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83岁的杨老先生依然精神矍铄

	眼望纪念碑前凭吊的人群杨伯方该心慰了

　　CCTV.com消息：在缅甸首都仰光以北260公里处的东吁市，伫立着一座8米高的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如今，一位参加过当年入缅作战的远征军老战士仍然生活在这里，他守护着这座纪念纪念碑已经度过了8个春秋。

　　这位老战士名叫杨伯方，虽然今年已经83岁了，但身体硬朗、耳聪目明，讲起话来掷地有声，他离开河南原籍60多年，至今乡音未改。

　　“在茫茫的森林里，在漫漫的公路下，我们中国远征军官兵不下10万余，尸骨散埋在下面！”

　　2005年8月6日，在东吁举行的缅华各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这位老兵用叙事诗一样的语言向人们讲述了当年入缅抗战的悲壮历程。

　　1942年3月，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在东吁的锡当河两岸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搏斗，2000多名将士壮烈牺牲。1942年和1943年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他们以巨大的代价换来了抗日同盟军在南亚、东南亚战场上的全面凯旋。抗战胜利60周年前夕，中国驻缅使馆和各界华人华侨从缅甸各地来到中国远征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故地东吁，纪念那些为亚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中国军人。

　　当日，杨老先生分别在纪念大会现场和自己家人经营的冷饮店中，两次接受中央电视台常驻东南亚记者的采访。

　　十万英烈如今只有一座纪念碑

　　一座8米高的抗日英雄纪念碑，在中国国内绝对称不上高大。先不必说沈阳、北京、南京、上海、武汉这样的抗战名城，就连东北、华东、华南任何一个打击过日军侵略者的县域，都会有不止一座这样规模的纪念碑。

　　然而，在总面积超过中国东北黑吉辽三省面积总和的一半、华人华侨人群有500万以上的缅甸境内,目前却只有这样一座可以凭吊中国远征军牺牲者的标志性建筑，十万英灵拥挤一处，当地的许多有识之士为之心酸落泪。然而近年来情况的变化，恐怕令酒泉之下的远征军将士也难以安眠：在腊戎，在曼德勒，在密支那，乃至在东吁等地的许多旧日战场上，一座座日本人的纪念碑拔地而起……

　　中国远征军的这座纪念碑是杨伯方心中永远的情结。它曾让他殚精竭虑，它曾让他耿耿于怀，如今它仍然让他魂牵梦绕。

　　“1951年，我们东吁当地的华侨，他们有5个人，发起捐钱把纪念碑建起来。那个时候建在学校里面，就是我教书的中华学校。”杨老先生介绍说，上世纪60年代，当时的缅甸政府推行了排华政策。这所华文学校被收归国有，华人华侨举行悼念活动受到限制。后来政策有了调整，但对参观瞻仰的人们来讲进出仍然很不方便。

　　“所以我带头申请，通过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向缅甸政府要求把纪念碑搬出来。”自1992年开始，杨老先生多方奔走，一方面募集征地、搬迁、扩建的资金，一方面也踏上了漫长的报批之路。经过中国大使馆三任大使的支持和当地广大华人华侨的捐助。1997年4月，纪念碑得以成功迁入新址并扩建。2000年又在纪念碑旁边建立了一所纪念馆。纪念馆又称文化宫，它同时兼作华文学校。近年来，纪念碑、文化宫所在的那座小院成为缅甸各地华人华侨敬仰的圣地。

　　“今天这个日子对我们来讲特别难忘，我们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同时也来看望您，我们远征军的老战士。”纪念大会上，中国驻缅甸联邦大使李进军向杨伯方先生表达了敬意。这样的画面和声音被记者的摄像机镜头捕捉到了。

