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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寻子扑克

CCTV.com  2007年11月27日 14:04  来源:南都周刊  

  记者 苏岭 实习生 于爽

  安徽滁州 江苏南京 浙江杭州 湖南怀化 上海 广东东莞 广州 报道

  上篇 万里寻子记

  有一个男孩:虎头圆脸,大眼睛,壮实,笑时会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连带左脸上细长的抓痕也显得可爱,现在却成了10000副扑克牌上的“方块A”和“黑桃A”。

  他叫戴特株,小名“特特”,1999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市,属虎。

  家中长辈视他为掌上明珠,但他只是中国一个普通城市里普通家庭的小男孩。之所以提他,是因为5岁那一年,他在自家门前突然失踪了。

  特特再也没有回来,戴家的命运从此改变。一家人天各一方,父亲戴宏科和母亲王丽玫去了江西永兴县料理铁矿粉加工厂的生意;奶奶李丽华在自责和众人的责备声中度过了一年,精神恍惚,最后去了在昆明的女儿家休养;爷爷戴子初性子执拗,他宣布:“我这一生不做事了,到死专找孩子。”

  两年间,戴子初走遍大半个中国,行程上万里,尝尽世态炎凉,成为中国数千个寻找失踪孩子家庭中的一员。

  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失踪儿童数以千计。绝大多数家长不认为孩子是自己走失的,他们怀疑被人骗拐。尽管他们施尽浑身解数,儿童被解救回来的速度仍远不及失踪的速度。

  “寻子扑克”是一些家长绝望下的尝试。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曾通过扑克牌通缉萨达姆的部属,两年后,一个叫沈浩的安徽滁州人从中获得了灵感,开始寻访失踪儿童家庭。2006年8月1日,第一批10000副“寻子扑克”运抵沈家。

  26个家庭的27个孩子,率先成为这副暗红色、印着“寻”字扑克牌中的“A”到“K”,每个家庭为此付出了600元的费用。

  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寻子扑克能够流传到收买儿童量大的偏远贫困地区,从而带出被拐卖儿童的信息,解救更多的孩子。

  初踏寻找路

  戴特株的失踪来得突然。

  2004年3月23日下午5点半,写完作业的特特自行下楼去玩。往常,奶奶李丽华都会准时在6点半下楼接回孙子,但这一天,她忙着辅导比特特大三岁的孙女戴明珠写作业,没有立即下楼。

  戴家位于怀化市嫩溪垅街口不远处,距怀化火车站不足百米,此处街贩走卒云集,戴家在附近则拥有多处物业。晚上七点半,一个租了戴家商铺的人到三楼的戴家打水,对李丽华说:“特特在下面蹲着哭呢,好像跟小朋友翻纸牌输了。”李丽华当时并未在意。

  然而,半小时过后,当李丽华下楼去接孙子时,特特已经影踪全无。

  一家人顿时乱了套。在长沙的戴子初当即包了辆出租车赶回怀化,通知家人赶紧报案。所有的怀化亲威开始了满城寻找。但这天晚上,戴家一无所获。

  第二天一早,戴家兵分三路:一路前往怀化电台,连播两天的寻人消息,每天播15次;一路到电视台和报社,刊登寻人启事;还有一路去打印悬赏10万元的寻人启事,印出后再分头前往火车站、汽车站和市交通要道散发。

  所有人都心情阴郁。戴子初说,那时他“一跟人说话,眼泪就会流出来”。

  晚上12点,他们又到了怀化市鹤城区派出所。前一天晚上他们已经报过案,但因为那时离特特丢失还不足24小时,警方不能立案;如今,24小时已过。

  做笔录的警员发问:“走失?拐卖?他杀还是绑架?”

