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元旦李黎（右）和同事于晓光在攀牙尸检现场（李达飞摄）

　　CCTV.com消息：（中央电视台常驻东南亚(曼谷)记者王玉国）

　　DNA是什么？

　　是负载生命遗传密码的基因组；是双螺旋结构，是一对对碱基……

　　这是在高中课本上就学过的知识点。然而10个月来，经过报道印度洋海啸救援，经过对中国DNA专家小组的几次采访，记者发现除了生理玄机之外，它更富有情感意绪和艺术表达。

　　今天，当脑海里再次呈现DNA环环相生的双螺旋结构时，仿佛就像是面对一组一波三折、一咏三叹的乐理谱线，而那支撑和维系两条有机链的一对对碱基正是拨动心弦时才可能发出的一个个音符。于是，一首凄婉哀怨的安魂曲如洁白长绸般自星空飘落，这是天堂对人间的倾诉与依恋，这是生者对亡灵的牵挂与告慰……

　　而邓亚军、李黎这些中国DNA专家正是这首特殊安魂曲的创作者。

　　--------题记

　　1、设计出来的采访

　　10月9日，记者从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下属的北京华大法医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军那里了解到，经过国际专家的合作，截至8月底，中国DNA专家小组已经在北京的实验室，完成了对1089位泰国海啸遇难者的骨骼DNA鉴定，并于9月8日将数据光盘转交给泰国政府。至此，今年1月1日，由邓亚军等5位DNA专家代表中国提出的，无偿为泰国海啸遇难者提供DNA检测的承诺已经兑现。

　　“但我们还有一位DNA专家在第一线工作。继续为海啸遇难者身份的鉴定提供服务。”邓亚军告诉记者留在普吉的是她的同事李黎。她所在的项目组正在利用中国和其他两个欧洲国家对遇难者骨骼样本的DNA检测结果，来和已经掌握的失踪的个体数据相比对，从而确认死者的身份。

　　“她的故事很多。香港3家人有9个遇难者，在她的帮助下，尸体全都找到了。”

　　我想哪位记者听到邓亚军对李黎的这番评价，都会产生跟踪采访的想法。我初步定在12月26日海啸一周年纪念日之前，去普吉采访她，同时也可以把中国DNA专家小组一年来的工作绩效做一个回顾。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机会很快就不起而遇了。

　　10月23日记者接到泰国方面邀请函，27日将在攀牙府举办一个建立海啸纪念公园的发布会。

　　10月26日上午，当组织者告知第二天上午10点从曼谷起飞，11点20 到达普吉，然后转乘汽车去攀牙的安排后，我突发奇想：可否请李黎一起去？

　　因为我记得1月14日上午，我们随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率领的中国赴印度洋海啸慰问考察团乘机到达普吉后，就是在机场和当时正在那里参加救援的使领事馆人员和DNA专家汇合，然后一同驱车北上70 公里去攀牙考察的。当时，我和李黎同排而坐。听说他们5个人当时只配了一部能打国际长途的手机，到普吉半个月来只和家里通过两次电话时，我曾提出让她用我的手机和家里联系，李黎则推却了，说没有什么急事。

　　大约11点时，我找出邓亚军提供的李黎在泰国的手机号码，和她通了电话。记者首先了解了她目前的工作情况。一个多月前，李黎成为10 个国家20多名DNA专家组成的项目组的带头人。正如邓亚军讲的那样，李黎的工作很有成效，目前他们已经比对出367个遇难者的身份，而其中的200多例是最近一个月以来完成的。

　　“那你知道有多少例是利用中国提供的DNA数据做出来的吗？”

　　“这个不好说。因为我们有的尸体取了2件骨骼标本，分别发给了两个国家。但是用中国数据的情况肯定不少，因为负责DNA样本鉴定的三个国家中，中国的数量最大，成功率也最高。”

　　她还介绍说她所在的这个国际鉴定中心，还通过指纹和牙齿鉴定出大量遇难者的身份，加上DNA方面的共有2211名死者的身份得到了确认。目前没有确定身份的还有1200个遇难者。