　　东吁据仰光260 公里，因为路面状况问题，李进军和使馆工作人员、侨团和中资企业代表100多人，驱车将近6个小时才到达这里。他们带来的不仅有对先烈们的敬仰，还有对纪念馆发展的支持，纪念大会上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据记者现场观察，目前这所中国远征军纪念馆所陈列的展品还非常少。除了锦旗、牌匾、标语之外，几乎见不到什么实物，图片也很少。各界人士表示要资助它尽快地完善起来，让下一代有更多的机会目睹历史的真实。

　　纪念碑迁入新址已经8年了，杨伯方老人一直是它的忠实讲解员，2000年后又成为文化宫华文学校的一位教师。在他看来，为华人华侨的下一代创造机会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了解与亚洲各国人民共同开展抗日战争的历史，是他有生之年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要用惨痛的历史告诉人们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们向全缅甸的500多万华人华侨发出呼吁，坚决反对别有用心的人美化战争，决不能让日本帝国主义死灰复燃！”谈到近年来有人把上世纪40年代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宣扬为对东南亚的解放，杨伯方显得非常气愤。

	与妻子一起接受采访

	与中央电视台常驻东南亚记者合影

　　敬仰戴安澜 感激孙立人

　　“当时日本的军力，它的所有配备都比我们好。我们没有制空权，它有飞机。我们就是有普普通通的武器。”杨伯方介绍说，虽然1942年第1次入缅作战，中国远征军最终失利了，但还是取得了令亚洲反法西斯同盟军扬眉吐气的战绩，打了两个胜仗。“在东吁保卫战，虽然说戴安澜将军牺牲了，但是给我们国家也争取了荣誉……”据杨老先生的夫人介绍，每次说起戴安澜的牺牲，他都会哽咽，甚至落泪。虽然，杨老先生当年没有在戴安澜的第200师服役，也没有参加东吁保卫战，但讲起这些时，总会情不自禁为之动容。因为戴安澜是抗战后期中国所有军人的楷模。

　　戴安澜麾下的第200师是当时中国惟一的机械化师。戴安澜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1942年3月在东吁的锡当河两岸打响。中国远征军与日军激战12天，歼敌5000人，有2000多名远征军将士英勇捐躯。后来，戴安澜将军也在撤退途中负伤，最终牺牲在缅甸境内。

　　戴安澜牺牲后，由国共两党为主组成的中国抗日同盟中的各界人士均表示悼念和惋惜。诗人军事家毛泽东特别写了一首诗来称颂他对抗战的贡献――浴血东瓜守，驱倭东枝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38师孙立人将军在仁安羌，救了英国盟军7000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这是在缅甸最漂亮的一个战役。”提起孙立人、提起仁安羌大捷，杨伯方总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当时是孙立人所率第38师汽车运输连的一名少尉。1942年4月刚满20岁的杨伯方参加了让孙立人将军名扬天下，让日本武士道精神威风扫地的仁安羌战役。当时正是他所在汽车连让精锐的113团于夜色之中陈仓暗度，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日军面前。

　　仁安羌盛产石油，是盟军的燃油基地。1942年4月，日军采取隐蔽穿插战术，穿过了英缅军布下的3重防线，抢先占领了仁安羌油田，并将众多的英缅军包围。孙立人接到求救电报后，果断采取了以精锐部队突袭敌军的战术，命令113团连夜火速赶往仁安羌救援英缅军。杨伯方所在汽车连承担了运送113团的任务。凌晨五点他们赶到了现场，并隐蔽在树林当中。拂晓时分，远征军发起进攻。1000名中国将士长夜奔袭歼灭1000名日军，并救出了7000多名同盟国军人，以及传教士、记者等500人。孙立人将军不仅成了民族英雄，也成为同盟国部队的骄傲。

　　“仁安羌战役结束了，我们在缅甸腊戎的路线被敌军切断了。所以部队要撤退。那个时候英国人先走了，退到印度去了。那我们怎么走哇？”对杨伯方而言，孙立人既是他最佩服的人，也是他最感激的人。在随后的战局大逆转中，正是孙立人英明大胆的决策，让38师避免了巨大的牺牲。4月28日，日军偷袭腊戎，切断了远征军的来路和供给线。于是，大部分中国远征军向北撤退，寄希望于翻越茫茫的野人山返回云南。孙立人也接到了这样的命令，但他坚持要把部队向西转移到印度。