  戴子初流着泪说:“可能是拐卖。”

  “拐卖的话,你要拿出证据,绑架也是这样。如果是他杀,那你要找到尸骨。”

  最终,派出所还是没有立案。

  戴家人只好耐着性子回家等待,等待有人听到戴家寻人的消息后提供线索。

  两三天后,果然有人来电话了。

  “我看见一个小孩被一个女人抱走了。”有人说,并形容了那个女人的模样。

  “我看见你的小孩被放到一个车上。”有人描述了一番车子的形状。

  又有人十分肯定,见到的就是戴家的特特。

  每条线索戴家都闻风而去,却徒劳而返。

  愁云笼罩了整个戴家。那些天,王丽玫躺倒在床,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戴宏科已经六神无主。能够拿主意的只剩下戴子初。

  “两三天工夫特特肯定被带远,光在怀化发寻人启事显然不行。”戴子初考虑着下一步方案,决定扩大寻找范围。

  他们给28个省区下辖的所有市、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发去了装有两份寻人启事的信函,请求他们协查。2800多封信,从查实地址、邮编到装订,戴家人和另外3个亲戚花了一个星期,去邮局邮寄时拉了好几板车。

  戴子初后来只收到了3封回复。一封来自湖北,两封来自湖南,说当地有人买了小孩。他们打电话去了解,但都不是特特。

  全国大拉网

  特特在哪儿?是被卖给别家收养了吗?养父母对他好还是不好?他有没有哭闹?还能记得亲人吗?……特特失踪后,戴家人愁肠千结,牵挂特特的安危。

  谁都不愿做最坏的打算——特特已经不在人世。

  在特特失踪23天之后,2004年4月16日,戴家发动了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寻人攻势。

  戴子初组织了4组共16人的寻人小组,分别由李丽华、儿子戴宏科、自己的叔伯兄弟和他们的妻子领队,分赴福建、浙江、广东、海南、江西、安徽、湖南和湖北等地,负责在省会城市、大的市县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散发寻人启事。他自己则负责举报人的异地线索查证。一个在长沙的朋友帮忙负责后勤。除领队是自家人外,其他成员皆外聘而来,包食宿行费用,并按日付给三四十元钱的工资。

  更多的报料电话打了进来,有人还自称人贩子或认识人贩子。不过,接听多了,戴子初大致摸出了规律。多数人会在电话中这样说:“我没钱打电话了,你汇100元话费过来。”一开始,戴子初总会及时汇钱过去,接着第二个电话来了:“在某某路的桥上等,过来后小孩可以送过来,不过要给几个路费钱。”

  戴子初于是要求和小孩说话。一开始,打来电话的人总说好,但片刻之后就换了说词,说因为生疏了,孩子不肯讲话。

  戴子初学会了应对:第一要先看照片;第二索要电话,尽可能核查来电人的身份,确定真实性;第三要求去派出所看孩子。但类似的骗局,此后他还是经历了80多次。

  去派出所看孩子,有时也会麻烦不断。戴子初说,在他走过的某些偏僻之地,经常钱给了,烟也送了,孩子还是看不到,因为派出所要通过村里的书记。可是有时今天书记不在家,明日派出所说要开会,等真正腾出时间带去见小孩时,小孩已经不见。后来有人偷偷告诉他,一个小时前小孩还在家里。

  失财也在所难免。戴子初掉过两部手机,都是举报人跟他同宿时趁机拿走的。最奇的一次是在河南驻马店。一个长相和穿着都还不错的年轻女子从长沙经洛阳,一路跟他到驻马店。相安无事四个晚上之后,戴子初被窃1000多元。至今他想起此事仍觉蹊跷:那女子看起来像个正经人,跟了那么久就图1000多元?

