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将出台放宽民营企业准入限制的政策。”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17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次演讲中透露。周小川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民营企业受到过多投资准入限制、进而强制性储蓄所致。他开出的药方是对民间资本放开准入限制,尤其是目前准入限制颇多的高端服务业。
自此轮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不断有声音指责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和产油国,认为其以高储蓄率和外向型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并引发了此轮危机。
具体而言,低储蓄、过度消费的美国大量进口商品,形成巨额贸易逆差,美元通过贸易渠道流出美国;高储蓄的中国等新兴国家大量出口,积累了高额的外汇储备。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美国,支撑了美国政府和居民的高负债消费。不均衡的世界经济格局逐步形成,并不断强化。
为此,他们给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有两个,一是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的贡献率,降低过高的储蓄率;一是人民币升值和开放资本市场。但周小川认为,并没有明显证据显示,新兴国家高储蓄率与美国的低储蓄率之间有显著的因果关系。同时,汇率和资本市场开放也非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手段。
数据显示,中国的家庭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自1992年至2007年一直稳定在20%上下;同期的政府亦即公共部门储蓄占比,虽然从4.4%提高到8.1%,上升了近一倍,但基数较小;而基数较大的企业储蓄占比迅速攀升至22.9%,涨了一倍。这组数据表明,企业储蓄大幅增长对推高储蓄率的作用非常显著。
“企业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增长如此之快,占比如此之高,世界上也非常罕见。企业储蓄为何如此之高?”周小川归因于资本回报率高、行业准入限制导致的企业强制性储蓄。
“与计划经济年代相比,现在制造业领域的管制已经不多了,但高端服务业仍存在大量受限情况。”周小川说,这就导致了一种怪现象:允许民间资本投资的领域一窝蜂地投;投资受限的领域,尤其是电讯、金融保险、教育、医疗健康等高端服务业,投资和供给却不足。准入的领域投资过于拥挤,已出现产能过剩,竞争白热化。利润较高的服务业不允许投资,资金就可能变成强制性储蓄,变成外汇寻求在海外投资。
周小川认为,行政管制与企业高储蓄率之间存在明显因果关系。事实上,苏联、东欧和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高储蓄率均已证明了这一点。在严厉的计划管制下,企业无法将所得剩余用来投资,从而导致企业高储蓄。
数据显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60%至70%,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这一比例也达50%以上,但中国的数字仅为不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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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