　　我话题一转，向她谈了准备请她第二天去攀牙参加活动的设想。并说这件事很有意义，攀牙受海啸灾害最严重，中国DNA小组曾在那里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应该说纪念碑既是悼念死难者，也是为了记住救援者，应该也有对中国人奉献的肯定。

　　“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通过对你的采访，可以把你们DNA小组的工作都带出来。这不仅关系到你个人和你们研究所，也关系到中科院和中国科技界。”

　　“我尽量安排吧。我每天都要在鉴定报告上签字，看看明天是不是可以找人代签一下。”她说会在晚上给我打电话。

　　但是刚到下午2点半，我就不得不再次给李黎打了电话。因为主办方刚刚通知第二天上午10点的航班取消了。改为当晚8点30 分从曼谷出发。

　　李黎在电话中告诉我说要她今天晚上就去攀牙不太可能，因为后天是周五，按惯例，一上班她要向鉴定专家委员会递一份报告。今晚要是去攀牙的话，肯定就赶不出来了。

　　我提出了另外两个调整方案：1、27日晚记者从攀牙回普吉机场时，请她过来作简单的采访。2、27日晚记者留在普吉，第二天上午去他们工作单位采访。

　　她说后一个更好，但要马上报告给他们的新闻官，而且得是书面形式的。因为他们的管理非常严格。而且这个报告要在周五上午召开的鉴定专家委员会上通过后才能拍摄。但她讲她会马上找新闻官去打招呼，采访应该没问题，只是得履行必要的程序。

　　大约半小时后，她把媒体采访申报的标准英文表格传真到了我的办公室。我马上开始填写。

　　然而4点10分，我不得不第3次给李黎打电话，原来航班又有变化，变回了第二天上午，而且出发时间也提前到了8点。所以，我还是邀请她明天上午一起去攀牙。

　　“你早点说呀！我们同事都下班了。他们4点准时下班都走了。”但她还是讲马上找人商量一下，争取能找到适合在报告上代替她来签字的人。

　　晚上9点30分，李黎来电话说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她可以和我们同行去攀牙。

	泰国总理他信与邓亚军、李黎合影（杨欣摄）

　　2、路边的院子仔细看

　　10月27日上午9时20 分，我们乘TG921航班到达普吉。在机场出口我见到了身着黄色T恤的李黎，她说本来要穿工作服来，可是有规定不允许穿到工作区外面来，因为怕旅游者对衣服上的标志产生敏感。

　　关于目前的泰国观光业复苏不理想的原因有各种说法。西方人对尸体敏感，因为他们担心吃了尸体的鱼会成为餐桌上的菜肴，有可能影响健康。而很多泰国本地和周边国家的人则害怕鬼，因为冤魂太多，而且身份不明，难免心有愤懑，所以会出来影响活人的生活。自从海啸发生后，有关“鬼扰人”的故事就一直没断过档。看来，尽快地完成对遇难者的身份鉴定对于许多活着的人来说，至少也是一种心理安慰。但看到身着鉴定中心标志的人，他们又会心有余悸，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有可能哪位冤魂就附在这位工作人员的身上。

　　汽车在普吉岛要开上20分钟，才能通过一座大桥进入攀牙府辖区。路上李黎说有一个神秘的院子，而且就在路边。

　　“在什么地方？”

　　“过一会要经过一个检查站，然后就是了。”

　　我开始做拍摄准备。先是和李黎焕了位置，使自己坐在车窗一侧，并拉开玻璃，又把摄像机扛在肩上。

　　“就是这个检查站。”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路上出现了红白相间的移动栅栏。我拍起来。车子拐了个S形，通过之后，我摇了一个镜头，将摄像机转向左侧，通过窗口继续拍摄。

　　“快到了。就是那个白色的大门。树后面的就是……已经过去了。这边不是了。”我从寻像器里看到的是黑白图像，觉得她说的那个地方很不醒目。

　　“没有人懂中文吧？”

　　“没有。我那两位记者哥们儿在另外一辆车上。怎么了？”

　　“我们有规定，暂时不能公开……”

　　路上我又看到了一辆皮卡从我们车子右侧超了过去。敞开的后备箱上拉着一个长方形的木箱子，是喷漆的，还有浮雕做的外装饰，挺美观的。

　　“那会不会拉的是棺材？”

