个企业。就在最近，我们亚琛大学、波恩、杜塞尔约夫等四所大学和苏黎世研究中心联合起来，共同开展我们的研究工作，尤其在能够像硅谷那样在计算机领域共同开展研究工作。科技成果要尽快地应用于经济方面，这种需求就使得企业贴近大学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他们之间才能够紧密联系，科技成果才会直接地应用于经济活动中去。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应该多培养一些具有专业技术才能的劳动力资源。又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的教育归根结底是一种通才的教育。那么您认为高等教育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布尔哈特·劳胡特：高等教育在我看来必须满足两方面的需要。在一方面，高等教育必须是一种普及教育，这种教育在德国，包括两个词，“教育”和“培训”，在英语中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我认为他们之间加以区分还是有必要的。人们必须看到，普及教育与专业教育相比更加简单，更加便宜，尤其在技术领域专业教育的花费相当巨大。总之，根据其不同重点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即将进入工业化的国家都必须要通过大学来提供普及教育和专业教育。我认为两种教育是同等重要的，当然对于一般的发展来说要提高普及教育的水平。这种普及教育不应只在大学里，而是应该在中小学就已经开始。另一方面，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专业教育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我认为，政府应当考虑，两种教育应当优先照顾哪一个。我不想说，在这两种教育当中，哪一个更重要，两种教育都非常重要，我还可以补充一下，专业技术教育不一定非要在大学中进行，也可以在大学之外，在从事职业过程中进行，并且不需要在大学中受过理论方面的教育。如果人们能够把大量的专业教育转移到大学以外的研究机构，那样的话大学就可以专注于普及教育了。
记者：校长先生，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关键是人才的竞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须带来资金、人才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我们想知道，在德国是如何留住高层次的人才，又是采取什么措施来吸引国外的高层次人才的呢？
布尔哈特·劳胡特：在目前世界市场不仅仅只是在经济方面，而是也存在于教育方面。事实上我们也同其他国家争夺其他领域的科研人员和专业人才。在德国，我们通过更好的工作条件来吸引人才，尤其对科学家来说，我们给他们提供装备竞赛。实验室和研究经费，并且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治”和独立。洪堡（德国教育学家）的教学和研究自由的理念对于发挥科学家创造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在全世界上努力宣传，他们在德国沿着这个方向可以更好的工作。这里还有一个收入的问题，在别的国家支付给科研人员的工资要高于德国。不过，从其他的角度看，我认为在德国工作还是值得的。事实上，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确实吸引了一批高级人才，不仅仅通过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且还通过我们的面向世界的招募宣传工作，如通过国际互联网、德国驻外使馆和媒体进行宣传，以招募人才到德国来研究和工作。
记者：吴校长，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中央电视台《中国报道》栏目的采访。我们知道您是美国主流大学的第一位华人校长，1983年您担任了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校长；1988年您又担任了香港科技大学的首位校长。总结您几十年办大学的经验，您觉得大学教育对一个人一生的发展究竟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吴家玮：大家都说现在这个社会是知识形式的社会，经济是知识型经济，其实这个改变很久前就逐渐在开始了，现在更尖锐化了。所以过去社会里很重要的是劳力，是天然的资源、能源、资金，这种不是不重要了，还是需要的。但是可能挂帅是人的知识，这个会引起很大的变化，有些书里在说，我就随便举个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资金是最重要的，但是以后很可能知识最重要，而这个就有一个分别，资金这个东西是有限量的，我假如给了你了，或者借给你了，或者去投资了，这部分就没有了。知识不是的，我给了你了，我去那边创业了，还是手里有的，你洗不掉的。所以把知识看成一种资金的话，社会就有很大的转变，这些转变现在经济学家还在讨论中，这个可能是一场革命。 作为个人的话，知识是最重要的，材料也好，你说叫它资本也好，每一个人都要充实自己，从前不是说不要充实自己，从前也是有知识的人常常是精英，带头了，社会也要靠他。现在知识非但是属于精英的，而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否则生存都会有问题。所以这样说，当然正规的教育就很重要了。正规教育您说是大学教育了，其实从学前教育、幼稚园、小学、中学，这个是基础，像我们国家九年初中毕业是义务的，这个本身是最重要的基础，大学教育，假如你中学办的不好，大学也不会搞得好。念大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念的，能够念到正规的大学教育，当然对他将来在争取知识要方便得多，而且系统了很多，但是这也不是唯一的渠道，这个是最重要的，最方便、最有效的，但是不是唯一的渠道。
