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专稿]华锦州《泰国海啸赈灾图集》杂记 

央视国际 (2005年03月22日 17:40)

　　CCTV.com消息[中央电视台常驻东南亚（曼谷）记者 王玉国报道]：

　　1、 序语

　　时间：2005年3月15日下午4时20分

　　地点：泰国曼谷市皮耶泰路群侨购物中心一层

　　人物：华总----华锦州，中国驻宋卡（泰国）总领馆总领事

　　老李----李国田，新华通讯社曼谷分社首席记者

　　我----王玉国，中央电视台常驻东南亚（曼谷）记者

　　背景：三个男人的购物行动接近尾声。华总为他的相机买了一枚77毫米的偏光镜和一个拍摄遥控器；老李买了个大号的摄影包；我没买东西但也有所收获，已经看好了适合自己的一款尼康相机。

　　情景对话：

　　（三个男人从滚梯走下，边走边说）

　　华总：我还要到电脑城去看看。那边会有空白的光盘吧？

　　老李：肯定会有。你买空白光盘干什么？

　　华总：我这有个好东西。

　　（华总从随身的文件包里取出一个光盘盒。它的包装很精美，图文并茂）

　　华总：看，这个就是我做的。

　　（老李一边读上面的文字一边打开光盘盒）

　　老李：《泰国海啸赈灾图集》，驻宋卡总领事华锦州摄，版权所有。

　　不错！相当漂亮！

　　我：是您自己刻的吗？

　　华总：自己刻的。

　　老李：包装是音像公司设计的？

　　华总：也是自己设计的。

　　老李：（停顿后）真不简单。这是什么水平呐！啊？

　　我：非常专业！

　　老李：回来别忘了送给我们一份作收藏。

　　2、异国他乡遇“知音”

　　华锦州既是外交官，也是摄影家，他长我整整17岁。自从2005年元旦我们在泰国南部海啸救援中结识后，经过几次交流，发现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代沟的感觉。听他讲自己的经历和爱好，我时常会有共鸣，甚至他的自豪和遗憾、欢乐和苦恼都像我亲身感受到的一样。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忘年交吧。

　　2005年新年第一天的中午，在印度洋海啸的重灾区----泰国南部的攀牙府，我第一次见到并采访了他。具体地点是在海滨公路边的一个半开放式的餐厅。所谓的半开放其实是指热带特有的那种有顶无墙的房子。由于当时我到泰国才刚刚三天，所以看什么都有新鲜感。

　　那天同事张莉拿话筒提问，我扛摄像机拍摄。在场的除了我们中央电视台东南亚记者站的两位记者外，还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泰国的几位记者同行。一开始，中国驻泰大使张九桓向大家介绍了已经赶到这里工作的三支中国救援队的情况。随后，记者们提出要了解海啸中失踪、遇难的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同胞的统计数字。通过镜头，我看见张大使回头指着自己身后一位一直站在那里静听的中年人说：“请华总来讲讲。”

　　华总给人的直观感觉就是长，长脸型，身材瘦长，尤其四肢显得特别长，而且还穿着印有蓝竖长条的衬衫。他的外表很像一位退役后做教练的排球运动员。

　　趁张大使和华总换位置的机会，我问一位同行“华总”的“总”是不是就是“总指挥”的意思。她回答说不是，华总的职务是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的总领事，也是此次海啸后中国派出的赈灾前线工作组的负责人之一。海啸发生后，他们是最先到达泰国南部灾区的外国使领馆人员。

　　华总一开口，我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他的话很有韵律感，婉转的语调中，点缀着一些顿挫有力的唇齿音和小嗓音，节奏柔缓又透着鲜亮，显得很有活力也非常精明，是典型的江南小生那种类型的声音。我马上想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以说唱江南名作《珍珠塔》见长的苏州评弹团团长金丽生，8年前我在央视4套《中国文艺》栏目做编导时，曾拍过他的表演。后来在写一篇比较曲艺和戏曲表演差异的论文时，我也多次向他咨询。