　　“应该是的。说不定是拉去火化的。”

	新华社和央视记者对李黎进行联合采访（泰通摄）

　　3、光明日报、新华社和央视记者共同完成的电视采访

　　媒体发布会地点在攀牙府考拉地区一座半山腰上的宾馆里。宾馆面向大海，滩涂很宽很平，只是没什么游人。椰林中的一排别墅式建筑，还没有完全维修好，一层的门窗基本没有了，海啸摧残的遗迹到处可见。

　　我们赶到时刚刚10点半。而发布会要在下午1点半召开。所以组织者让大家先在宾馆半开放的餐厅里休息，也提议大家可以到海边去转转。一开始，李黎和我，还有光明日报驻曼谷的记者李腾坐在餐厅里聊了起来。话题自然围绕着DNA鉴定。

　　“听说一开始还不太想给中国来做是吗？”李腾问。

　　“不是的。泰国把第一批样本都发给中国了。主要是西方国家觉得中国可能经验不是很多吧。”

　　这方面的情况记者曾听邓亚军介绍过，因为第一批都是牙齿标本，DNA数据都没有鉴定出来，原因是尸体在热带高温中被海水浸泡了4、5天，牙髓高度降解，已经达不到检测需要的基本长度。后来经过另外两个西方国家实验室的验证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今年3月初，中国DNA专家组开始呼吁采用密质骨样本进行DNA鉴定。这是对自己的极大挑战。因为亚洲国家一直都采用肋软骨进行检测，在密质骨检测方面没有经验。所以很多人都建议泰方把密质骨的样本交给经验丰富的瑞典和波斯尼亚的专家和实验室来鉴定。但中国DNA专家组当时留在普吉的代表却从一家美国公司那里获得了宝贵的信息，纽约有两位年轻的女专家曾在9.11遇难者尸体DNA鉴定中大显身手，方法值得借鉴。于是，邓亚军他们便于4月初将这两位美国专家请到北京来指导工作，还请她们带来了关键仪器研磨机。在她们的帮助下，中国DNA专家组又从国外采购了一些试剂和耗材，开始用新的方法来检测。尽管5月7日获得的初步结果仍不理想，但很快通过改变溶剂的配比攻下了难关。6月6日成功率达到了85%。

　　我在楼梯口选了个位置，背景有绿树，太阳又晒不到人。此时已经11点，热带的太阳升到了基本直射的位置。如果是在北京这个季节太阳会偏南一些。但也会在人的鼻子下面、眼眶里留下重重的阴影。

　　我请李腾帮忙拿话筒，自己扛着机器对李黎进行采访。我提问后，请她面向李腾来回答，这样的画面会形成被访者和观众视线成45度夹角的效果，视觉上会比较舒服。

　　她开始比较紧张。语言节奏快、声调高。根据以前的采访经验，我知道应该提几个她熟悉又轻松的问题，以完成话语热身。

　　7、8分钟后，李腾到旁边抽烟时又把李黎的情况转告给了新华社曼谷分社刚到任的记者凌朔。这位28岁的小伙子马上捻掉香烟跑过来了解情况，先是拍了几张照片，又掏出笔本记起来了。

　　凌朔的提问慢条斯理，而李黎的回答也比刚才自信、流利多了。

　　我一看状态不错又取出长线话筒插到机器上，并请凌朔帮忙举着。

　　“您要提问吗？”小伙子很有观察力，刚才我们采访时他一定都注意到了。所以才这样问。

　　“我只有一个问题。其他的你按自己的需要来提问，我来拍。”

　　我的问题是“海啸中全部11名中国遇难者的身份已经确定了，你为什么还要留下来继续工作？”

　　而凌朔先提了些基本问题，如“你什么时候来的？”“已经鉴定出多少位遇难者的身份？”等等，后来他的问题便越来越有人情味了：“你一个女士见到尸体不怕吗？”“你想家吗？”“你哭过吗？”

　　“生病时哭过。”

　　“身体怎么不好了？”

　　“发烧。”

　　“严重吗？”

