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连线]刑侦和心理专家析杨新海杀人案

　　记者：毕教授，这样的案件在警方没有破之前，应不应该告诉公众？

　　毕：我同意高博士的意见，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案件刚刚突发的时候，未必马上告诉，正常时候案件的话，应该有一个透明度，因为它好几年了，所以它的好处从我的专业来说，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作为被害群众也好，或者一个隐患存在，作为一个公众来说，老百姓来说，他能够在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做好自身或者自己家里安全防范措施，像我们知道杨新海作案没有特别的手段，就是别人睡熟了，扒拉开他的门栓子，然后进去。他没有很特殊的手段。所以这个防范工作做起来不是十分难的，因此作为老百姓来说他了解了情况之后，做好一个防范，避免受到侵害。另外一个方面，老百姓知道情况之后，他常触摸这带地方的老百姓，很可能了解到与案件有关的一些线索，他能够及时地传递给我们，有帮于案件的侦破。

　　记者：您从这起案件中我们看到，杨新海所侵害的一些家庭主要是挑比较偏远的，而且有点类似于深宅大院这样的，而且门是双扇的，不是单扇，像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这么多年警方没有告诉这些地方的公众呢？

　　毕：我想目前不仅杨新海案件，还有类似发生过其他类似案件，我们擅长一种观念讲是引起恐慌，专业角度可能打草惊蛇这方面的考虑，可能主要是这样的因素，所以透明度差了一些，或者告诉时间晚了。

　　记者：反过来我们从警方的家度满，如果把这个东西告诉给公众，实际某种程度也告诉了犯罪分子，是不是会打草惊蛇？

　　毕：看案件的情况，不是说所有的案件都会打草惊蛇，或者所有的案件不存在，看案件具体情况分析，杨新海这个案件，他流窜这么多，而且从他的心理角度来说，我觉得打草惊蛇的程度不是太厉害，完全可以告诉给那带生活的群众做好防范。我个人认为。

　　高：我觉得这点我插一点，毕老师讲的我觉得有道理在哪儿，打草惊蛇是一种战术，作为一种技术刑侦工作中常用的手段，什么情况下不去打草惊蛇，我们很清楚对方的信息，全在我们掌握中，这种情况下没必要，或者尽量避免，因为我们把信息把握很具体了，需要是我们最后的致命一击，这时候如果出现差齿的话反而延缓了办案的速度。像这个案子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可能大部分协同作案的警方人员不太熟悉杨新海的行踪也好，具体下一步干什么，这种情况不存在打草惊蛇的情况了。所以我觉得适当的或者有控制的情况下把这个信息发布出去，可能有利于这个案子的侦破。而且我同时也认为是这样，一直大家非常担心恐慌的出现，社会层面的恐慌，我们想想人为什么恐慌，只有对一些不可控制的产生恐慌，一个事情可能结果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我们对这件事情可控制感，更了解的话，可能恐慌焦虑降低到我们能接受的水平，像最近的无论禽流感也好，其他可能出现的传染性疾病也好，大家对它的认识程度也好，恐慌程度也好，比以往有很大的改善，因为他知道这个病离我有多远，我怎么去做，可能有保护，这就比有些东西你不知道会怎么样要好得多，同样这样的疾病比这个危害更大的疾病，严重程度或者疾病的危害程度并不和人们的恐慌程度成正比，很重要的因素是大家知道，通俗地讲就是知道，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会怎么样，我能干什么，就是我们讲的可控制感，这个可控制感，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讲是很重要的，而且对群体讲有这样一个底线的话，实际上反而会更积极面对这个事情。

　　记者：面对类似这样的恶性案件，告知他适当的恐慌反而是件好事。

　　高：我们人之所以能够自然界存活下来，并不是说我们不紧张，而是保持一个适度的紧张度，不是说我们所做的无论公安系统还是医疗系统，所有老百姓生活在很舒适丝毫不紧张的环境是我们终极目标，不是这样的，自然界有它不可能抗拒的自然规律，包括这样的罪犯，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的个体，应该有一定的防范的本领，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公安机关完全把可保护性，现在社会中可能是不太现实的现状。