　　他们俩的声音简直太像了！

　　平时拍摄时，常常是闭上左眼，用右眼通过寻像器进行观察。这次我下意识地把左眼睁开，这样可以直接看见被采访者，而不必通过摄像机镜头。

　　那一瞬间，我想自己有可能认错人了，所以得亲眼看个究竟！

　　3、 我的镜头选择了他 他的画面选择了我

　　如果说中午对华总的采访和拍摄是规定动作的话，下午我拍到的他的画面则绝对属于自选动作，起因是我注意到了他的照相机。

　　当日下午，我们赶到大锅巴地区一个设在寺庙大院内的临时尸体检测场，对中国DNA专家小组进行采访。提问结束后，我没有关机，而是继续站在一个半人高的台子上，镜头随着DNA专家小组组长邓亚军的前进而转动，她绕过一堆叠放在一起的设备和物资，快速地走向停放着大量尸体的场地，走进许多身穿白色防护服，头戴蓝色防护帽的医务工作者中间。

　　拍完这个镜头后，我马上提着摄像机追了过去。但场地中穿防护服的人太多了，已经分不清谁是谁了。我发现有两个工作人员正蹲在地上对一具尸体进行检测，一个工作人员把尸体的口腔打开，另一个正把镊子伸到里面，我马上感到这些第一手的真实生动的素材必须拍下来，即使留作资料也相当宝贵。正当我一手提着摄像机把手，一手托着它的底部，将它送上肩头时，余光里有人在我的右侧上方举起了照相机，而且也听到了变焦镜头推出来时发出的声音。侧目一看，原来是华总正在拍照。此时，我还不知道他是一位摄影家，只是觉得他手里的东西比一般摄影发烧友的数码相机要大一些。

　　我顾不得多想，马上开机。先拍了工作人员用镊子从尸体口腔取牙齿的过程，接着又拍了另一位用一种盒子状的、顶端发光的仪器向尸体口腔内照射的情况，像是寻找什么，也像是消毒。

　　过程中，我一直听见身边有“咔嚓” 、“咔嚓” 声音，那是照相机快门打开时发出的特有的响声。我知道这是华总在拍摄，而且拍了不少。

　　于是，我将镜头侧转，拍下了他凝视取景器拍摄照片的画面。

　　我是一个喜欢让镜头跟着镜头走的人。时间再紧张，也要把身边别的摄像师、摄影师工作的画面拍下来。一来是因为后期编辑起来比较方便，如果把两个领导人刚会面时握手的画面和他们坐下后交谈的画面硬接在一起，观众会感觉很别扭。如果把记者们正在拍摄的镜头放在中间用于过渡，就舒服多了，同时也可营造气氛，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二来是因为摄像师、摄影师都是拍别人的人，很少有机会被别人拍。适当地给这些镜头后面的人提供些露面的机会是必要的，它可以提高新闻队伍的凝聚力，最起码可以帮助调节出镜记者和摄像师之间的关系。如果时间来得及，我也注意拍些文字记者工作的画面，如记笔记、做录音等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这些也属于新闻的一部分，另外他们上镜的机会的的确确太少了。而一个电视镜头随便是在哪个时段里面一播，即使是在收视率最低的午夜时分，至少也有几百万人可以看得见。久而久之，只要见到扛摄像机、端照相机的人，我就想拍。不管当时自己是在工作，还是不在工作，不管对方是记者，还是游客。如果当时肩上没有摄像机，就用随身的照相机来拍。

　　此时，我还不知道华总是一位资深摄影家。13天后，在普吉岛的制高点，华总和我分别为对方拍了照片，这为我和他日后联络埋下了伏笔。

　　1月14日，我们随中国赴印度洋海啸灾区慰问考察团采访，再次来到普吉。慰问考察团的最后一站是登临普吉岛至高点，对受灾后全岛特别是海滨情况进行观察。早就听说普吉是安达曼海滨的明珠，但前两次来都是出机场奔灾区，无暇观景望海，这一次终于得以见识，确实名不虚传。郁郁葱葱的小山峰虽然海拔只有530米，但已经是这里的第一高度。登上它后，我们把普吉岛西岸最漂亮的海滨风景尽收眼底。蜿蜒起伏的山峦推出三条新月形的金色滩涂，并拥向大海，她们像三个手挽手的迎宾少女伫立在安达曼海东岸，眺望着远海锚地那一丛如玉兰花瓣散缀的洁白帆影。然而，向拉古纳、素霖、巴东这三座明星海滨扑面而来的却不总是印度洋温润的季风和美妙的鸽哨。2004年12月26日上午，三层骇浪汹涌咆哮，奔袭而来，让不设防的美景遭受重创。