  短短两年的寻找中,戴子初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有人趁火打劫,有人落井下石,当然也不乏慷慨热忱之人。

  湖南某地派出所有人打电话说,听闻邻县有户人家在武汉当军官的哥哥,花5000元给弟弟买了一个5岁男孩。他当即联络涉地派出所,对方马上派人去核实,确认了有这样一名男孩。戴子初迅速赶往当地,当地派出所所长亲自开车随行。村子在山里面,警员们跟着他徒步翻山两小时。

  但是,不立案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戴子初曾接到举报,说只要通过一个电话号码找到一个人,就能找到孩子。三个举报人分别从广东、安徽、河南三地打来电话,口音不一样,说的却是同一个地点、同一个人。

  戴子初查实确有这个地点、也试打过这个电话号码,确实有人接听。

  怕惊动对方,戴子初写报告,到涉事地湖南株州市公安局,请他们帮助协查。见他抱着一大堆资料前来,领导动了恻隐之心,开会研究2小时后决定帮查。一个工作人员问他:“立案了没有?”戴子初答复说没有。“没有立案我们不能协查。要怀化市公安局来人。”对方说。戴子初于是折回老家,请求怀化市公安局派人,但公安局回答说,没有立案不能出警。

  儿童失踪,只有立了案的才最终有可能被解救。但因各种原因——无指向、无有效线索、无证据、不清楚案件性质不予立案的失踪儿童仍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戴家只是其中之一;江西九江人余小锐之子余冠雄失踪6年也至今未被立案。一些家庭因此猜测,不立案是因为这样的案子难破,公安部门怕影响破案率。

  几次遭遇之后,戴子初知道自己不能再陷入这个怪圈。他再不敢轻易找派出所,决定用生意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我和举报人一起秘访,尽量接近孩子。秘访不成,再找派出所。”他说。

  两年的寻访过程中,戴子初已经了解到,福建、广东和河南一些偏僻乡村里,经常会有人收买儿童。当然,大多都是男童,买去“养儿防老”。但当地很少有人举报或提供线索。有一次,一个举报人告诉戴子初,那个被他举报收养男孩的家庭,事后打电话骂他,威胁他。

  不光如此,外地人还没走近村子,村里人便知道了这一信息,于是纷纷将收买来的孩子藏起。

  “几千年存留下来的封建观念和乡村陋习,为拐卖孩子的犯罪行为提供了犯罪的温床。”知名安全防范教育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说。

  2005年除夕,戴家团聚。面对一桌的饭菜,所有人面色沉重,默不出声。门外鞭炮突然炸响,王丽玫猛地哭了起来,跑回自己的房间。其余的人再也忍不住,涕泪纵横。

  寻人小组于2004年4月16日出发,一直跑到2005年春节前;节后再次出发,2006年5月初回到怀化,又寻找了两个月方才收兵,跑遍了长江、淮河以南的所有南方省份,以及河北、山东、陕西三省。

  戴特株依然似泥牛入海,踪迹全无。而他的亲人们,到了崩溃的边缘。

  自责没有照看好孙子的李丽华渐渐出现了精神病的倾向;戴子初的饮食起居已经完全混乱,他常常十七八个小时不睡觉,说了上句想不起下句。“以前喜欢乐观(热闹的意思),现在喜欢静坐。”

  戴子初常想,自己与特特的距离是否曾经只有几步之遥?一想及此,他心中更添一份难过。

  戴子初后来估算,一条看人线索的开销大约两三千元,包括:来回路费1000多元,请派出所吃饭几百元,感情费1个警察200元(两个警察400元,以此类推)、村干部100元,举报人辛苦费一二百元,通常给这些人发五至六包“芙蓉王”香烟,每包20多元。

  两年多的寻找,戴家已经花费了40多万元。其中,发放出去的500万份寻人启事的开支就高达28万元。原本殷实的家底渐空。

  下一步呢?“就是卖房也得找下去。”戴子初说。

  自发的寻子联盟

  在最初找寻之时,戴子初只是关心他的特特,因此每当确定不是,他转身就走;但渐渐地,他的脚步放慢了。

  这两年,他尝尽辛酸和世态炎凉,深有感触,也越发同情起那些与特特有同样不幸遭遇的孩子们。

  他曾亲耳听广东省陆丰县某派出所所长说,那里一个村近四年买了400个孩子;在河北时,他也听说了有个县买进了100多名小孩。一次,在去河南的火车上,他还见到有对夫妇带着六个小孩,年龄大都在5至8岁间,彼此相貌却有颇多不似之处,凭直觉判断,那绝不可能是一家人。

