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中患上怪病的中国外交官和记者们

央视国际 (2003年01月24日 19:01)

　　中国青年报消息：12年前，海湾战争爆发，一批在当地工作的中国人患上怪病。本报记者一直关注着这批罹病者，用3年时间对他们进行追踪报道——

　　“人间地狱”里的意气风发

　　13年前的孙渤，作为中国年轻的外交官，可谓意气风发，从科威特到埃塞俄比亚，从 埃塞俄比亚重返科威特，再从科威特辗转津巴布韦。

　　科威特当地时间1990年8月2日上午，伊拉克10万大军入侵科威特。当时，孙渤在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商务处工作，并曾3次随商务参赞李殿元外出考察。中国大使馆的外交车辆，是在被占领的科威特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多的车辆之一。

　　1990年8月13日下午3时多，孙渤外出公干时被3个持枪伊拉克士兵劫持，强迫他代表中国表态。在僵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后，他被允许离开。就在他准备打开车门时，不远处响起了爆炸声。

　　海湾战争42天后结束。此前，孙渤已从科威特撤回，转往埃塞俄比亚。3月7日，他接到急电：速回科威特重建使馆。他是首批重返科威特的6名中国外交官之一。

　　当时，科威特80％的高产油井均被炸毁和爆燃，形成昼夜同为黑色的污染奇观，科威特也因此被西方媒体称为“人间地狱”：水源被严重破坏；平均每平方公里至少有50枚地雷；大量枪支弹药散落民间；空气污染非常严重。当时油烟污染的严重程度足可熏死飞禽，当地的羊被宰杀后发现肺部变黑。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活，对身体健康的破坏程度让人难以想像。因此，当时到科威特实地检测的中国大气专家抵达后不久，便迅速离开。而科威特在收复失地后，老百姓也不急于重返家园，而是纷纷逃向国外，且政府还资助逃亡，并严格限制重返科威特的各国外交使团的人数。

　　孙渤说，当时在科威特很难找到清洁水，生活上极不方便。洗碗没有水，就把碗放在冰箱的冷冻层里进行“消毒”。因为缺水，人在排泄后，只能用报纸将排泄物包起来，然后再扔出去。“国家给我们准备了防毒面具，可是，我们工作的时候不能用。以当时的人力，我们是在以一当十，从事着比战前更加繁重的工作。”

　　闻所未闻的怪病

　　孙渤，山东烟台人。1986年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毕业，分配到对外经济贸易部所属对外经济贸易管理干部学院。后任院团委书记，曾被外经贸部评为优秀团干部。1989年7月至1990年8月，他被外经贸部抽调到中国驻科威特使馆，成为商务随员。1993年1月回国后，转往山东烟台大学，现为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外贸英语教学部主任、副教授。

　　外经贸部出具的一份证明称赞孙渤“为我驻科威特人员（公司、劳务等）的紧急撤离做了许多工作，为保证国家和驻科人员的财产不受损失尽职尽责，不辞劳苦，完成了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恢复和发展中科经贸关系做出了努力”。

　　中国前驻科威特大使管子怀评价说，孙渤在科威特期间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任劳任怨，“包括孙渤同志在内先期返回科威特工作的同志，曾得到外交部和外经贸部的通报表彰”。

　　但如今，怪病使孙渤变了个人儿。13年后的孙渤，已是老气横秋，脸色黯淡，头发干枯，目光呆滞。记者采访他时，他连说带喘，稍一激动就会呕吐，采访期间还必须有“中场休息”。

　　海湾战争后美国军人所得怪病的征状，在孙渤身上全有。1991年5月，孙渤因全身难受，到当地医院进行检查。在尿样化验中，发现其PH值酸性偏高。“当时医生让我每天尽量多喝水，以冲淡毒素。”他说。

　　孙渤现在的征状主要有五大方面：一、不分时间地点的呕吐，10多年来一直未断，每逢有事必须预先吃药；二、呼吸急促、困难；三、情绪不稳定，易发脾气；四、记忆力严重衰退，与人见面前，先要在小本子上写好谈话内容，谈话时不停翻看；五、有时觉得自己精神上可能有问题，但有些医生否认。

