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特写：我的镜头谢绝了她的微笑 
――中国救援队DNA专家邓亚军印象
央视国际 (2005年01月20日 08:47)

　　CCTV.com消息（中央电视台东南亚（曼谷）记者站 王玉国曼谷报道）：

　　我的镜头谢绝了她的微笑

　　“对不起，请你尽量不要笑。”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邓亚军时同她讲的第二句话。

　　进入2005年新年，“邓亚军”这三个字和“中国救援队DNA专家小组”一起成为中国各大媒体和泰国当地媒体竞相报道的关键词。因为有一支来自中国的、具有高科技背景的救援力量出现在了泰国南部海啸灾区，他们的带头人叫邓亚军。

　　第一次见到邓亚军是在曼谷朗曼国际机场，时间是2004年12月31日凌晨零点30分。当晚，听说有北京和上海的两支救援队将抵达曼谷，同事张莉和我很早就到了机场。新华社、人民日报、国际台和我们中央电视台常驻曼谷的记者们一直在出口的栏杆外等候。后来得知上海下了大雪，飞机未能起飞，救援队滞留虹桥机场。大家的话题自然集中到了北京的这支救援队上。当时都猜测他们会是医生和护士。同时我们也得知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九桓已经进入机场去迎接，毕竟这是第一支来自中国的救援队。

　　我则早早就扛起摄像机，为的是第一时间抓住画面。

　　当张九桓大使一边走出来，一边向我们挥手时，我马上把镜头转过去，并且迅速搜索张大使身边的人。这时，有一面五星红旗在大使身后展开，由几个年轻人举着。我径直将变焦钮按到底，红旗在寻像器里扩大再扩大，直到只有最大的五星充满画面，同时转动距离旋圈，抓住了焦点；同时屏住呼吸，按下拍摄键。随后，以较快的速度拉出镜头。拉到头时，他们举着红旗刚好从我右侧通过，我随着他们的前进方向摇动摄像机，形成一种让他们在镜头里走近再走远的效果。

　　接下来，记者们便围上来，向一位打旗子的个子很高的小伙子问谁是救援队的队长。

　　“这是我们邓主任！”小伙子一侧身，让出一位戴眼镜的女孩子，她比他整整矮了一头。我透过寻像器一看，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有知识女性的气质，但更像个学生。

　　“请问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来这里？”有记者率先发问。

　　她一开口就露出了笑齿“是我们中心派我们来的。”

　　“请问你们是什么中心的？”我马上意识到对方没有推介自己的准备，但我们记者必须给对方机会，因为他们的出现的确是一种义举。于是，就隔着寻像器发了言。这是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她微笑着回答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什么什么司法鉴定中心，名字很长，不容易记住。

　　“那你们怕不怕？”一位同行也一定注意到了她的年轻，所以才这样提问。

　　“做我们这行的尸体见过很多。不怕！”她继续微笑着。

　　“对不起，请你尽量不要笑。”我说出了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句话。因为我知道对于在场的记者来讲，大部分是文字方面的，被采访者的神态对他们没有很大的影响。而电视就不同了，遇到这么严肃的事情，要到遇难者成千上万的灾区去参加救援，喜悦的表情会让观众感觉不太舒服。或许她一直有开口就笑的习惯，所以为了下面的镜头，我必须提醒她，尽管这样做多少有些唐突。

　　她马上接受了，收敛了笑容。随后，简要介绍了出发的经过和此行的目的。原来他们得知泰国南部海啸过后，有大量遇难者尸体的身份急需确定，便在中午做出了参加救援的决定，下午办理手续，到晚上就登上了飞机。此行的目的就是提取无名遇难者的DNA样本，并送回北京检测，从而为最终确定身份提供帮助。小组三男两女五个成员全是自愿报名，其中两人此前连护照都没有，全是靠外交部门的支持，才得以迅速成行。

　　只有半天的时间，是否能准备充分，有记者表示担心。“这点请放心。我们平时就对突发事件有准备。”

　　采访完年轻的邓主任，张莉又拉过来其他小组成员，问他们出发前通没通知家里人，回答是没有，只是说要出差，并且讲没有想到这里会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得尽快打电话给家里，否则从电视里看到了会觉得突然。我发现除了小邓之外，他们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串长长的念珠，便问为什么。他们说是出发前领导送的，希望有一种力量能够保佑他们这些好人一路平安。

　　DNA小组四个小时后要转机去普吉，使馆安排他们先去休息。他们推着行里车走出玻璃门之后，我一直从背后跟拍。当他们在回廊下的甬道上逐渐走远，我又把镜头向上推了推。焦距的变化使他们的前方变得有些模糊了，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镜头。

