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恽:我收藏的民国期刊(图)

　　干脆就叫《月刊》

　　上个世纪40年代中叶，在上海，出版了一种期刊，取名就叫《月刊》，就像其时另一本叫《杂志》的刊物，都属于一种无名即是名的风格，显得非常直率。不过，就两者的刊名，顾名思义尚有不同之处：《月刊》的命名着重出版的周期；《杂志》的命名则着重刊物的内涵。

　　《月刊》最初由小说家沈子复、木刻家翁逸之主编，后改由章太炎晚年的学生沈延国主编，是一种偏重文艺的综合性刊物。1945年11月10日创刊于上海，正是抗战结束，知识界感觉到“国内各党各派合作的曙光将露；民主的政治实现有期；出卖祖国的奸逆已开始逮捕；建设工作的计划已决定”的时刻。编者在创刊词中说：“我们是无党无派的人民，站在人民的立场”，这就决定了《月刊》所持的立场和性质，是一本中间刊物。

　　由于编辑人翁逸之本身是画家的缘故，《月刊》的创刊号很注重木刻、插图和漫画，扉页上粘贴着麦秆作的“鲁迅与青年”木雕，翁逸之自己的彩色木刻“云雾与丰腴的季节”也是另外印刷后贴上去的。刊出的小说配有野风等画家的精美插图，还特意开辟了漫画栏目。在当时的刊物中可以算是比较注重装帧的。《月刊》每期特辟“月谈”栏目，发表六七篇杂文，创刊号上还有一个“上海八年特辑”，请专家撰文论述在抗战八年间，先后作为“孤岛”和“沦陷区”的上海，在大众思想教育界、金融界、新闻界、文艺界的状况。

　　《月刊》还发表了沈延国撰写的《章太炎先生的晚年》、《章太炎在狱中》等有关章太炎的文章，作为章太炎的弟子，沈延国的文章于研究章太炎晚年在苏州的讲学生涯，无疑有着第一手的史料价值。另外，《月刊》上还能看到费孝通先生的小说，朱维基翻译的但丁《神曲》，周煦良的诗和译诗，历史学家吕思勉不谈历史谈时局的《对于时局的误解》的文章等，真可以说是精彩纷呈。

　　《月刊》先由上海权威出版社出版，1946年后改由生生图书公司出版，出至2卷4期终刊，凡13期(其中1946年2、3合刊)，我藏有其中的4册。

　　别具一格的《永安月刊》

　　这是由一家大型商业公司斥资创办的刊物，现在一般称为“企业刊”，多的是本企业产品的介绍和各种各样的促销广告，其性质决定了它不大会受到知识界的青睐。然而万事都有例外，1918年在上海创立的大型商业公司――永安公司，1939年在“孤岛”上海却创办了一份别具一格的《永安月刊》，受到了知识界的欢迎。

　　《永安月刊》创始于1939年，直至1949年停刊，长达10年之久，共出版118期。要保存全份《永安月刊》在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此姑就我掌握的几种谈谈。

　　永安公司的老板是郭琳爽，他也是《永安月刊》的发行人，杂志的主编却是名不见经传的郑留，他和几位编辑麦友云(编辑主任)、梁燕(美术主任)、吴康、刘家彦、刘鲁文(摄影主任)、宋德其等大都是公司广告部的职员，因此杂志得以获得公司的经费和上海其他大公司的长期广告，维持杂志的正常运转。

　　《永安月刊》的封面比较讲究，大多采用名媛照片，上色精印，这些照片都来自永安公司附设的摄影部，高雅仕女留取倩影，正好为杂志的封面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选择余地，当时尚没有肖像权、隐私权之类的意识，人们为能上杂志封面为荣，这样一来，恰好一举两得，不仅杂志博得读者的欢迎，而且也是摄影部用以招徕顾客的最佳广告。

　　《永安月刊》初期以图画为主，文章占次要地位，后来转变风格，为此还特聘了社会上的知名文人参加杂志的编辑，如“补白大王”郑逸梅，就是编辑部的成员之一，这就使得杂志转而成为一本偏重掌故的文化性刊物，除了郑逸梅自己每期提供一些补白和两篇掌故笔记外，在杂志上经常露面的还有李鸿章的后代李伯琦的清代掌故，有些文章如《近代名人小传辩诬》一文，着力为李鸿章的所作所为解释，并对一些不实之词辩诬，极具史料价值；上世纪30年代编辑《逸经》并撰写太平天国史料的陆丹林的掌故文章，更是精彩纷呈。值得一提的是，《永安月刊》上还有郁达夫妻子王映霞作于战时重庆的诗作，对郁达夫《毁家诗纪》进行了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