　　2000年1月13日，北京“国家药物及代谢产物分析研究中心”出具的“精子碱性核蛋白检测报告”显示：孙渤的“TH／TP”检测值是1.04（正常值：0.02—0.28）、HP／HP＋HP检测值是2.09（正常值：0.83—1.27）。这份由协和医院作为委托单位的检测分析结果表明，孙渤“睾丸精子发生过程中，精核蛋白取代组蛋白过程受阻，精核蛋白HP2HP3减少，精子细胞分化明显影响”。简而言之，孙渤的精子质量存在严重问题，性功能大大弱化。孙渤1994年结婚，爱人曾妊娠一次，自然流产，后一直未敢生育。苦守多年的妻子已经离开了他。

　　王绵之，今年80岁，中国中医学界泰斗，著名中医临床专家，第19代祖传世医。多年来，王教授一直以“悬壶济世”的理念给孙渤看病，不求回报。很多年前，王教授曾强烈建议孙渤不要生孩子，因为即使有孩子也是畸形。

　　2002年北京隆冬的一个下午，王教授再次给孙渤把脉后说，他的病又恶化了。王教授强烈警告孙渤“不要有任何情绪激动的行为”，包括性功能方面的激动。经多方医生诊断，孙渤等几个人的染色体严重变异，身体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呼吸系统、生殖系统等均遭到严重破坏。

　　让人落泪的受害者名单

　　李殿元，原中国驻科威特商务参赞，孙渤的老上级，一个“干活像疯子似的”外交官，现在退休在家。当初回国时，几乎与孙渤同时犯病，经常喘不上气，即使在夏天出门也得戴口罩。从不抽烟的李殿元被医院查出肺部存在严重问题。夫人从科威特回来后，不久就患了癌症。

　　秦鸿国，曾任中国驻利比亚大使，原驻科威特政务参赞，曾亲眼目睹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经过，后来又亲身经历海湾战争。在海湾战争时期，秦鸿国是中国驻科威特使馆临时代办和代理党委书记。他从科威特返回后，经常抑制不住地咳嗽，经医院检查，发现其肺部有问题。

　　一对不愿透露姓名的夫妇曾与孙渤同时在科威特工作，这对夫妇现在都患有莫名其妙的病。在科威特时，女方才30多岁，却发现突然有一天月经不再来了。这位女士说：“我的问题早就出了，但至今也没弄明白这是否与海湾战争有关。”

　　李国林，原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的国家特一级厨师。出国前身体一切正常，从科威特紧急撤回后一直感到疲劳、腰痛。他一直以为得的是感冒，一个月后再检查时已是“肝癌晚期”，一年后病逝。还有一位中建公司青岛项目组经理，曾承接海湾地区重建项目，但其回国一年后死亡。

　　曹彭岭，中国老军事专家、驻外武官，海湾战争后中国第一批重返巴格达的工作人员之一。从1991年3月5日到1993年8月，他一直待在伊拉克，现退休在家。他说，从1996年起，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每天下午都有一种热气往上涌的感觉，下午4时后工作效率非常不好。现在，病情还在恶化，身体消瘦得厉害。

　　丁文，新华社高级记者，1991年8月重返科威特，1993年回国。当时在科威特就一直感到非常疲劳，每到下午就感觉特别累，特别容易感冒，每年冬天至少感冒两三次。1999年7月开始尿血。医院的诊断结果是：白血球低、免疫力低和抵抗力低。他的病还在治疗中。

　　江亚平，新华社记者，曾在海湾地区工作。他说：“虽然我的问题没像孙渤那样严重，但回国后也出现了相关病兆。”江亚平说，他全身的肌肉、骨头都剧烈疼痛，“疼的时候，我就跪在地上磨自己的膝盖。让我的孩子踩背，我的背像死肉似的”。