　　我打心底祝他们好运，但也知道在他们的前面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

　　夜里回到驻地快两点了，我们抓紧编片子、赶稿子，以便在四点钟传回北京，赶在早间新闻中播出。“这个主任叫邓亚军。”张莉坐在编辑机前，指着我拍的采访画面告诉我。我自然想到了邓亚萍，她们两人的脸型还真有几分相像。

　　第二天，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第四套节目各档新闻相继播出了中国救援队DNA小组抵达曼谷的画面报道，随后《新闻联播》也播出了我们对邓亚军的采访。

　　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尸体

　　第二次见到邓亚军是在36小时之后，也就是2005年元月1日中午，地点是泰国南部受灾最重的攀牙府，那里一个寺庙的院子里停放着上千具尸体。当时气温高达35摄氏度，空气里弥积着浓重的腐臭味，仿佛让人置身于高温高压的容器中一般，胸闷得喘不过气。

　　12月31日傍晚，当国内的朋友们纷纷发来短信祝贺新年的时候，张莉打来电话说，元旦一早张九桓大使要去泰南灾区看望中国救援队，我们两个随同去采访。当时有关灾后可能爆发疫情的报道已经越来越多，张莉特别提醒我要穿长袖衬衫，以防蚊虫叮咬。

　　元月1日早9点15分，我们乘泰航班机抵达普吉国际机场，然后乘汽车径直向北奔驰。半小时后，到达了一个尸体检验点。当时周边已经围起了隔离圈，我们从外面向里面拍摄，看到几个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将一具尸体抬到一个台子上，死者金黄色的头发垂落下来，看来是位白人女性。这时张莉将什么东西塞进了我的裤兜，我腾出手掏出一看是个白口罩，就直接戴上了。经过使馆人员的交涉，我们得以进入隔离圈。我快速走向检测台的另一侧，隔着那几位工作人员拍下了张大使巡视的镜头。当我推上镜头在拍具体检测的细节时，听到有人大声在说“stop! ”并伸手来遮镜头。就这样，我被一位警察驱逐了出来。

　　我们又向北驱车赶了一段路后，便在路边的一家餐馆用午饭。

　　“你离尸体那么近，不觉得难受吗？”吃了一半饭，一位同行突然问我。

　　“没事！这种场面我见过！胆子10年前就练出来了。”我毫不含糊地回答。看她将信将疑的样子，我便继续说下去：“可以说比这更严重。”我便讲了1994年我原来所在企业的班车被火车撞上的事，那次共死亡了36人。

　　“太惨了！可以说是血肉横飞！”后来需要留每个死者的照片，就是我去拍的。尽管经过整容，但面孔还是极端变形。那次拍到一半，我快要窒息了。

　　“很可怕吧？”同行问。

　　“还有更可怕的呢。北京凡是非正常死亡的全要送昌平附近的法医检测鉴定中心。那天借拍照片的机会，我好奇又去了趟解剖室。隔着门缝一看-----”

　　“怎么样？”

　　“太恐怖了。有夫妻两人被杀了，尸体正在台子上解剖。男的被捅了十几刀。女的是个孕妇。”

　　“啊！”

　　“切开肚子取出了一个男孩，都44厘米长了。”

　　“别说了！我都吃不下去了。”另一位同行抗议了。

　　“正常出生的孩子是50厘米左右。”另一位同行说，他对这个话题并不介意。“44厘米，那个孩子差不多已经快出生了，至少也有8个月大了。”

　　“我们不吃了！”对面的两位起身去了卫生间。

　　“经历了就不脆弱了！”我心里这样想。

　　然而，30分钟之后要面对的正是我所没有经历过的。那种场面即使对于像邓亚军这样的职业法医而言，也是异常罕见的。

　　汽车继续向北行驶，进入了攀牙府受灾最严重的Tuo Guo Pa 地区。我摇下车窗，断断续续地进行拍摄。这是一段靠近海滩的路，左右两边有许多被波涛摧毁的建筑物，有的东倒西歪，有的彻底垮塌，有的仅仅剩下了底层的框架。椰子树或被连根拔起，或被中间折断，而大部分水泥电线杆则横七竖八倒在地上。还有一艘蓝色的军用巡逻艇，被架在了鱼塘边的高坝之上。路边排着长长的车队，有来救援的挖掘机、起重机，更多的是带敞篷后备箱的那种皮卡，车上挤满了灾民。房屋摧毁了，他们暂时只能以车为家。所有这一切都告诉人们一场劫难刚刚席卷过这里，留下的伤口还在发出阵阵剧痛。