　　此时已是下午4点钟过后，柔媚的阳光从斜侧方打在蓝海青山金滩白帆之上，既勾出了清晰的轮廓，又拖成了浅浅的阴影，明暗对比过度舒缓，正是拍摄彩色照片的最佳时段。于是，下山之前大家纷纷合影留念。

　　张莉喜欢拍照片。可是那天不巧，她的尼康5700相机在上午出了故障。于是就用我带来的尼康5400相机来帮大家留念。拍到后来，她建议给我和摄像机合一张。我右手提着、左手托着摄像机站好位置。当张莉按下快门的一瞬间，就听旁边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这个挺有意思！”就见华总过来也举起了相机。

　　随后，别人接过华总的相机为他拍照。我也借此用自己的尼康5400为他连拍了三张。

　　那天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在普吉机场候机室，我见到了华总的“图片资料库”。当晚我们要随慰问考察团飞返曼谷。候机时，发现华总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一边有滋有味地点击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我就凑过去看。原来那里面存的全是华总拍的照片。从海啸摧毁的椰林、渔船、房屋到各国救援人员联席会议，从中国DNA专家小组的工作情况到中国卫生代表团考察灾区等等，看样子至少也有几百张。大量的照片使我对华总的摄影水平有了概念：很不一般，构图、表情、色彩都很抓人。而且，他用的笔记本电脑也和他的相机一样，比一般人用的要大一些。

　　4、 第一次打电话：今天晚上到曼谷

　　1月24日，当我整理图片资料时，发现没有张大使现场同中国DNA小组人员交谈的照片。我印象中在华总的“资料库”里见过。正好我也要给华总通过网上发照片。于是，便拨了他的手机，请他帮忙提供照片，并要他的电子邮箱地址。

　　“华总，我想请您帮忙提供一张张大使在现场和中国DNA小组交谈的照片。”

　　“那个是有，但很不理想。一共两张，赶得特别不巧，不是这个闭眼就是那个闭眼！”他的话很果断、很直接。

　　“另外，我原来给您拍过几张照片。想要一下你的电子邮箱地址，好给您传过去。”

　　“我也有一张你的照片，而且觉得做得不错！”

　　做的不错？“做”是什么意思？我有些困惑。那边他还在继续讲着江南普通话。

　　“不过，在网上传损失太大了。这样吧，我下午的飞机，晚上到曼谷。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别的安排，你要有时间晚上就到酒店来吧，可以把照片拷回去！我会把我的电脑也带来。” 他的话直截了当，而且接得比较密，听得出他是很讲效率的人。

　　当晚，我们在一起谈了很久。大部分时间是我问他答，估计所提的问题至少在100个以上。不仅了解到了华总的经历、爱好，还详细浏览了他在海啸救援中拍的大量照片，以及他在其他亚欧美国家常驻时拍摄的风光作品，并看到了他在电脑上加工数码照片的过程。

　　我特别喜欢提问题，不仅是出于记者的习惯，不仅与大学曾学过工程专业有关，也是从小就养成了的。我的父亲是做记者的，他爱好广泛、善解人意、循循善诱，童年中的我总是在盛夏的晚上，坐在自家小院中间的葡萄架下，听他讲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听着听着总喜欢问“然后呢？”“后来呢？”“咋回事呢？”这样的问题。他总是耐心来回答，问到最后直到说“然后就没了。”“怎么没了呢？”我还问。“因为明天要讲新故事了。”

　　有时我也到邻居家听大人们讲水浒传或三国演义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比我父亲的要多，但感觉并不怎么尽兴，因为不能一连串地提问题了。只要我一问，他们就半开玩笑地回答：“小孩子家家的怎么老是刨根问底！？没事挠墙根去吧。”