　　“没大事。我一般是周末发烧，到周一就好了。”

　　就这样，在另外两位中国同行的帮助、合作下，我完成了对李黎的同期采访。

　　别看李黎个子不高，身体确实很棒。

　　采访后我们去海边拍摄，她主动帮我背摄影包和电池包，虽然摄影包大得和她的身材不成比例，但她并不吃力。

　　“今年2月我去登过非洲最高峰。我是登山运动员。经常要负重几十斤呐！”

　　“真的吗？自己去的？还是有人组织的？”

　　“我们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组织的。我们有一支登山队。”

	李黎她是个登山队员（王玉国摄）

　　4、不是因为生病她也哭过

　　为了完成对海啸大量遇难者的身份鉴定，国际刑警组织协助泰国在普吉岛建立了鉴定中心，并经与有关成员国协商调来一批专家作为业务骨干。李黎就是这些国际专家中的一位。去年12月31日至今年元月15日，经自愿报名她曾作为中国DNA专家小组的成员，在泰国南部参加了海啸救援。今年3月10日，她再次来到普吉，工作至今只回国一次，还是因为去参加中国和泰国建交30 周年的庆祝活动。7月1日，她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正在中国访问的泰国总理他信合了影。

　　“在海啸失踪的11名中国人中，大陆有两个，香港有9个。现在通过鉴定他们的身份都得到了确认。”李黎除了作DNA数据的比对之外，也是中国遇难者家属的义务协调员，无论是香港的还是大陆的她都主动去联络、去沟通。

　　“都是通过DNA鉴定吗？”记者问。

　　“大陆的两个是。香港的有6个是，另外还有2个通过指纹，一个通过牙齿。”

　　李黎再次来到普吉后很快就发现，在各个国家的失踪者名单中没有中国大陆人员的名字。他清楚地记得在CCTV的节目中，播出过有关一个叫王婷的女留学生在海啸中失踪的报道，她马上联络驻泰使馆官员补填了统计表。

　　除了王婷的信息之外，李黎获知大陆还有另外一个失踪的女士叫赵苏，她们都是江苏人。王婷本来在泰国一所大学读旅游专业，因为去毗毗岛实习，在海啸中遇难。赵苏则是来普吉旅游时遇到了海啸。另外还有一个中国人也报了失踪，但海啸前后没有他进出境的纪录。

　　海啸后，王婷和赵苏的亲属都来过泰国，并留下了用于DNA检测的样本。但通过查找记录李黎发现，这些样本在后来的测试中都没有得出结果。所以，她马上和两位遇难者的家属取得了联系。请他们重新做DNA鉴定，并把结果迅速传到泰国来。但对方经过反复打听，也没有找到应该能够负责此事的部门和机构。李黎获知后，马上给邓亚军打电话，请她帮助解决。

　　“后来是赵苏和王婷的家人把提取的口腔拭子寄到北京，由我们研究所给做的。”

　　“你说的口腔拭子是怎么采集的？”记者问。

　　“就是用棉签在口腔内侧刮一下，然后晾干了，放到塑料袋里就可以通过特快专递寄走了。”

　　香港的9位遇难者分别来自3个家庭，有两个家庭是夫妻和孩子，另一个家庭是两个孩子和母亲，只有孩子的爸爸郑先生幸免遇难。那一次就是因为郑先生和她故去的妻子，李黎哭了。

　　今年7月，郑先生两个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郑先生获得通知后马上出发来泰国认领尸体。就在他出发后不久，李黎经复验、比对数据确定了他妻子的身份。她马上给他打了电话，但已经关机。于是便发了条短信说：我们很可能找到了您的妻子。但还要进一步确认。郑先生自曼谷转机时回了电话表示感谢。

　　然而，最终结果的形成需要一个严密的过程。除了要两个专家核准外，报告还要在专家委员会上认可才能生效。而郑先生到普吉后原定2天就要返回香港，李黎不愿意让他延期或者到泰国再来一次。于是找到上司请求能否在当天办妥鉴定程序。

　　当时已经下午2点多了，上司一听吃了一惊，说：在这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可能两个小时就完成？！他讲可以帮忙提速，但今天绝对不行了。李黎觉得很伤心，当时就哭着跑出了办公室。

