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5.19"十周年祭 发展才是硬道理

    股市监管找到中国钥匙

    从“暴风骤雨”史美伦到“和风细雨”尚福林

    “5·19”行情充分展示了政府政策支持的重大功效，也在客观上发挥了股票市场支持国民经济的重大作用。但同时，由于整个市场机制不够成熟，基础性制度建设薄弱，“5·19”行情在赢得广大投资者的欢心的同时，炒作概念、违规运作等不规范情况也掺杂其中。上证综指在最高摸到2245点后，随着科技网络泡沫的破裂，以及国有股减持试点，市场步入漫漫4年熊途。

    回顾过去10年中国股市走过的监管之路，有诸多值得反思之处，也有诸多的成就堪为骄傲。

    当时，伴随尽快借鉴国际经验，整顿市场秩序，加强监管的期许，极富激情的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空降”内地中国证监会。

    就在史美伦上任的第一年，监管层掀起旨在强化上市公司治理的监管风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证券监管的法规或条例就达51件，有80多家上市公司和10多家中介机构受到公开谴责、行政处罚，甚至立案侦查。

    但外界对史美伦过于教条的批评也随之而来，虽然人们没有觉得史美伦及管理层采取措施治理违法违规有什么不妥，但一个指数持续下滑的市场确确实实让人感到担忧。2001年6月推出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一直被认为是导致漫漫熊市的最直接原因，同年10月22日，这项政策被叫停。

    史美伦最终还是将工作坚持到了2004年9月13日，而她最后的辞职理由也是因家庭原因。

    2003年初，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履新不久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坦承证监会以往监管工作存在失误，并强调“监管必须三统一”，即“坚持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要与市场的承受程度的统一；坚持监管职能和监管方式要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尚福林主导的中国证监会以来，股市上少了“暴风骤雨式”的事后查处，多了务实的监管新制度、新规定的出台，就在这种“和风细雨”中，中国证券市场的“防火墙”悄然成型。

    在“5·19”和2000年、2001年的牛市行情中，券商先有挪用客户保证金，兴办实业，后有是违规委托理财，坐庄套利。2003年前后，伴随行情大萧条，中国券商行业积弊丛生，进一步发展面临较大的危险。

    2003年8月，证监会提出证券公司“三大铁律”，即严禁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严禁挪用客户委托管理的资产、严禁挪用客户托管的债券。2004年8月，对券商的3年综合治理开始。证监会累计处置了南方、闽发、大鹏、德恒等31家高风险公司，清理账户1153万个，一批涉嫌刑事犯罪的公司及其责任人被移送公安、司法部门调查。在处置高风险公司的同时，证监会指导、支持有关方面对27家风险公司实施了重组。

    2007年8月底，历时3年的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取得成功，长期积累形成的巨大风险在全行业得以化解。全行业财务状况恢复到历史较好水平，连续4年亏损的局面得以扭转。证券公司走上了“合规”“健康”的发展之路。

    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积弊，也是当年推进股市发展的必需。随着尚福林上任，股权分置改革时机逐步成熟。可以说，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中的历史性跨越。它解决了上市公司的部分股份流通，部分流通的问题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全流通时代。

    股改完成后，随着《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配套法规的颁行，上市公司监管跨上新台阶，类似当年科龙系、中科系、德隆系等通过关联交易掠夺上市公司资源的大案成了永久的“老皇历”。

    对于市场中顶风作案者，管理层进行严惩是唯一的选择。不过，今天的管理层在处理相关案件时，执法艺术性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处理杭萧钢构案就是其中一例。2006年11月，杭萧钢构与中国国际基金有限公司开始接触洽谈安哥拉公房项目由混凝土结构改成钢结构事宜。时任杭萧钢构证券办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的罗高峰在工作中，获悉有关信息，与人合谋炒作杭萧钢构股票。2007年5月，中国证监会对杭萧钢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做出行政处罚决定；随后，司法机关依法宣判罗高峰犯泄露内幕信息罪，其他相关利益人也得到了相关惩罚。

    对于该起案件的处理，依法进行，查处的时间短，同时没有引起巨大市场波动。对违规者的严惩，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与“5·19”时期相比，已取得取得跨越式进步。