  “如果把全国失踪儿童家庭联合起来,大家互通信息,可能容易找到孩子。再说人多了,公安部门可能会更重视一些。”他暗想。

  此时,戴子初尚不知贵州、云南和广东等省份已经自发形成了各自的寻子联盟。失踪儿童的家庭在找寻过程中认识,互通声气,到如今,大一些的联盟已联络了60多个家庭。

  这些家庭彼此安慰,互相传授经验,也互相支持和鼓励。

  自发形成的寻子联盟集中在云南、贵州、广东、河南四省。这些地区的寻子联盟联络人说,仅他们掌握的失踪儿童名单已有上千名。寻子联盟向本报发来了名单,至截稿前,其中593人已经电话核实。

  戴子初后来听说了这些寻子联盟,专程跑了一趟和他们交流信息。和他一样,寻子联盟中的每一个家庭,都经历了报案、找媒体发布寻人消息、贴寻人启事、追踪每条线索,继而心力交瘁的过程。

  戴子初稍感宽慰的是自家家底还算殷实,所以尽管花费数十万,尚能应付。但联盟里的许多家庭,生活已因此陷入困顿。

  在贵州铜仁做服装生意的浙江台州人冯常平花费已经超过30万,在广东东莞横沥镇经商的河南人刘军花了10万,在东莞石龙镇市场卖肉的茂名人崔小兰10万,在深圳南山区南园百货商场经营床上用品的陈思勇花了10万,广东从化的李奕平花了5万元。冯常平和李奕平的孩子,现在都在“寻人扑克”上。

  更多家庭虽然只花费了几千元,但那已是他们的全部积蓄。他们从农村进城务工,居住在大城市的城中村,以贵阳和昆明两个城市最为典型。

  戴子初曾去过贵阳寻子联盟联络人王万军的家。孩子失踪后,王家耗尽钱财,家中以砍断的木桩做凳,“全部家当一个担子就能挑起”。原来“高高大大、标致(相貌好)”的王万军,在经历了6年找寻之后委靡得不成样子。

  一个专业化的贩卖儿童网络

  与各地寻子联盟初步沟通、交流之后汇总的信息让戴子初目瞪口呆。此前,他从未想过儿童贩卖已经成为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寻子联盟初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儿童成批失踪案正在大幅上升,并出现了由南向北的扩散趋势。南方的贵州、云南、四川、广东成为儿童失踪的主要地区;福建的晋江、莆田,广东的潮汕地区和海陆丰地区,河南省,则成为失踪儿童的主要流入地。

  一个职业化的拐卖儿童网络正在形成,甚至出现了对拐的现象——两地的人贩子将手中拐来的小孩集体互卖。在贵州,居然有一些家长卖掉了自己的骨肉!

  王大伟教授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中国整体犯罪大环境基本一致。1978年开始,中国犯罪活动数量就开始有所上升,1983年开始出现“严打”,其中就包括拐卖儿童现象。而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如今的拐卖儿童现象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拐卖儿童出现了区域化的倾向,甚至在这个地区形成了一种亚文化。比如在福建的一个小村庄,100多个人都在拐卖儿童,几乎成为这个村庄的风气了;罪犯以妇女为主,70%的作案人员都为女性。因为妇女带着儿童时不易被怀疑,而且她们经验丰富,懂得如何去控制孩子;专业化趋势也出现了。现在的人贩子懂得如何去哄骗孩子,不让其哭闹,懂得如何瞒住警方,躲过纠察。”王大伟说。