　　后来她接到了电话，上司讲经过协商，瑞典和美国的几位专家同意加班解决。李黎又高兴得流了眼泪。

　　“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西方人作息时间特别严格，上下班都守时。而且他们统一乘坐巴士返回宾馆。错过时间很不方便。”

　　10月3日，最后一位中国遇难者尸体被家属认领，并在泰国当地火化。

　　11位中国同胞的安魂曲唱罢，李黎又面临新的选择。

　　本来中国同胞的问题一解决，她就准备回国了。但鉴定中心却舍不得这位年轻的中国专家，他们要求她留下来，因为她的工作很出色。

　　经过权衡，她同意了。

　　“我在这里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国际化语言自然不用说了，这些专家的作事风格就很能启发人。”李黎也很喜欢这个国际化的特殊团队。

　　李黎是北京人，1998年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毕业后，一直在中科院下属的研究所工作。本来这次利用高科技手段参加海啸救援的行动，只是她人生经历和业务经历中一段慑人心魄的插曲，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她已经把它扩展成一个波澜起伏的宏大乐章。

　　5、应该呼吁为国民建立个体基本数据库

　　“瑞典和波斯尼亚在DNA鉴定方面的实力怎么样？”

　　“很强。像我们用于比对的软件就是波斯尼亚开发的。这个国家原来属于南斯拉夫。他们的专家在前南战争过程中对大量遇难者尸体进行过DNA鉴定，经验很丰富，也有很系统的方法。”

　　“那瑞典呢？”

　　“他们对每个人的基本情况都掌握得非常细致。这次瑞典有400多人在海啸中遇难，现在只剩下20多个身份没有鉴定出来。为什么呢？他们的政府部门对每个国民的牙齿、指纹情况都有详细备案。”

　　“你觉得这会对我们有怎样的启发呢”

　　“我觉得应该呼吁建立每个人的基本数据库。”她解释说尽管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工作负荷很重，但既然人口普查可以开展，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寻求突破。因为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口每个月遇到意外事件加起来都不少，像煤矿爆炸、洪水等等，都需要对遇难者进行身份鉴定。如果没有个人信息储备，只能找若干个亲属来提取信息，而这个机制又有待完善和改进。像这两位江苏的遇难者的亲属们，他们无法找到一个单位来做样本提取工作，也没有哪个部门负责联络国际组织，把信息或样本传到国外的鉴定中心。

　　“幸亏中国在海啸遇难者鉴定中心里有人，而我们北京的单位又可以做这个实验。但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人道、同情和运气来做事情。”李黎特别强调，这不是自我表扬，她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换成别的中国专家也会尽心尽力去做的。她最想提的是要建立一套系统化、规范化的程序。

　　6、这次设计搭对了车

　　下午发布会召开后，记者发现如果单独做报道的话分量还不够，而且时机也尚未成熟。

　　为了纪念印度洋世纪大海啸，为了追思遇难者，当地政府决定建立一座占地48万平米的公园，并建立一座大型纪念碑，目前已经征集到大量设计方案。有33个国家的设计师提出了205个方案，有中国的11个。然而，要到12月26日才能确定5个入围方案，奠基仪式嘛就更靠后了。

　　“幸亏把李黎请来了！”我有些感谢自己。构思着可以以发布会为由头，把在会上见到中国DNA专家的情况提一下，从而把中国DNA专家出色的表现带出来，也把泰国海啸中全部11位中国遇难同胞身份已经被确定这件事带出来。否则，单是一个局部性的征集方案的、过程式的发布会，这样的新闻在CCTV播出的可能性不大。

　　这次攀牙之行请李黎搭车是对的。

　　也可以说这是记者一个小小的设计搭对了车。

　　许多其他行业的朋友对新闻设计持不同意见。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新闻设计的得与失，单就采访而言是完全可以设计的。其实，在条理清晰的基础上，把日常采访活动安排得再灵通一些，平常之中见到亮点，就称得上是比较巧妙的设计。尽管这不过是一种所谓的“小聪明”。

责编：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