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邵一鸣：艾滋报告

　　解说：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3800多个艾滋病检测试验室，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省市。而且这个检测网络还在不断地扩展之中。

　　记者：什么样的人应该做检测？

　　邵一鸣：我们说有一定感染危险的，艾滋病是通过血液途径、性途径和母婴的垂直（途径）来传播的。过去在有一些地区采血很混乱的地方，当时造成了一些人感染，这些人都应该主动来做检测。还有像一些比如吸毒的人群，他假如是共用注射器的，他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应该主动来做检测。还有就是像一些暗娼，一些在性方面比较混乱的人，他们应该考虑到自己有可能有这种危险，所以应该做检测。

　　记者：费用呢？

　　邵一鸣：费用从试剂的成本来说，只有一块钱，但是厂家的话，由于它要销售，费用加进去，卖两块钱。假如这个工作政府来组织，我是这么设想，试剂厂家可以进一步降到一块钱甚至更低，它的销售途径政府采购了，他不需要花费。每个试验室，我们已经建成的网络，国家政府已经投入很多了，我们的技术人员应该贡献他们自己的时间，来从事这项工作，所以国家要直接投入的费用非常有限。你一个免费的咨询服务，让所有该检测的人有一个宣传教育创造的良好的氛围，不歧视的氛围，提供一个免费的咨询服务，这样该检测的人来检测，知道自己有没有被感染。

　　记者：你刚才说检测的费用希望能是一到两块，但是现在所有去检测的人都不只花这个数字。

　　邵一鸣：对。现在采取一种市场服务的价格，检测一般是几十块钱，病人需要支付的，实际上试剂的成本是很低的，我认为这样一个检测，对高危人群，他没有任何医疗照顾，不可能报销任何费用，特别是像吸毒的人群，他有了钱他会去买毒品，他不会去看医生，像这样一种特定人群，应该实行免费的检测和咨询。

　　解说：和许多国家一样，直到目前，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高危人群中发生。因此，了解高危人群的分布特点，对于加强监测力度和及时采取干预手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者：目前一百万的构成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邵一鸣：目前主要的感染人群还是集中在吸毒这样一个高危的人群，从我们的报告数字来看，是占到三分之二，但是从科学的分析来看，实际上我们在报告数字上看到的10%左右的性传播，人群是被低估了，大概可能会在五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强一些，在这么一个位置。

　　记者：为什么会被缩小呢？

　　邵一鸣：由于这个人群我们很难接触到他们，这都是一种不合法的、地下的一些活动，所以你防病部门要接触到他们就很困难，所以它的数字最后就，报上来的数字就会偏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另外我们国家还有相当比例的同性恋人群，我们接触的就更少，同性恋比起异性之间的性接触更容易传播艾滋病，这是一个我们现在还未知的一个很重要的传播疾病的领域，这个应该地尽快采取一种相互配合地关爱的这种方式，来让这个人群跟政府、跟防病部门配合，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看到非常好的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在他们有一些宣传活动也已经开展了，但是从我们的检测部门怎么样尽快跟着这种关爱的组织配合起来，在这个人群使得他们的情况被尽早了解，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应该是我们今后一个阶段工作的重点。

　　记者：我们都知道三种主要的传播途径，血液、性生活、母婴，你怎么排序呢，根据你们一百万构成人员来分析？

　　邵一鸣：血液还是第一位的。

　　记者：占多少？

　　邵一鸣：血液目前从报告数字来看占了三分之二，从实际的总的情况数字来看，可能也在50%或者还要高一些，所以说这是我们国家要首先要花大力气把它控制好的一个问题，而且临床的用血安全，我们过去出过问题，事情发生之后，政府采取了措施，主要我们血液安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有漏洞，就是我们提到的，不按国家的规定，不按一些法规来办的这种，在商业利益驱使下的，这种非法产卖血活动。

　　记者：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血液传播？

　　邵一鸣：差不多十年前的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没有很早地强制性地在全国开展百分之百的血液筛查，使得一些地方的这种漏洞没有被堵住。卫生是一个关系人民生命安危的（问题），最近胡锦涛同志也从很高的角度，高度提到，卫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像这个它应该是作为公共产品，它作为公共的事业来办的，要政府、要领导，不能让它在市场上按照市场经济利益趋势去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