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四少"之樊纲:以出世的精神 做入世的事业

经济学者樊纲

　　2008年5月，为了应对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成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樊纲被任命为委员，作为该委员会中唯一的专家（其他委员皆为财经部门的副部级官员），樊纲颇引入注目。

　　无书读的少年

　　“文革”开始的时候，1953年出生的樊纲刚刚通过了小学六年级的毕业考试，一年半后“就近分配”，进了中学，又一年半后就“初中毕业”了。1968年，在那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樊纲来到了北大荒。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就是从这时开始产生的。有两本书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本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本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这两本书的系统阅读，使樊纲第一次认真思考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

　　1975年前后，兵团准备在一些地方试行农村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办法，把固定工资制改为工分制，其目的无非是增加一些物质刺激，使收入与劳动挂钩。樊纲所在的连队是试点之一。连队指导员觉得此事不好办，就找大伙商量。由于学了点政治经济学，有点底气，樊纲就想对此事作一番“理论分析”。他对兵团总部的试点方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连队指导员听了很欣赏，就让他写成了书面材料以连队的名义寄到了兵团总部。没过多久，兵团正好要召开一个工分制试点的工作会议，于是樊纲和指导员受邀一起去了佳木斯兵团总部。这是樊纲第一次“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从此，他对各类经济问题就更加留意了。

　　改变命运的冲动

　　樊纲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待就是6年。由于兵团里对右派子弟比较“关切”，尽管樊纲多方努力，仍没有转变命运的迹象。在一切能尝试的希望都破灭之后，樊纲一生当中第一次独立作出一个重大生活选择：以“投亲靠友”的理由转插到一个堂哥所在的河北省北部的围场满族蒙古自治县农村。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的转插是选择了下坡路。但是，虽然仍在边远的山沟沟里，毕竟离北京近了点，而且农民们和县里的干部们对城里来的“有点墨水”的知青，总会给点特殊的关照，加上堂哥上上下下的关系和在县里帮他使劲，不到一年的时间，樊纲就被借调到县文化馆，专职搞群众文艺的创作。有了一个读书写字的条件，樊纲感觉命运之神多少对自己绽出了一丝笑容。1977年，樊纲考上了河北大学经济系，自此跨入经济学研究的门槛。

　　怀抱“经世济民”的激情回国

　　1982年毕业后，樊纲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樊纲顺利获得硕士学位并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在时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的力荐之下，樊纲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进修。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是个开放式的研究机构，从这里，樊纲得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樊纲为自己预定的目标是要多上点课，多学习知识。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到哈佛大学去旁听研究生的课程。樊纲虽然对基本原理都已掌握，但学起来仍然吃力得很。当时，他并非正式注册的学生，可以轻轻松松当一个“访问”学者，四处走走增长些见识，写些东西。但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课堂上系统地学习当代经济学理论的机会。所以，樊纲下了决心，一定要“学进去”。

　　在哈佛，樊纲从头学起，跟着班上的学生一起听课、做作业、参加小组讨论，甚至参加考试。虽然，他最终没能继续留下来读一个洋学位，但他还是感到很踏实也很充实，毕竟他把当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学了一遍。他不仅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上的融会贯通，而且还发现了通向他最为关切、最放不下的那个问题——“中国问题”的道路。有一次，一个新加坡学者问他：你在你的国家研究经济有什么意思呢？樊纲说：“我干的虽然是一点点微小的事情，但是也许12亿人口的福利就因为我的这一点微小的贡献而增加。”樊纲就是怀抱着这样经世济民的激情回国的。

　　“京城四少”的著作时代

　　1988年，樊纲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樊纲说，对于像他这样30多岁才出国的留学人员来说，实在太想研究中国问题了。这是一种“情结”，是出于对自己长期关切的问题的“执著”。

　　在中国改革风起云涌的20世纪90年代，樊纲以传播现代经济学思想而著称，并与清华大学魏杰、北京大学刘伟及现在已经从商的钟朋荣3位活跃的年轻经济学人一起被称为“京城四少”。1992年，樊纲被破格晋升为社科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成为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在《世界商业评论》评选的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樊纲的名字赫然在列，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出色的理论阐释者，他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和综合》奠定了他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樊纲是2003年最早对中国经济过热发出预警的经济学家。在当年非典刚刚结束不久、整个经济增长还很低的情况下，他根据当时投资增长率持续加速的趋势，提出“当前特别应该重视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仍然是如何防止投资过热的苗头”，为政府后来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依据。当时，他除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外，还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并被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他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他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论点经常被国内重要媒体引用。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樊纲在《经济人生》一书中谈起自己在农村的那段时光时说：“回过头来想，我们这一代人从那个经历当中最大的收获是性格得到磨练。另外，还有一大收获，就是从最底层开始了解中国社会，这些是从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今天你在思考关于国计民生的一些很重要的课题的时侯，会想到仍然生活在山村里的老百姓。”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樊纲最推崇的一句话是中国古代先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樊纲一直有一种自觉意识，要建立经济学人的独立人格。因此，他在理论研究上与官方一直有一定的距离。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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