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邵一鸣：艾滋报告

　　解说：在今年9月份召开的第58届联合国大会艾滋病高级别会议上，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高强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强化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五项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承诺对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治疗药物。

　　记者：在不久前的联合国会议上，高强副部长承诺，要五千名的免费治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邵一鸣：现在在中国已经进行政府免费治疗的人群是六千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传染病是一天都不能等，我们非典就是采取了这种方式，全部是政府来负责，疾病就很快控制住了，艾滋病也应该是同样的，我们不管它什么样的途径感染，它是疾病，是对公共有危害的传染病，政府必须来做这件事情。

　　记者：这个六千名是怎么确定的？

　　邵一鸣：从临床来说，并不是所有的病人，所有的感染艾滋病毒的人都需要治疗。在他感染的早期，他体内免疫系统还把病毒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的情况下，免疫系统没有受到损伤的情况下，这个阶段不需要治疗，所以说选择合适的病人治疗要进行检测。

　　记者：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六千人之外那些没有得到免费治疗的患者，可能觉得不公平？

　　邵一鸣：这个目标是对所有的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支付药物的病人提供免费药物，干任何事情，像这么大规模的事情总要一步一步来，才稳妥。当然我们希望这个过程要尽量短。

　　记者：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一人三千块钱，一年的治疗费用，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

　　邵一鸣：并不是遥不可及，而且我刚才提到的，假如说支持我们企业能够生产更多的药物，而且能够使得我们的药物走向世界，帮助非洲国家进行艾滋病的治疗，那么这个药价还会大幅度下降，因为它跟总量是直接有关系的价格。

　　记者：目前进行的效果呢？

　　邵一鸣：目前进行的效果应该说成绩是非常大的，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当然也有问题，那么问题就是说，副作用还是多了一点，我们目前大概有一千人已经退出治疗。

　　记者：自愿的？

　　邵一鸣：自愿地退出了治疗，由于它有副作用。实际上副作用不单纯是药物的副作用，主要是还有其它的原因，其它原因包括，我们参加治疗的主要是以防疫系统的防病人员为主的队伍在进行操作，他们的临床经验是相对比较多的，及时地对一些可控制的副作用进行化解，那么就可以使更多的人能坚持治疗下去。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药物种类非常有限，可供医生选配适合于这个病人的最佳方案，我们不够。

　　记者：现在全国到底有多少专业的治疗艾滋病的医生？

　　邵一鸣：应该这么说，已经治疗过艾滋病人的医生和护士大概有一百多，但是具备这种能力，可以经过短期的培训，规范的治疗艾滋病的医生和护士大有人在，我们中国不是非洲，我们治疗了大量的传染性疾病，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治疗方法理论上和操作上都是一样的，结核病的治疗，几个药一起用，在监控的情况下使用。

　　记者：但是这个培训工作正在做吗？

　　邵一鸣：培训工作正在做，我希望能看到它做得更快一点，做得更广一点。

　　解说：疫苗始终是对付病毒的首选方式.从艾滋病毒被发现那天起,各国的科学家便展开了一场研制艾滋病疫苗的竞赛, 而近来非典疫苗研究的迅速进展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某种希望。

　　记者：最近大家很高兴听到非典的疫苗正在研制当中，而且通过了动物试验，那么艾滋病的疫苗什么时候能出台？

　　邵一鸣：艾滋病的疫苗，国际上已经有20几个疫苗在不同阶段的人体试验，今年年初公布的第一个就是三期，我们说疫苗的试验要经过一期、二期、三期，大概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检验这个疫苗是不是有效，三期临床的话，国际上进行的，第一个已经结束，但是这个疫苗是失败了。这个事实也说明了，艾滋病疫苗的研制是非常难的。

　　记者：有没有一个时间？

　　邵一鸣：我感觉我们在疫苗方面，中国的研究尽管起步得晚，但是我们很有自己的特点。天花疫苗做载体的艾滋病毒疫苗，我们在工业化的生产已经结束，我们核酸的疫苗通过国际合作，也已经完成，这两个疫苗我们正在准备报到国家的安全评价中心去做毒性试验。

　　记者：到底什么时候疫苗才能对防治艾滋病真正起作用？

　　邵一鸣：按照我们的计划明年是要进行一期人体试验，但是我们说一期人体试验只是检查它的安全性，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非典疫苗，也只是它的安全性。时间表的话，按照我们的计划是明年进入到一期，根据一期的结果往二期走，一期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要是一切顺利，我们可以直接往二期走，二期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开始三期临床试验。三期临床试验的话，就是检验它在高危人群有没有可能预防艾滋病的感染。

　　记者：但是，还是一个未知数？

　　邵一鸣：这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