　　参加工作后，我喜欢接触专家型和万事通型的人，从中获益匪浅。经过半个小时的交流之后，我发现华总就是这样的人。在英语翻译、摄影、电子产品方面他绝对是专家，在音乐、书法方面他至少也是半个专家。这几个专业联系在一起，又足以显现他善于触类旁通的思维特点。

　　那一天我们能谈得很久，最主要的是因为他非常愿意回答问题，他总是主动提供更多的信息。我提了一个问题，他直接回答后，常常也会就相关问题给予解释。我想他是一个善于从别人眼神中连续发现新问题的人。

　　投身救援 记录救援 22天拍摄赈灾照片700张

　　12月26日上午海啸发生后，与灾区的通讯联络中断，飞机停航。华总当天下午2点启程，驱车580公里从宋卡赶到普吉，进入赈灾指挥中心开展救援。他和同事们的主要任务是寻找中国同胞的下落，安排大陆和香港游客尽快返回。27日凌晨，在设在普吉府中央商场的外国游客临时安置处，华总拍下了第一张照片，至1月18日华总返回宋卡，赈灾中他共拍摄照片700多张。应该说这个数字相对于摄影家来讲并不是很多。但华总是职业外交官，是中方参加海啸救援的指挥者之一。他必须首先要完成组织救援的任务。在灾区采访时，我曾读到华总写的两篇记录海啸救援的文章，对他们当时的工作情况有了直观的了解：

　　“时已午夜，但我们应急工作组四名同志的共同意识是时间就是生命，随即开始了搜寻中国公民的工作。当夜我们有一项特殊工作，香港特区政府要求我们找到失去联络的香港重要人物李永达、陈书英。我们在大院的草坪上四处搜寻，发现那里好像没有中国人，于是我们又根据泰方的提示，来到当地政府为当夜无处投宿的外国人提供的临时住处——中央商场电影院。我们发现剧场地毯上、椅子上躺着大约五、六十个人，此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他们在一天的惊恐之后，大多已入睡。谁是李永达，谁是陈书英？问了几人没有结果，我们向他们转达了中国政府的慰问，可我们不忍心挨个全部去惊醒他们。我们从剧场和商场间反复走了几个来回，在即将决定搜索别处之前，从一个志愿者手中得到一叠入住者名单，我从拼音中终于兴奋地发现了用广东话拼写的“李永达、陈书英”字样，出自同一个似乎是中年人的手笔，可以肯定他们是一起来的。于是我们再次返回剧场大厅，我和潘公参合计了一下，根据手迹估计年龄应在四十左右，如是一对夫妇，应该在相邻的位置歇息。根据这些推断，十五分钟后老潘找到了他们。李、陈从惊魄中醒来，惺忪的睡眼中充满了困惑，当弄清了我们的来意，听到转告香港区政府的慰问之后，十分感动。

　　因初战告捷，心头的石块变小了，开始感到疲劳和饥渴。当我们回到国际学校学生宿舍和衣躺下时，已是凌晨四点。一小时后，我们开始接听各种紧急电话，回答大量的记者提问。接踵而来的，是更艰巨的任务。”

　　----摘自华锦洲《泰国赈灾现场实录：第一时间奔赴赈灾前线》

　　“为了协助丢失护照的香港同胞尽快返回家园，使馆经外交部商国内有关部门同意决定简化常规程序，我当即提议把宋卡总领馆制作相关证件的工作改到普吉现场办公。这样，被海啸卷走了护照而急于回家的中国同胞就不必长途跋涉到曼谷或宋卡的使领馆去办理旅行证件，可直接从普吉回家团聚了。28日一早，驻宋卡总领馆一秘领事蒙文彪带着制作证件的器械和印章等，火速赶往普吉，他一路上顾不上吃喝，580公里的路途仅用了5个多小时，到达现场后立即开展制证，香港特区工作人员对此深为感动，连连说帮了大忙。我们还帮助特区政府工作组在普吉机场向香港公民提供及时服务，经联系，中国民航普吉办事处慷慨地把他们在机场的办公室较给特区政府工作组使用。”