　　中国另外两位记者唐师曾、王继雨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身体极度虚弱。他们都称自己比较幸运，“现在的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唐师曾当年在可可西里考察验血时，血液与在高山地区人的一样好，现在他的血液则有问题。

　　还有一名阿拉伯语教师，出国前曾是出色的篮球运动员。从海湾地区回国后不久，为了将来能够再次出国效力，他自费悄悄去医院安装了心脏起搏器。

　　他们到底该怎么办

　　王绵之教授亲自诊断过的类似孙渤这样的病人已不止一个。据了解，类似的病情，在中国至少还有10例。这还不包括那100多名并不为人所知的中国赴科威特灭火队员的情况。

　　然而，由于其中一些人的工作性质和身份地位的关系，他们不愿意接受采访，有些人也只是有条件地接受采访，特别是那些能够“说得上话的人往往保持沉默”。还有一点，尽管他们的病很难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能通过公费医疗解决经济负担。此外，有些人为了想再次出国工作，为证明自己身体不错就隐瞒了病情或淡化自己的病情。唐师曾曾明确表示，由于身体情况已不像以前，现在很少有机会去自己想去的地方采访了。

　　对于类似孙渤的怪病，王教授认为，中国军医与民医应该进行有效沟通，充分会诊，而不是相互排斥。他还认为，中医和西医应该相互沟通。因为世界上只有中国能够把中医和西医研究到如此精深的地步。他特别强调，真正聪明的医生应以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即如果能把国外相关病例和治疗手段结合中医治疗；如果中国军方能与地方会诊，类似孙渤的病将有可能得到缓解。可是，孙渤要把当年的病历找回国并搜集到有关信息，以他自己的能力显然不可行。孙渤得不到资金，也没有信息。

　　记者获悉，海湾战争的中国受害者寻找自己在海外看病的病历及搜集国外相关治疗信息一事，已经引起科威特驻华大使馆的关注。

　　不过，在一次不公开的“是亲情而非职务行为”的专家论证会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学权威说，孙渤到底是否是贫铀弹受害者，这需要非常复杂的检测程序，应该把结论放在调查和研究之后。

　　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的李士兴先生说，像孙渤这样的情况，中国以前并没有碰到过，也没有先例。从科学角度来说，对孙渤病情的研究非常有价值。当时，人们并不懂贫铀弹，现在看来与贫铀弹脱不了干系。然而，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对于孙渤等人的病情，目前谁也不能够进行系统治疗，大家心里对此都感到酸楚。因此，孙渤等人的病情应通过适当途径予以呼吁，解决这个问题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

　　另有知情者指出，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在境外患病、致残甚至死亡的人数在增加。他们回国后也会面临类似孙渤的遭遇。他呼吁，中国应该就此展开深入广泛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立法，建立专项基金，以救助相关病人。

　　孙渤呼吁，希望相关医疗机构能够跟踪治疗他和病友们，以积累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从1996年起，孙渤就一直要求有关单位跟踪治疗，并表示在不治之时，把遗体捐出，供有关部门研究。然而，至今没有一家单位给予回音。

　　采访札记

　　2001年1月初，本报披露了孙渤的经历后，国内外数百家媒体进行转载和报道。有很多读者建议孙渤拿起法律武器，利用《国家赔偿法》，向政府索赔。

　　但孙渤一直没有这么做。他说，他不想把政府推向被告席，除非“被逼上绝路”。他也一直认为，他的问题是在为国家效命时发生的，理应由国家解决。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孙渤在很多地方看病所花费的费用都不得不自己承担。他乞求别人给他看病，恳求别人准他假期，哀求别人给他解决问题，甚至低声下气请求落实政策。为国家拼死效力，自己却落得变卖家产，一贫如洗。

　　其实，孙渤的问题早就该解决。中央领导对孙渤的问题早有批示，山东省政府也有明确的解决办法；山东省信访局做了大量工作；烟台大学做了一些具体工作。有文件显示，山东省从上到下落实孙渤问题的解决办法确实很具体，从住房到医疗、到保险等等都包括了。

　　但孙渤的问题至今仅仅是解决了一部分，仍存在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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