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两会备忘之二]三农：在转移“剩余”中求解
央视国际 (2003年03月21日 13:34)
CCTV.com消息（记者杨洁报道）：十届全国人代会议案组收到有关“三农”问题的议案占议案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有很多提到，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应如何针对当前各地农民工进城的实际问题，从体制和政策上消除歧视与障碍，真正关心农民工、善待农民工，切实做好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工作。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毛达如代表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必须将城乡统筹，走农村城镇化道路，实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战略。同时，他认为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和政策已严重限制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客观过程。
·十届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切实做好“三农”工作。……。加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协调和指导，维护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合法权益。
·十六大报告：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本届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倾注了极大精力，取得了积极成效。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上届政府也的确下了“猛药”：费税改革、机构改革、粮食改革、户籍改革、结构调整、产业化、城市化、土地承包30年不变等，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仔细观察当今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能说这些药方最终解决了“三农”问题。一些地方农村的情况基本还是原地踏步，农民的日子依然还苦。有代表说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是“事半功倍”，而90年代的农村改革是“事倍功半”。更有人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概括目前中国“三农”问题的严峻性。
中国农业的发展影响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社会的安定牵涉着中国全社会的安定，中国农民的权利保障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尊严和地位的反映。中国近20年经济发展的经验可以从多方面概括，其中这样一条会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农村举足轻重。
——摘自2003《中国百姓蓝皮书》
■还户籍一个清白
“户籍”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遇到的首要问题。现行户籍制度给农民划定了身份，同时也界定了他们的权利。无论就业、教育或社会保障，农村户籍人口与城市人口相比，都缺失了很多权益。随之带来的就是农村教育滞后，人口素质偏低以及因病返贫等问题，这些都成为农村发展的硬伤。毛达如代表说：“户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证明，而现行的户籍制度将其与就业、就学、住房、社会保障等结合在一起，甚至我们死了以后，如果没有当地的户口，连火葬场都进不了。这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代表更尖锐的指出，解决户籍制度的关键，在于社会管理形态的变革。必须将附在户口上的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条件逐一去掉，还户籍一个清白。
■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市场
土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另一个要点，有学者认为在农村实施“永佃制”可行，即“土地产权属于集体，使用权属于农民。生不增、死不减，农户间可以有偿转让，有效的土地流转和市场才能建立起来”。进城的农民也可以将土地出租，获得一定的进城就业、创业资金，如果在城市失去了工作，还可以回去务农，既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稳定。林毅夫委员还认为，土地制度改革后，进城的农民工可将转租土地的资金用于购买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而其他农户承包租赁土地后，也能形成产业化经营。信阳市委书记刘怀廉代表对此也深有感悟：“一亩地里刨不出小康生活，靠天吃饭走不上小康之路。”
而从2003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强调、明确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规定了该流转权包括继承、收益、做股、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权利及方式。对此，厉以宁委员评论说，这将给中国的农民带来巨大的变化，是中国土地制度第三次创新。
■政府立法 鼓励有序转移
无论是改革户籍制度还是土地制度，都有赖于政府建立一套规范的管理程序、管理办法和管理机制。如在实践中可以实行欠薪保障基金制度，即当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时，劳动部门可动用欠薪保证金向农民支付工资。从制度上、法律上着手，依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坚决清除限制歧视农民工的不合理政策、规定。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的私人雇主的监管力度，促使其依法、足额给其雇用的农民工交纳各类社会保障金。
万宝瑞代表说，国家应制订法律，促进农村剩余劳力的有序转移。他还就此提出了四点建议：建立各级农村劳力就业服务组织；建立城乡统筹的劳动市场，打破城乡就业二元结构；各级政府应有针对性组织农民岗前、岗后技能培训；国家对龙头企业应把效益和吸纳劳力多少，作为对龙头企业扶持的标准。
■输出地与输入地政府密切协作
最后，农民工的输出地与输入地的政府部门要密切协作，共同做好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城市农民工处在城乡管理系统的缝隙之中，单靠输入地即城市管理部门进行管理，难度很大，必须要由农民工的输出地即农村政府部门密切协作，才能弥补城乡管理系统的缝隙，真正把农民工纳入社会管理系统中来。
信阳市委书记刘怀廉代表向记者描绘了信阳市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非农化的基本途径：作为输出地政府，信阳市依靠大力组织劳动力输出，大胆开展招商引资，借地生财，借力发展，靠外拉力实现非农化。信阳市有770多万人，乡村人口占80％以上，农村富余劳动力200多万人。在向外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中，信阳市健全了劳务输出组织，逐级增设了劳务输出机构，建立了１８个培训基地，加大了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培训力度。到２００２年，全市有序组织劳务输出１４５万人，每年农民从劳务中收入现金达４０亿元。
进城务工青年代表王元成也建议劳务输入地政府应加大对外来务工人员培训投入，国家应立法保护外来务工人员权益。
农业之兴衰系天下之安危， 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最终实现。两会期间，代表和委员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三农”问题，如此朝野关注，举国而议，也许正预示着一个良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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