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万：我现在的工作之一是为散户站岗放哨

　　1989年，他又特意到税务局咨询买卖国库券是否要交税。当时的背景是：一些私营个体户不愿意交税，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结果税务局的人表扬他主动上门报税，报纸还发表了“上海市民杨怀定主动报税”的消息，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和好感。后来杨百万对记者坦率承认，其实那时他心里很明白，根据国库券条例，买卖国库券是免税的。或许，制定国库券条例时，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杨百万这样频繁地跨地区买卖国库券的情形吧。

　　到人民银行咨询、请公安人员做保安、到税务局报税，这三件事让杨百万出了名。其实，这中间也隐藏着他自我合法化、自我保护的“狡猾”安排。

　　从国库券转向股票

　　资金量做大以后，他不再亲自到外地跑了，雇了几个人在全国各地跑，他坐在上海用电话遥控。

　　这些人每到一地，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听当地的国库券行情。杨百万说：“用现在的话讲，我就是买信息。我变成信息中心，知道哪里价格最低。我指挥他们从最低的地方开始依次买进，越买差价越小，最后回到上海卖出。人换班休息，资金不闲着，每天在滚动、膨胀。”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杨百万开创国库券异地买卖，称得上是一个即有魄力又有头脑的“吃螃蟹者”。而紧接着他见好就收，转向更具潜力的股票市场，更显示了他的眼光、魄力，特别是超前的金融意识。

　　他说，那时他订了70多份报刊。这个数字着实令人吃惊，远远超过了一般单位阅览室的规模。他每天读报，分析金融形势和经济状况，寻找新的机会。在关注国库券信息和买卖的同时，他的眼界就已放得更宽，留心着当时上海刚开张不久的股票柜台交易市场。说是市场，其实就是一间原为理发店的小小门面，这就是1986年9月26日开张的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

　　很快，他发现股票市场的机会来了。

　　1989年，他在《中国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由于保值利率的提高，信用社和银行把几十年的盈利都贴进去了，面临亏损的边缘。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利率即将下调的信号，立刻决定抛掉国库券，买进股票。抛掉国库券的另一个原因是看到当时国库券价格实在太高了，达到120多元。而他手上的国库券成本都在100元以下。

　　当时上海股票市场非常低迷，交易者寥寥无几。营业部的员工好心地劝他不要买。但他坚信自己的判断。他说：“我有一个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就是坚信自己经过分析研究后的判断，而不愿理会证券公司或专业机构的话。”

　　他第一次买入的是电真空。电真空面值100元，此前最高曾到过140多元，当时跌到91元。杨百万说：“在买入电真空之前，我实际上已观察它一年多了。当时股票分几种，一是甲种，红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二是乙种，下保底上不封顶；三是非甲非乙，既保底又封顶。电真空是非甲非乙，规定最高红利率15%，最低不低于银行利息。也就是说，买电真空的收益率最差不会低于存银行。第一次买了3000股。算一算，如果每股一年能分15元红利的话，一年4万多元，我可以做食利阶层了。那时的工资水平一般是每月100多元，一年才1000多元。当时倒也没有想到股票后来会这样大涨。”

　　他当时对营业部的人说，估计利率要调低，所以买点股票放着。结果没多久，利息果然下调了。许多人都传说他有背景，知道内幕消息。杨百马说：“我哪有背景？我就是读报分析出来的。”

　　半年后股票开始暴涨，电真空涨到800元。他让助手化整为零不动声色地抛售。抛完后他就带着助手到普陀山旅游了一个月。因为他知道，下跌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要克制自己，避开这个下跌过程。结果一直跌到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电真空的价格是375元。交易所开业第一天，成交1000多股，他一个人买进了500股。后来涨到500多元，他又抛了。他抛后电真空又跌回370多元。于是有人到市政府去告状，说杨百万操纵股票价格。杨百万真觉得不理解：“我每股已赚了100多，总共赚了5万多了，为什么还不抛？后来有关部门经调查后为他辟谣。而他则又在370多元时再次分批买进。电真空后来涨到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