　　毕：我也非常赞同高博士的观点。

　　记者：实际上从这次案件侦破最后结果看，实际上适当告诉公众现在反思起来是正确的，但是告知公众的时候怎么做到既不影响警方的破案，又不造成过渡恐慌，告知方式方法上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毕：我想要根据每个案件的情况确定告知的范围和告知的方式，如果某些案件规律性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我们告知的范围，有时候我们方式上，通过我们的居委会主任通知也好，通过小区物业告诉也好，也不是完全通过电视，那个范围非常大，杨新海这个案件脱拖到后来那么时间的情况下的告知，跨省地域地区比较大，告知范围特别大，有些规律性不是明显，案件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但是保护公众利益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情况下，而且有利于破案的角度又不打草惊蛇，范围可以稍微小一些，通过业务也好，家委会也好，针对性的告诉，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告知方式。

　　高：我觉得这点确实是非常值得大家思考的，我们在大街上如果一个警察见不到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不是那么安全，但是如果见到满街都是警察的话，可能也感觉不是安全，所以这里怎么做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告诉不告诉的问题。

　　毕：我非常同意高博士的意见，媒体看上到，我忘了哪个地方，杨新海案件中有一个村里头，村长治保主任，在大喇叭里喊有什么人杀人，大概小个子，背驮，大家注意了，这种方式可能不太妥当，我倒是这么想的。更妥当的方法是通过比较正常的渠道，不是大喇叭喊，可以召集一下，家庭成员每个人来一下，召集会议也好，范围坐下来，既告知这个事实，同时又解释并且告诉一些防范措施。这样更好一些，而不是大喇叭里盲目喊，这个方式本身而且语言本身反而容易造成人的迷惑或者是恐慌。

　　记者：您觉得告知不仅告诉事件的发生，还要告诉防范基本方式方法，一般这方面应该做哪些工作呢？

　　毕：比如杨新海这个案件，他作案手段，扒拉门进去了，侵害的对象是农村城市边远城乡接合部，这些人家庭不是特别富裕，经济条件不是太好，所以本身家庭住宅没有特别的防范，就是简单的一扇门，院墙不是特别高，有的时候外面插上门插，里面的门不锁，就进去了，这个防范我觉得不是特别难，加上门锁，防范好一些，而且一般不侵犯城里装了防盗门，城市的保安措施比较好，他还不信，你告知他侵害的对象规律性的东西，公众心理自然明白，但是一些特殊的手段的防范，需要专业人，那是另外一回事。

　　记者：高博士，实际上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您觉得如果警方告知类似案件的时候，您希望得到什么？

　　高：我觉得一般有这么两个方面，一个是说我怎么去防范，刚才毕教授已经讲了例子，这个可以条例化，另外我还能做哪些积极主动的东西，这点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讲，我们相信老百姓保护自己也很重要。

　　记者：您说的这个积极主动的东西是什么呢？

　　高：比如说现在我们如果遇到这样一个罪犯的话，我们怎么办，这些属于当我们看到他了，还有我们不一定针对这一个人，比如我们通过这个为一个线索一个契机，可以做许多，比如我们在生活中，你怎么样观察周围的情况，包括怎么样保护家人，这些措施是我们主动，你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威胁，不安全因素，很强烈的情况，你会做的，这些东西如果平时一点一滴渗透下去的话，一个人相信自己能保护自己，这点比当几个警察来的在群体范围内效果更大一点。

　　记者：毕教授，类似这种情况，国外刑侦过程中，包括告知给公众，这些方面和我们国内相比较的话，有哪些不同呢？

　　毕：国外和我们告知的情况，他们告知情况比较多的，尤其连环案件发生之后，发生两到三到四起之后，他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有一个透明度，另外一方面从我个人搜集材料看，他在宣传过程中注重分析，找它的规律，找他的特点规律，通过这个角度协助破案，像美国有一个行为调查援助小组，好像这个名字，不确切，有一个科也好，一个组织也好，这个组织的成员由警官同时心理学家，在某一个地方发生系列案件之后，小组的成员可能会出动，集中一些专业知识来协助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