记者：吴校长，正如这几天您在大学校长论坛发表演讲时所说的，世界上的高等院校有非常多的类型，比如有比较全面的、巨型的大学论，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还有一些是研究型的大学，还有一些是专业型的职业教育的大学，甚至还有一些像中国的电视大学，美国的社区大学这样的终身教育机构，您怎么来评价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框架呢？
吴家玮：我们中国特别缺乏一种美国的，可惜我现在年纪大了，否则我倒想试试看搞一个，这种非常重要，因为年轻人十八、九岁进大学，刚刚脱离家庭，他需要有一种安全感、温暖感，还有学东西并不是上课听讲，抄讲义、考试就行了，他经常跟教授对话的，教授也认得这些学生。据我了解，美国拿诺贝尔奖金的人，一半以上，甚至大部分在本科的时候念过的是这些学院，而不是我们听到过的这些出名的学校，我们听到的这些是研究生院强，像加州大学，3万多学生，哈佛其实也是 ，很多人说在哈佛是不怎么注意教学的。我们有过一个教授，在我们讨论教学的时候，站起来他说我在加州大学念了四年本科，然后在哈佛念了四年博士学位，八年里面没有碰到一个没愿意好好教学的教授。性质不一样，他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怎么去创造新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他出名了，然后他能够收到非常好的学生，真是一流的学生，学生自己之间彼此自学，老师就是点一下就行了，他没有时间来给你打开门经常谈。所以我刚刚说的每一种类型都需要，至于公开大学、电视大学，以后怎么能够我们更利用计算机网络，现在所谓网上教学其实还不是真正网上教学，其实就是把一些课程放到网上，真正网上是完全互动的，那个我想我们还离得远呢，但是那个只要能够做到的话，的确是几百万，几千万学生都可以上正规大学了。
记者：吴教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在研究型的大学里面，有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平衡的问题？
吴家玮：很难真的平衡，所以你刚刚说的那种类型的大学里面，研究型大学，主要的工作都是基础研究，我想这次有好几位校长，非常小心地，但是非常强调的，就是学校不是一个赚钱的机构，学校的研究成果，学校做研究，一般学术研究，是为学问而学问的，为好奇，要了解大自然，要了解人类的关系而去做的研究，这个成果当然应该转移，当然应该是产业化。但是学校教授并不能够搞产业化的，学校也没有资金，他们说这些话容易，因为在外国几百年来有这个经验，比如说普林斯顿大学，它的研究成果出来以后，一定有人会拿这个成果去开发、去投资，因为这些大跨国公司，都是有他们自己的研究开发部门，一看到有好的成果，有好的专利，它就来了，它在你附近就开研究所。常常所谓科学研究这意识，它在你附近开了，然后它拿过去，当然是有偿的了，它拿过去它来开发，然后它真的开发出来后，它去生产或者由别的公司去生产。不像我们学校，因为经费比较少，常常学校自己办公司，办了公司以后希望赚钱，但是好像结果赔本的多，这不容易做的，就社会分工。我们香港科技大学，应该也是一个研究型大学，应该也是走这条路。但是我们一开始就跟美国那些学校有一点不同，我们有一个部门是研究开发，也搞一点开发，学校投资极少，比如副校长林垂宙，他是台湾新竹出名的科学园，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机构叫做工业技术研究院，他是1988年到1994年是工研院的院长，后来做两任就退下来了，我们把他挖来了，他的工作就是怎么去跟工业界，跟有资金的机构怎么联系，帮着把我们的成果去开发，在美国的一些学校是不需要，他们会来的。在香港还没有这一类科技为主的公司，也没有直接研究所帮助去推动。我觉得像一个研究型大学，比如说像香港科技大学，这是我的看法，将来的研究应该是八成学术，两成应用，但是这个其实也很难分的，生物科技、信息技术这些、环保、纳米材料，什么叫做基础研究？什么叫做应用？这个变化的周期越来越短了，今天是基础研究，明天就是应用，应用中发现什么东西我们还不懂，又要去做基础（研究）。所以这个很难分的。所以我说八二分也好，七三分也好，意思就是说研究型大学主要还是要看学术性的研究。有些法国正在搞一些精英的学院，他们就更注意应用方面，他们可能应该是二八分、三七分工，每一所学校要把自己定位看清楚。
主持人：赵俐婷 责任编辑：欧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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