　　----摘自华锦洲《泰国赈灾现场实录：血浓于水，“我的DNA不会改变”》

　　数码相机也风光

　　华总打开电脑，调出了一张照片。那是在普吉岛制高点上他为我拍的留影。

　　“你的这张照片我做过了。你发现没有？”

　　我搜寻两遍后，没发现什么加工过的痕迹。

　　“你看，这条浅浅的亮线，就是后加上去的。”

　　我发现在我帽子下面的影子里，有一条亮线出现在鼻梁子上。“加得好。这样立体感就有了。”

　　“这样的效果光靠拍是出不来的。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就算用闪光灯补了光，作用也不大。”说到这里，华总露出了笑容： “可以这么说：是数码技术改变了摄影创作的观念，现在是三分拍，七分作。”

　　“这比胶片摄影的创作空间可就大多了。”我说。

　　“所以来泰国后，已经有三年多了，我彻底扔掉了胶片机。我越来越感到数码相机的方便，尤其很适合拍风景。为此，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叫《数码相机也风光》。如果前期不理想，很多东西可以在后期用软件来做。”

　　华总马上给我在电脑上演示起来。他调出了两幅照片，是张大使和中国DNA小组在尸体检验现场的工作照片。这正是我需要的。遗憾的是两幅照片都分别有一个主角闭着眼睛。

　　华总讲他只拍了这两张。正在我有些失望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我们可以制作一下，让她的眼睛睁开。”

　　他打开一个程序，从软件工具栏里分别点出画笔、刷子、橡皮，一番画、描、涂、擦之后，视窗里不仅出现了女主角睁开的眼睛，黑眼球光泽柔和，白眼球隐约可见，而且还有很漂亮的双眼皮。

　　“太好了，妙手回春。”我说。

　　“当然对你们做媒体的来讲，这得有一个前提：不能损害新闻的真实性。对艺术摄影来讲，这里面的创作空间可以说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华总调出一张他的作品。乍一看还以为是一幅水墨画。像是鱼塘的一角，一根根纤细的木枝从水中探出，并将颤颤的倒影留在水面，有的挂着网子，半是透明的。画面右上方、左下方还各有一些“毛笔字”：烟雨水乡。华锦州二零零二年慑于宋卡。这幅画让我想起了前几年拍片多次到过的浙北苏南：苏州的同里、绍兴的柯桥……

　　“泰国南部有些风景很像我的老家无锡。”华总解释说。

　　当我提出拷贝一份作收藏时，华总欣然同意。这幅作品摄影、书法珠联璧合，而且还有水墨丹青的韵味和他乡里面寻故乡的意境，确实让我非常喜欢。

　　然而，关于自己的作品，华总却说出了让我意外又佩服的话：“有时我看着自己的片子，觉得很烦。老是苦于没有新东西，好像有个瓶颈一直没有过去。我的作品构图、色彩没什么可说的，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

　　曾报考音乐学院 却被录取到外文局学翻译

　　在华总的电脑资料库里，我还读到一篇关于他的小传，出处是《中国摄影家全集》和《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

　　“华锦洲（1946—）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外交官。江苏无锡人。自幼热爱文学艺术，能演奏数种乐器，热心社会活动，曾担任合唱团和乐队业余指挥。15岁起钻研摄影艺术。80年代初开始外交生涯，曾常驻印度、斯里兰卡、加拿大、英国和泰国，历任文化组长、领事、参赞和总领事。作为职业外交官，他以长期积累的文化底蕴会友，交结了众多国际友人和社会名流，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等方面均作出过不懈努力。外交生涯为他发展摄影艺术创造了良好条件，使他有机会融中、外文化之精髓，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坚持严谨地追求完美，作品体现了中外文化的交融和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优雅中渗透着勇敢奋进的力度和富于哲理的凝重，在国内外一些摄影展上屡屡获奖，作品出版为摄影杂志的封面或艺术挂历，或收入摄影画册，并多次自编教材举办摄影讲座。”