  但一些失踪儿童的家长说,虽然警方对人贩子的打击力度大,有时却未必能解救出孩子。人贩子抓了,判了刑,也搞清了孩子被卖后的姓名和地址,但孩子还是可能回不了家。贵州兴义的周宪忠说,拐走他儿子的人贩子曾经交待小孩在福建莆田某地,但5年过去,至今仍不能返家。时间一长,不是无头案也可能被拖成“无头案”。

  更多的场所正在成为新的危险地带。火车站、商场、市场、公园仍然是主要的儿童失踪场所,但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自家门口或自家门面店门口、小学或幼儿园门口失踪。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的儿童,都成为人贩子的寻觅对象。

  听闻这些之后,戴子初陡生绝望。特特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单凭一己之力,能有结果吗?

  寻子联盟VS人贩子

  一头是不惜铤而走险的人贩子,一头是各地的失踪儿童家庭和寻子联盟,一场拐卖与解救间的较量,在日益猖獗的人口贩卖现象下开始了。

  寻子联盟以集体的力量寻求外界帮助,主动找媒体报道、到北京上访,以引起政府对儿童失踪案的高度重视。但他们心里更清楚,自身力量毕竟有限,要解救孩子,最终仍要借助警方的力量。

  警方解救孩子是通过人贩子提供的线索进行,寻子联盟开始利用各自关系接触人贩子。

  他们通过一个朋友假称手里有“货”(人贩子对被拐带孩子的称呼),接近一个人贩子并搞到了他的一本电话号码本,里面记录了六个省40多人的手机号码。寻子联盟分头试打电话,发现都确有其人。其中,“四妹”、“老三”、“老四”、“燕妈”、“何妹”、“刘妹”显示多次,“四妹”和“小燕”甚至有多个地点的号码。

  寻子联盟分析,那些反复出现的人出现一次可能就是搞了一批小孩;“四妹”和“小燕”似乎是联络点。秘访后他们发现,这些人都是收买一条线,有人还曾因贩卖孩子被判刑。

  这些电话号码,戴子初用信签纸一一记录下来,每栏1个记满了8页。原始电话号码本被寻子联盟仔细收藏了起来,留作日后的寻子线索。

  就在这当口,戴子初接到一条信息:河南林州市东窑镇上庄村7组一次买进了5个男孩,由村里在外跑出租车的王义增和王建林送进村。王书林、赵广增、王华兴、王树光、王朝炯各买一个,其中王书林是村会计。他马上转给东莞寻子联盟。联络人刘军老家在河南,便让父亲前去查证,确有其事,只是孩子都没见到。

  一些幸运的孩子就在寻子联盟与警方的通力合作下被安全解救回来。

  总体趋势:儿童成批失踪现象,已呈现由南往北扩散趋势贵州-云南-四川、湖南、广东、广西等南方省份-湖北、安徽、河南、北京、新疆等北方省份

  1995年至2005年10月共解救被拐卖儿童98名,从破案情况看,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呈上升势头,1995年至1997年,平均每年以48%的速度增长

  1996年至2005年8月,全省共立拐卖儿童案件407起,被拐卖儿童439名,其中男性315名,占80%

  1997年至2005年10月,全市共发生拐卖儿童案件118起,被拐卖儿童124名。2005年1月至8月,全市共发现被拐卖儿童53名,与去年同期发现被拐卖儿童数20相比,上升1.5倍

  1995年至1998年上半年,共解救本省被拐出的儿童245名,解救外省被拐入的儿童834名,拐出与拐入比例为1:3.4

  1997年各地公安机关共接报儿童失踪案件54起,比前三年总数的51起还多3起。其中,半数以上的报警案件属于儿童被拐骗、盗卖案

  自1993年以来,全省共报失踪儿童487名,仅遵义市红花岗区近年共有100名儿童失踪。遵义地区1993年至1996年共立盗抢、绑架儿童案件526起,立案数逐年上升。