　　我们的车最终开进了路边一个很大的院子里，这是个套院。外院里一层层码放着长方形的木箱子，是用来装运尸体的。有一些穿防护服、背消毒器的人正在向路上喷药。我们下车刚刚走近里院，就感到一种浓重的令人眩晕的气味挤压过来，差一点把我冲倒。当时我强忍住恶心观察了一下环境，发现这里的场地有半个足球场大小，里面的情形，现在想起来只能用“躺着的”和“非躺着的”来描述。

　　“躺着的”是比肩接踵的尸体，在烈日的烘烤下一列列排满了整个院子。有的装在袋子里，有的盖着东西，还有的一丝不挂。每具尸体都明显比正常人的体型要夸张得多。离我最近有一具赤裸的尸体，颜色像涂了铅，全身膨胀。肚子鼓得最严重，如同充气到了极限的皮囊，快要炸开了。左胸部还有一个被硬器戳过的深坑，露出了骨头的残段。

　　“非躺着的”是工作人员，主要是手执各种工具和仪器的检验人员，全部穿着防护服。还有一些正在拍照或拍摄的记者，他们大多只戴着口罩。在如此严酷的天气和恶劣的环境中工作，那种巨大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把这里的一切尽量多的拍下来，记录下灾后救援的真实情况。我首先摇了一个150度的全景镜头，把整个场面交待清楚。接着又拉出了几个工作人员从对面走进停尸场中间的一个镜头。然后取了两具尸体的近景。随即，把镜头推向两位正蹲在地上提取样本的工作人员，他们用手把死者的口腔分开，然后一人用镊子从里面慢慢摘下牙齿，另一人又用一个底端有光亮的、盒子状的仪器对准死者的口腔照了照，像在寻找什么 ，也像在消毒。

　　张莉过来找我。我们进了一个大棚，里面闷热得像蒸笼一样。这里有许多工作人员正在做准备。我们又一次见到了中国DNA小组的几个人，他们正在穿防护服。由于眼前的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影响视线，我就站到了一段矮墙上。张莉把邓亚军拉过来，此时的小邓表情专注，神态有些凝重。与在机场时的轻松相比有极大的反差。

　　“我要准备工作了，实在没有时间。你看-----”小邓指了指手中的防护帽。

　　“你干你的。我们同时进行。”张莉解释道。“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刚刚到。”小邓一边戴帽子一边回答。

　　“你觉得这里的情况怎么样？”

　　“说实在的尸体我们经常见，但这么多的尸体、这么大的场面还从来没见过。可以都没有想到过，太令人震惊了！”

　　“接下来你们要做什么？”

　　“提取尸体的DNA样本，而且必须抓紧。因为这里的尸体太多了，而且随时还有新的尸体被发现，每天这里至少要增加500具尸体。”

　　“你们的工作强度怎么样？”

　　“每个小时检测10具，然后休息一下，再接着干。”

　　“你们还作了哪些准备呢？”

　　“……对不起，我实在得走了！”

　　小邓带着两个小伙子出了大棚，向停尸场里走去。我的镜头一直跟着他们。由于外面非常亮，当镜头转过来的一瞬间，寻像器里变得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我马上按下瞬时光圈调节钮，两秒钟之后，画面清楚了。但里面都是穿白衣服的人，分不清谁是谁了，小邓和她的同事已经融入了忙碌而紧张的人群之中。

　　当晚，这个画面出现在《新闻联播》有关海啸救援的报道中，它也成为此后一周时间央视各频道推出的海啸救援专题报道大片头中的一个标志性镜头。这正是中国人投入国际救援行动的直观反映。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又陆续拍到了小邓和DNA小组的一些活动。有关他们的报道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他们的态度和行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元月2日，DNA专家小组选择了一个更为艰苦的工作点，是攀牙府的一个偏僻的渔村，那里新发现了大量尸体，急需检测人员。由于交通不便，他们乘直升机前往。

　　在泰国南部灾区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救援队，真正让大家注意到中国人存在的是在元月1日晚各救援队召开的联系协调会上。当时，大家就如何对大量无名尸体进行鉴定的问题展开讨论，一直没有结果。许多救援队的代表都对具体的死亡数字拿不准，由此不知如何计算费用问题。就在举棋未定、一筹莫展之际，中国DNA专家小组的联络人郭奇的发言打破了僵局：我们可以无偿承担对所有无名尸体进行DNA检测。这就意味着鉴定的全部费用将有中国的单位来承担。他的话结束后，会场出现了一分钟的沉寂，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天，全球主要媒体都报道了这个消息。一个由5名青年人组成的小组，在世界瞩目的救援前沿，为13亿中国人赢得了赞誉。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是出自邓亚军的当机立断。