　　“本来我可以成为一个音乐人。当时考音乐学院专业课已经通过了，录取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华总的话回溯到了1965年高考。当年他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课考试。这个考试很特殊，历时3个多月，采取一边培养一边测试的方式。它不像现在的考试，只考现有知识和能力，而是在此基础上由老师讲授新的内容和技巧，看学生的理解、运用能力，总之是对发展潜力更重视。华锦州前后通过了6关测试，刚开始参加的30多人只剩下了6人。

　　文化课考试结束后，华锦州更是成竹在胸。然而家里却接到了一个丛北京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已经被国家外文局办的翻译班录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选集》1至4卷中文版发行后，毛选外文版的翻译提上了日程。为此，国家外文局需要培养一批专业翻译人员。1964年，他们首先在部队录取了一批优秀战士。但由于文化底子的限制，他们的业务进步比较慢。于是，国家外文局直接给国务院打报告，拟在1965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取一些外语基础好的学生来培养，获得了总理周恩来的批准。这样，国家外文局便在当年高考成绩出来后，抢在上海音乐学院之前提走了华锦州的档案。华锦州和家人听说这是周总理的“决定”，便同意到北京国家外文局来读书。

　　如果读音乐专业，华锦州可以获得本科文凭，而学翻译只能是大专。 “什么事情都是有得有失。” 虽然在文凭方面的损失比较大， 但他却有另外的看法。“后来上海音乐学院那批学生毕业后，很多人都去了县里的剧团，在乐队里面做京剧样板戏改地方戏的事。他们更不容易呀！”他还说文革期间因为写标语，他的毛笔字大有进步，隶书、黑体、宋体字写得都很漂亮，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泰国南部是世界关注的热点地区

　　华总在国家外文局工作期间，正赶上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由于经常帮助单位和朋友们翻译电子产品说明书，他很快成为大半个工程师，从设计原理、组装调试到使用维护，他都钻研。这也帮助他获得了更多的触类旁通的能力。在摄影方面，他屡有佳作推出。1979年，他调入文化部外联局，先后在中国驻印度、斯里兰卡、加拿大使馆工作，后又于1992年46岁时被举荐到外交部，先在新闻局工作，后被派往英国常驻。2001年后常驻泰国，任驻宋卡总领事。

　　宋卡位于泰国南部，距离首都曼谷1000公里。泰国南部地势狭长，东面濒临太平洋的暹罗湾，西面是印度洋的安达曼海，陆地最窄处只有几十公里。驻宋卡总领馆的工作范围覆盖泰国南部的14个府。

　　这里是世界关注的热点地区之一。

　　首先，此次印度洋海啸，泰国有六个府受灾，全部在南部地区。由于泰国与中国和欧美国家均保持很好的外交关系，加上南部旅游胜地开发早，西方游客特别多，所以受灾后，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使泰国成为海啸后获得国际救援力度最大的国家。

　　其次，泰国南部距离东西方之间的水上交通要道马六甲海峡非常近。近年来，中泰双方正就建立能源大陆桥项目展开论证和合作。此项目完成后，一条长274公里的输油管线将把印度洋和太平洋沟通在一起，世界地图上将出现一条新的交通线。中国等东亚国家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将不必通过马六甲海峡来运输，因而可以缩短距离，节约时间和成本。由于这个项目关系到周边许多国家的利益，所以受关注程度可想而知。

　　另外，受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泰国南部北大年、陶公、也拉3府近年来分离主义势力活动频繁，恐怖事件时有发生。现在针对无辜平民的行动也不断升级。

　　处在这样的环境，华总的工作充满忙碌、曲折和挑战。他不会有大量的时间去拍风景，但他却更有机会透过镜头来记录和表现特殊的经历与人生。

　　5、 第二次打电话：今天晚上到曼谷

　　近来，我常苦恼于自己从北京带来的那架尼康5400数码相机。

　　我喜欢抓拍人物。即使在采访时，也喜欢在拍足电视画面的前提下，适当拍些照片留作资料。可每次按下快门，我的相机总是慢一拍，总得犹豫几秒钟之后，才诉诸行动。等拍下来时，被摄主体的表情、动作、距离早就发生变化了，所以耽误了不少事。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必须更新武器，我下了这样的决心。随后，给几位摄影界的朋友打电话咨询，请他们就相机型号、功能等提些建议。