  截至2004年8月18日,昆明仍有200余名儿童下落不明;鲁甸县每年有数十名婴幼儿被人贩子拐卖至福建、山东、广东、广西等地。

  广东揭西人林舜明是东莞寻子联盟的发起人,其子林杰涛2004年4月1日失踪。孩子失踪后几天,林舜明便接到一个电话,说孩子被两个人拐走,自己曾跟他们一起混,后来发生了矛盾,因为身上没钱,如果林舜明能给几百元,就告知这些人经常在何处活动。林舜明立刻报了案,然后跟举报者相约见面,给了400元后,举报人说了地址和两个人名。派出所抓走此人,后对林舜明说信息不实。其间几经反复,10个月后,警方还是循此两人的线索找回林杰涛。

  每年会有多少孩子被解救回来?一份来自中国儿童安全网的数据表明,1996年,全国共解救儿童1563名,1997年解救儿童1299名,1998年1至9月解救儿童1015名。但这份报告同时指出,拐卖儿童犯罪的情况仍很猖獗。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久说,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建立类似美国“安珀预警机制”系统的能力,但他认为,火车站和汽车站的联防非常重要。“孩子都是通过汽车和火车运输出去,这些渠道的警察和乘警执勤时,对带小孩子的人群多看一眼,多盘查一句,可能就能堵截一些。”

  孩子到底怎样才能回家?2006年8月16日,戴子初以虚拟的全国打拐办副主任的身份总结了四点:进行全国拐卖人口普查;登记各地非父母所生孩子资料,汇总到全国打拐办;严厉打击买卖双方,买方也要正法;严格查办落户问题。

  寻子扑克

  几乎每天都有孩子被解救回来,但也有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孩子在丢失。

  不管其他家庭成员的想法如何,戴子初不改初衷。只有找到特特,那长期空置、满是灰尘的房子才能重新焕发生气。

  但是,特特的失踪至今仍未立案,戴子初只能通过生意人的方式继续进行寻找。

  眼看着希望越来越渺茫,于是,2006年3月,当沈浩带着印制“寻子扑克”的想法找上门来时,戴子初毫不犹豫地签了协议。

  “500万份的寻子启事都印了,10000副扑克算什么?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弃。”他说。之后,他又把沈浩推荐给了寻子联盟。

  38岁的沈浩从不打牌,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从扑克牌上寻找想法。

  沈浩早在2001年便建立了一家寻人网站。2005年10月下旬,他接受了一个替人寻找亲生父母的委托,在从武汉返回滁州的火车上,他看到有人打扑克,不由眼前一亮: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曾用扑克牌通缉他们要抓捕的战犯;相较网络,扑克更易将信息传递到边远、贫穷的地方。

  2004年,单只新疆阿克苏地区就有400个孩子被拐骗,需要的家庭肯定很多,凑齐52张扑克牌应该不难。

  2006年3月,沈浩专门到贵州、云南、广东、江西和湖南等儿童丢失大省跑了一个半月,结果一圈下来只征集到8个家庭。南昌的一个家长一开始热情接待他,然而,沈浩一提出要收600元的费用,那人转身便走;同样在贵阳和昆明,每次都有几十人围过来,但一提钱,马上散去。

  丢失了孩子的家长见识过各种各样的骗术,沈浩被当成了骗子。

  沈浩说,他早有了心理准备。他与江苏徐州“联合寻人网”的刘志德为制作寻人扑克,从去年底开始整整策划了4个月,考虑到了每个细节,包括可能遭遇的非议、心理承受,甚至是面对失子家长时要说的话——第一句说什么,接下去的每一句又要说些什么。

  寻子扑克是宁波三A集团出资免费付印的,也因此,沈浩对失踪儿童家长收取费用引来了相当大的争议。但一些表示认可的人士说,这一做法应该比无偿的志愿行为更能持久。

  寻子扑克最终收录了26个家庭的27名孩子。不过,戴子初倒有些后悔当初的推荐。寻子联盟中参与的家长接到扑克后,都打电话给他,不满扑克上留的联系人是沈浩和刘志勇。“最关心的只能是家长,我们24小时都开机。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事,万一有价值的电话打来,被耽搁了?”家长们说。

