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来，在儒家文化薰陶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最看重的是忠诚、气节和信义，但在近年的“两会”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为着个人利益而不惜出卖道德原则的现象，成为了抨击的焦点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说，学风浮躁、急功近利扰乱了原本平静的学术圣地。部分学者不愿去做长期的而且可能会失败的原创性研究，而是寻求如何早出成果、多出成果的所谓“捷径”。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遐龄说，在学术界，抄袭、剽窃、伪造成果时有所闻。这根本上是对他人的不尊重。“君子爱才，取之有道，但是，当前对知识产权的漠视，说明部分知识分子的道德积弊已久，他们已难以成为社会的楷模。”
对于“士风”的丧失，一些人归因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转型冲击，正是它使得千百年的价值观发生了扭曲，诚信，一夜间成为了过时的词汇。全国政协委员于小文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道德意识受冲击，出现了信仰危机、信仰无序的道德滑坡。”
但是，相对于政治、经济领域对腐败者的严惩，学术腐败，却常能获得开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剽窃事件”发生后，便有许多人为其辩护，称他是目前中国学界对学术水平、学术能力衡量体制的受害者。
还有人认为，学术界太清贫，研究经费少，才把一些人“逼良为娼”。
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多坚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了气节而舍身成仁的事例，在历史上数不胜数。即便在“文革”中，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仍堪称楷模。显然，如今，生活在无论是学术环境还是生活环境都比从前优越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做人的基本原则上，一些人已经难以望前人项背了。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杨玉圣副教授说，虽然学者也要和普通人一样吃喝拉撒，也有七情六欲，但是既然身为学者，就理应在道德操守上率先垂范，否则，只能为“学术腐败”找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遁词与掩护。
中国工程院院士、刚刚卸任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胡亚美说，做人和做学问，毫无疑问做人在先，人做不好，学问做得再好又有什么用？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指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领域，都存在着“假冒伪劣”，但这不应当成为中国学术界自我开脱的理由。“知书达理，清高廉洁，其人格与操守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学术界应该是道德的最后底线。”
中共十六大提出，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正在此间出席“两会”的学术届代表、委员纷纷表示，全国的学术届要行动起来，成为诚实守信的率先垂范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