　　“孙立人说这么大规模的部队进到山林里面，给养没有、医药没有，路线也没有。我们怎么走？转到印度去，我们还可以有生路。”后来的事实证明，孙立人当初的决策是正确的。翻越野人山的友邻部队在荒无人烟的热带山林里抗争了两个多月，损失异常惨重。“他们大多数都是死在野人山上面。他们并没有倒在敌人的炮火下，而是饿死、病死在山上……” 杨伯方用几乎哭泣的声音向记者诉说。

　　杨伯方所在的38师是幸运的，因为师长孙立人选择了向西行军进入印度的方案，虽然这条路线也有山林，但规模并不大，所以基本保全了部队。但他们的荣誉和尊严却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我们行军到了边联普那个地方，前面没有路了，是大山。我们把汽车完全烧掉之后轻装爬山，路都没有。”杨伯方跟随部队沿着拉玛河谷又走了一天，终于见到了公路。“从那边上路就靠近印度了，到了彦发尔殿麻普就碰到英国的守军。”但英国守军却要求38师放下武器，摘下军帽，要以难民的身份才准许入境。

　　“孙立人一听就火了！说我们不是难民，是友军。我们要赶到在印度的盟军指挥部，如果有人阻拦，我们只能打进去。”孙立人说到做到，他把老弱病残放在部队后面，把具备战斗力的人员集中起来，准备为荣誉而战。

　　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听到这个消息，马上给阿萨姆的前方指挥官下达了命令。“他说你不要胡闹，这支部队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并且在缅甸也帮助我们救了7000人，你怎么可以叫他们放下武器。日本人都没有办法。他能够把部队地带到这边来很完整，你不要乱来。他一听不对头，就把我们迎接到阿萨姆那边去了。”后来杨伯方所在部队又到了拉姆甘，在那里整顿、训练了一年多。1943年中国远征军从印度基地出发第2次进入缅甸，对日军发起反攻，成功地打通了中印公路，并与滇缅公路相连接，作为亚洲各国抗日战争主战场的中国战区的物资补给大动脉因此更有力地跳动了起来。

　　杨伯方的妻子是印度华侨的女儿，他们1942年在印度相识并结婚。中国军队到达印度后曾接到一个命令，要求有军衔的人员一律回国。杨伯方是少尉，也应该回国复命。但却因感染疟疾，住医院三个月，因此错过了机会。病愈后他找到师长孙立人，要求在印度办华文教育，得到孙立人的准许。

　　“我和她就是那时候认识的。我在华文学校讲课，她那时候是学员。我们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见钟情吧。”当记者问及他和妻子相识的经过时，他这样回答。他们还拿出了几十年前的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他们回到缅甸教书后拍的两代七口人的全家福。他和妻子共育有五个儿女。如今，只有大儿子一家在身边。其他的有一个女儿在昆明，有一子一女在香港，还有一个女儿在台湾。

　　谈到自己家的饮食店，杨老先生说妻子是总管，自己嘛总是往文化宫跑。而生意方面的收入有很多成为当初纪念碑、纪念馆征地、搬迁、修建，以及开办华文学校的启动资金。“我们这些年也没有白费，我们办教育，纪念碑也有了影响。”

　　东吁是缅甸的故都，也曾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高高伫立在那里的中国远征军的纪念碑不仅吸引缅华各界人士前来瞻仰凭吊，现在每个月也有一些访问者从香港、新加坡等地慕名而来。

　　8月6日当晚，在从东吁返回仰光的汽车上，记者于颠簸之中望着窗外宁静的夜色，不禁又想起杨老先生的诗句――我是纪念碑，从来默无语。阅世五十载，泪流入心间……（中央电视台常驻东南亚记者 王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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