  但沈浩认为,自己是按当初签署的协议格式执行。

  不过,这10000副扑克并未进入流通市场,沈浩也还未考虑如何将让它传到偏远的地区。一部分寻子扑克被寄给了参与的家长、各地的媒体,全国失踪人群爱心大搜索活动,而大部分至今仍存放在沈浩家中。

  不过,上了网的“寻子扑克”还是有些效果。有网友发现“红桃8”上的一个男孩(李继阳和李元胡)极像河北邢台威县某村收养的男孩郭某某,沈浩通知了家长李健。南京市民李敏的儿子李宗宇(方块8)像被淮北某人收买,有其手机号码,沈浩也转给了李敏。这两个案子,警方目前正在核实中。

  对李敏一家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2006年5月13日,她两岁半的儿子李宗宇在自家小区五福家园内失踪。当晚,李敏和丈夫在南京市内四处张贴寻人启事,但第二天他们发现全被当做牛皮癣广告给撕了。再贴,再被撕。反复多次。

  “在中国,丢了一个小孩就跟丢一个小狗一样。我心里好难过,也替孩子难过。我对不起孩子。”8月11日晚,面对记者的采访,一直沉默的李有祥突然失声痛哭,交握的双手紧紧拳着。

  他清楚记得那时正值网络虐猫事件热炒,在南京主要交通要道和人行隧道口都张贴着“保护动物”的宣传启事。

  “小时候大人拿拐佬子(南京方言)来吓唬我。但我长这么大,周围只有死的,没有哪个是被拐佬子带走的。”李敏想不通,现在的南京怎么会有拐佬子。孩子会不会被卖为乞讨工具?她想问又不敢问。

  儿子失踪之后,李敏说她看透了人性,而他们夫妻间也几乎闹出一场感情危机。后来,李敏和李有祥带了些随身物品,从家里搬了出来,在邻近地区找了间月租100多元的大杂院民房住下,李敏说不敢回家。

  奔波快一年的李奕平虽然印了扑克,但已经心生无奈,指望孩子大了后知道自己的身世,能去网上找资料,然后自己回来。

  “我不信这辈子找不回特特”

  丢的孩子找不回来,又有孩子陆续失踪。

  北京的曹秀英不愿再提及往事。她的儿子1984年在太原某公园内失踪,时年3岁。她找了20多年,“说一次,伤心一次”,已经精疲力尽。后来她生了个女儿,如今19岁,正上大学二年级。

  李敏夫妇急待公安部门消息之时,另一对南京夫妇卞其勇和薛兰青的苦日子才起头。7月27日,拐佬子出现在南京夫子庙内的依迪地下时尚广场,他们两岁的儿子卞宇涵在自家开的“青青时尚小屋”门前失踪。之后,卞其勇连续7天没吃饭,8天没睡觉。8月3日早上8点在夫子庙派出所门口,他晕倒在地。

  闻讯后,李敏打电话给卞其勇,安慰并传授自己的经验,提出保持联络,互相支持,直到找回孩子。

  8月8日,广东东莞电视台发布一则大朗镇新失踪儿童的寻人启事,这是8月份大朗镇发生的第4起;8月22日,李启方则在昆明街头看到又新贴出了两张寻人启事。

  “我会继续寻找。明年我要向全国所有的小学写信找特特。还找不到的话,过六年,我向全国所有的中学写信。我不信这辈子找不回特特。”戴子初说。

  2006年8月16日,今年春节后就一直出门在外的戴子初首次回到怀化的家。一个黑色的公文皮包片刻不离他身:里面装着寻人资料和6本巴掌大小的日记本,其中4本日记本已经记满。自特特失踪的第二天起,他就坚持将每天接到的电话和经历记录下来。包里另外还装了一套单衣。

  那是他长年出门在外寻找特特的全部行当。

责编: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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