　　“那这么大的事最终是由谁来决定的？”元月2日晚，我们在驻地再次采访邓亚军时，张莉问。

　　“是由我决定的。我是课题组组长，是受到信任的，有这个权利。”邓亚军的回答迅速果断，完全没有在校生的感觉，俨然是位前线的指挥员。“我认为没必要去请示，因为不能让这个机会擦肩而过。”

　　“你们有这个经济实力吗？”

　　“我们中心完全有这个实力。”邓亚军给我们算起账来“鉴定一个样本需500元，现在发现死者5000人。就算3000人确定不了身份，费用就是150万。我每年可以支配的预算比这个多得多！”

　　在检测现场面对大量尸体时，她曾感到任务艰巨，而谈起对尸体的处理她却又成竹在胸。好像有谁说过这样的话，就是知识型的人有时会多谋而不善断。而透过她很有书卷气的外表，我们发现了一种出色的果敢和机敏。

　　DNA标本运回中国后不会造成污染

　　元月12日晚，大使馆的安国军、李达非，张莉和我，一起和邓亚军在曼谷是隆路的潮州饭店吃了顿涮锅。几天前，小邓从普吉赶来，和使馆及泰方协商将DNA样本送到北京鉴定的具体程序。当晚是安国军做东，之前他来电话说玉国虽然你也刚来泰国驻站，但通过海啸救援大家已经是老朋友了，正好小邓又在曼谷，应该聚一聚。

　　说实在的，尽管和小邓见过很多次了，但基本都是通过摄像机镜头。当面对面坐下时，发现她本人比镜头里要成熟几岁。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一般而言，镜头都会把人拍得大几岁，而她却正好相反。

　　“你好！小邓。第一次见面我就问过你们是什么中心的，可到现在我还是没记住。”我这样同她打招呼。

　　“是吗？赶快交换名片。”她拿出一张名片递过来。

　　我接过一看，中间印着：邓亚军 博士 鉴定中心主任。单位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

　　我问了他们单位的地点，她说是在首都机场边的空港工业区。我又问了她读博士的大学，她说是西安的一所医科大学，现在已经合进了西安交通大学。

　　“我觉得你挺像警察的。”张莉说。

　　“真的吗？”小邓的语气告诉我们她没有感觉到意外。“实话说吧，我确实做过警察。”她拿出了一个证件，外面印有警徽。

　　张莉接过来打开看着“挺精神！”说完递给安国军：“你是公安部的联络官，鉴定一下？”

　　“真的没问题，不过是老版的。”安国军说：“新版的警徽是凸出来的。”

　　那一天吃得热气腾腾，是我来曼谷半个月以来吃得最舒服的一顿饭。都说到国外要倒时差，而曼谷只比北京晚一个小时，自然容易适应。但曼谷却比北京热多了，现在虽然是当地最凉的时候，白天的气温也在30度左右。而北京现在天寒地冻，正是吃火锅的好时机。我开玩笑对大家说我喜欢火锅的原因，是由于季差没有倒过来。

　　尽管有一些插曲，大家的话题始终没有游离太远，基本围绕着小邓和DNA小组。

　　“第一批样本什么时候送回国？”

　　“15号中午上飞机。”

　　“有多少件？”

　　“现在还不清楚。”

　　“多长时间可以完成鉴定？”

　　“我们有三台仪器，每天可鉴定500件。”

　　邓亚军还介绍，他们中心的设备居世界领先水平，这次海啸救援让世界同行了解了中国在着司法鉴定方面的实力。她还说，他们中心归属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前两年曾轰动一时，是中国参加世界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的首席科学家。这项工作有美、英、日、中等6个国家的科研机构共同完成，其中中国承担的1%测序工作由这家研究所独家完成。

　　说起这些小邓自豪得溢于言表：“我们要经常接待外国来的访问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总担心我们在生产基因武器，所以我们就经常请他们来看看，让他们放心。”

　　“现在大家都担心尸体可能带来瘟疫的问题，”我接过了话题。“那样本运回国内能保证不造成污染吗？”

　　“不会的。”她回答的很果断。“有严格的密封和隔离措施，不会泄漏的。标本鉴定后也要长期保存，不能随意丢弃！”

　　谈到业务，小邓自信果断、出言直率。对其它事情，她又很有主持“诸葛亮会”的感觉。“你们觉得我这次哪一种选择更好？是自己先回去，然后再到机场去接样本，还是直接护送样本回到北京？”

　　她的话把大家带入了新一轮热烈的讨论之中，桌上的火锅在沸腾┅┅

　　元月15日下午，小邓和她的3位同事护送首批100件DNA样本飞抵北京┅┅

　　（本文所配发照片情况：机场采访部分摄影者为王法，工作现场部分摄影者为张莉 。）

责编：刘棣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