    长线资金长大了

    六大类机构投资者发现价值主导行情

    如今，沪深股市市值实现大幅增长，为16.1万亿元，已居世界第三位。与10年前相比，中国股市的机构投资者队伍从形式到构成，都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本土走向国际，从弱小到壮大。长线资金通过机构参与股市，业已成为中国股市长期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

    中登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末，各类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已上市A股流通市值占比为54.62%，机构投资者成流通股“控股股东”。

    基金成为翘楚。上世纪的1998年，A股市场封闭式基金试点成功。在此基础上，2000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2001年9月，我国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诞生，使我国基金业发展实现了从封闭式基金到开放式基金的历史性跨越。

    此后，基金品种日益丰富，债券基金、避险保本基金，货币基金，指数基金，层出不穷，基本上涵盖了国际上的基金品种。2002年末，诞生了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

    截至2009年4月，我国的基金管理公司已有61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33家，管理的基金数量已达474只。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统计，截至2007年底，基金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32766亿元人民币。

    社保基金分步入市。2001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一年以后，2002年的12月，社保基金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敲定。2003年6月9日起，6家基金公司管理的社保基金开始在二级市场购买股票及有关债券。

    从后面几年的操作看，社保基金确实不辱使命，在谨慎中保持进取，坚持长线投资原则，基本上实现了为职工“养命钱”保值增值的目标，并成为A股市场难得的稳定器。

    最新统计显示，社保基金2009年一季度持仓规模环比增加8.69%。就市值来看，一季末社保基金持有181家公司流通市值合计151.05亿元，而2008年四季末持股市值合计102.06亿元，环比增加48%。

    保险资金步步为营。“5·19”行情为保险资金入市提供了契机。1999年10月，中国保监会允许保险资金通过基金间接入股市。至2000年上半年，短短8、9个月，全国中资保险公司投资证券基金已达96亿元。险资入市的踊跃可见一斑。

    2004年10月，保险资金获准直接入市，自此，保险资金获准独立入市操作，A股市场对保险资金完全打开了大门。

    从最新的统计数据看，保险公司一季度末股票仓位环比微降0.46%，但持股市值环比劲增38.02%，显然身手不凡，获利可观。另外，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袁力近日透露，一季度保险资金投资股票占比高出2008年同期1个百分点(为9%)，资金运用收益高达433亿元。

    QFII远道而来。2002年11月，证监会、央行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12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沪深证券交易所分别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实施细则》，QFII正式启动。紧接着，2003年3月，QFII投资细则明确；5月，瑞士银行，野村证券首批获得资格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7月9日，宝钢股份、上港集箱、外运发展、中兴通讯悉数收入瑞银投资A股的第一单。

    经过3年多的试点，QFII管理制度于2006年9月1日进行一次全面刷新。新修订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不仅向海外长期资金降低了QFII门槛，同时允许QFII以自身名义直接开立证券账户，并将养老基金、保险资金、共同基金等长期资金的锁定期由1年以上降低为3个月。

    中国证监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4月，QFII成员已达79家；外管局已将QFII的总额度在原来100亿美元的基础上提高了两倍，至300亿美元。

    证券公司开疆拓土。从有A股市场之日起，券商就一直是证券市场的中坚力量。而对证券公司的监管也一直是证监会的一项主要工作。

    2002年，中国证监会先后公布了《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等，通过整合、增资扩股等途径，证券公司壮大了实力，增强了竞争力。由湘财证券和法国里昂证券合资组建首家合资证券公司——华欧国际证券有限公司在同年获准成立。

    除了公司治理方面，券商业务上的拓展也在后面几年间不断取得进展。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券商开辟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更大范围的业务空间，改善了券商生存环境，同时也为A股市场注入更多的活力。

    有关资料显示，截止2008年11月底，106家证券公司总资产1.2万亿，净资本3205亿元，管理客户资产4.26万亿元，累计净利润433亿元。  

    企业年金默默耕耘。企业年金入市进程似乎并不象前面几家那样备受关注。

    早在2004年4月，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该办法自5月1日起和《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同时施行。

    2006年6月13日，易方达基金公司旗下首只企业年金基金正式开始下单交易，成为第一笔正式入市的企业年金基金。旋即南方基金传来消息，旗下两只企业年金也将在6月底前入市。