　　3月14日上午，我拨通了华总的电话。这是我第二次给他打电话。巧合的是我又听到了和第一次几乎一样的话：“我下午的飞机，晚上到曼谷。你有时间可以到酒店来，我们好好聊一聊！”

　　当天下午，我采访了一个500人的大会。但拍得很顺，回来片子编得也很顺。晚上7点，我已赶到酒店和华总一起吃饭。

　　“扛着摄像机，再背着摄影包。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华总带来了一些摄影杂志，他边翻资料边说。

　　“所以，我的建议是照相机一定要选数码的，一定要轻。” 他从包里取出自己用的尼康D70相机：“如果选这样的单反相机，需要配个头很大的变焦镜头。那么沉，你就太累了。”

　　“有人说有尼康8800和8400两款数码相机，什么活都干了。它们一个照顾长焦，一个侧重广角，重量、体积都不大，不用老换镜头。你电视采访任务重时，也可以只带一个。”他递过来一篇文章：“这个方案可以考虑一下。不过这两款机我没有用过。明天下午我要去买配件。你有兴趣，我们一起去看看相机。”

　　“听新华社的老李说，曼谷的群侨购物中心有很多卖数码相机和配件的，价格也便宜。”我接受了邀请，并就地点提出建议。

　　第二天下午，我和华总如约来到那家购物中心。走进一家专卖店时，竟巧遇正在那里选摄影包的老李。

　　华总请销售员拿出一架尼康8800，并装好电池和存储卡。当他开机试拍时，同样出现了我使用尼康5400时的情况：按下快门后，拍摄延迟。“这个不行，不适合抓拍！”他把镜头对着我按下快门，过了至少3秒钟，才见到闪光灯的光芒。

　　华总又拿出自己的尼康D70相机，随便举起来连续按快门，伴随着闪光灯的闪烁是快门“啪啪啪”开关的声音，觉察不到有拍摄滞后的现象。“记者还是用这个比较合适。要不，得把谁急坏了！”

　　“急不坏，也得气坏了！”我说出了自己真实的体会。

　　6、 为中泰友谊添新绿

　　从群侨购物中心回来后，我很兴奋。一方面相机的购买意向明确了，另一方面为华总的图集问世而高兴。所以就打电话给华总，向他进一步了解情况。

　　原以为华总的图集是公开发行，这时才知道仅仅做了三份，一份送中国外交部国外工作局，为在外交系统开展学习教育活动提供经验和资料；一份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存档；另一份华总自己留用。我很希望他能有机会公开发表图片集，也希望他在五个国家常驻时所拍摄的摄影作品能够早日与大家见面。

　　此次制作到光盘中的照片共140张，是从华总拍摄的700张海啸赈灾照片中精选的，分为9个题材：1、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普吉出席国际会议，视察并慰问；2、驻泰国使领馆在灾区工作、实施领事保护；3、 中国DNA 专家小组工作现场；4、劫后余生者的生活；5、中国医疗队在泰国工作；6、张大使在泰国灾区考察、慰问；7、中国印度洋海啸考察慰问团在泰国灾区；8、泰国灾区状况；9、泰国灾民村。

　　正当我欣喜之中多少有点遗憾时，华总却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新信息。他说海啸过去虽然已经快3个月了，但赈灾却是长期性的。他谈到了一个已经启动的项目，这就是中泰友谊村、友谊碑、友谊林。目前，中国援助灾区的400套活动住房已经以散件的方式运到了甲米府的毗毗岛，很快就进行安装。在那里将建成一个中泰友谊村。他已建议泰方立一个中泰友谊碑，同时也在村子周围筹划建设中泰友谊林。这样做可以帮助对方绿化环境，同时也能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帮助泰国重建家园，让美好的兄弟情谊能够枝繁叶茂、永远流芳。

　　“友谊村落成的时候，请你们过来采访。”华总熟悉的江南口音在邀请。

　　“我们一定去。不仅做节目，还要拍照片。”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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