    有关数据表明，我国企业年金年均增长800亿-1000亿元，按照投资股票比例不高于年金净资产20%计算，年金投资股市的资金在200亿元左右。

    机构投资者由于具有资金实力雄厚、抗风险能力强、投资理念成熟等特点，历来被认为是稳定市场的定海神针，培育机构投资者也被当作稳定市场的利器。10余年来，我国机构投资者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正逐步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但与成熟市场机构投资者相比，我国机构投资者总体上还存在规模较小、产品结构不完善、组织结构单一以及部分机构经营理念不成熟、风险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仍是资本市场相当长时期内改革和发展的战略内容。

    中国股市的“5·19”精神：

    发展是硬道理 

    1999年5月19日启动的波澜壮阔的中国牛市行情已成为经典。时隔十年之后，它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仍为各方面人士追忆和体味。

    经过10年的市场风云变幻，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弃旧迎新，人们的思想认识轮回反复，“5·19”行情的真正价值已经牢固地记录在历史的坐标上，那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资本市场要尊重并释放市场的力量，同时也要尊重中国自身的国情。

    我们知道，有一些“批评家”对“5·19”行情持否定态度，他们以2001年6月之后持续4年多的熊市作为所谓的中国股市“市盈率过高”、“投机过盛”、“上市公司没有投资价值”等说法的佐证。同时，与“5·19”行情中伴生的一些违规欺诈案例曝光，被他们指责为政府和监管部门纵容所致。这样的认识固然不是凭空而来，批评意见也总有助于资本市场的进步；但是，站在全球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进程的高度来看，这样的认识则具有“初级”的意味，甚至有些偏激。

    痛定思痛，历经股市暴涨暴跌以及政策波动，特别国家出台以股权分置改革为主轴的一系列积极的股市政策后市场所发生的重大转折性变化，我们需要重温“5·19”行情，正确认知其重要经验和意义。

    10年前，政府明确鼓励壮大资本市场，发挥其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制度安排、政策建设上对券商、基金公司给予了一系列支持。但在行情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法违规案件。到2001年初，人为挤泡沫、搞强行与国际接轨的思想影响到决策上，乱贴所谓“全民炒股”、“市盈率过高”、“投机”等标签的行为盛行，证券行业几乎面临人人喊打的境地，最终导致股市长达4年多的持续低迷。

    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5·19”行情是在积极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背景下启动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适应了筹资者、投资者的需求，其积极意义应予充分肯定。券商、基金以及部分私募基金在那一轮行情中的积极作为，应当得到尊重。摩根士丹利、高盛等国际投行重仓持股就是投资，国有券商基金重仓持股就是投机，这样的说法显然是荒唐的。

    没有一个稳定、有效和强大的资本市场，企业就很难获得做大做强所需的资金，并藉此建立约束机制，金融风险就会因长期大量积累于银行系统而引发严重社会危机。发展是硬道理，当时国家采取一系列鼓励发展资本市场的举措是正确及时的，也是颇有成效的。通过股市融资，我国上市企业获得了庞大的发展资金，证券市场对于公司治理的约束机制也日渐增强。由资本市场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影响深远。

    资本市场是逐利场所，“三公”原则系指信息公开、交易公平、执法公正。而对于市盈率、投机、公司价值等皆无固定标准，世界上也没有哪个股市没有违规欺诈案例，一般而言政府也鲜有为违规欺诈行为助力者。

    10年多来的事态发展说明，面对发展资本市场发展所必然出现的弊端和违规违法现象，股市舆论遭遇“批评家”裹胁，资本市场预期出现了混乱，是市场长时间低迷、丧失活力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而尊重中国国情，按照自身需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才能够使中国股市真正走在稳定健康发展的大道上。

    我国资本市场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遵循国际资本市场发展和监管的惯例，同时尊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及其特殊性，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也将有效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安全。

    我们认为，“5·19”行情所昭示的精神，是积极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以健康有效的资本市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精神。笔者以为，市场发展中的出现的一些违法违规问题，是伴生的；同时，有些做法非但不应列为违法违规，而且属于创新之举。规范、监管、执法，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而不是其他。

    站在中国股市新的发展起点上，强调发展这个“第一要务”，重视发展这个改革的宗旨，抓住发展这个着力点，摒弃一些纷繁的细枝末节，实现资本市场大发展，应成为资本市场进一步改革决策的主要价值取向。

责编：金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