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重庆市长王鸿举呼吁全市人民不要再把进城做散工的农民叫做“棒棒”，认为这样的称呼带有歧视意味。接着，重庆南岸区劳动局将区内的4座“棒棒公寓”更名为“阳光公寓”。

　　重庆主城区依山而建，穿街走巷还需爬坡上坎，带着行李或货品出门多有不便。但只要喊一声“棒棒”，青壮年农民就带着一根棒棒、一条麻绳应声而来，肩挑背扛，为千家万户提供便利。有的重庆人认为“棒棒”这个称谓并无不妥，因为在四川话中“棒棒”给人以强壮、憨厚的感觉。但更多的人认为，重庆人将打工农民称为“棒棒”确有轻慢之意。

　　类似“棒棒”的称谓，其他地方也有，比如贵阳人叫外来苦劳力为“背兜”。一家门户网站就此调查还有哪些歧视性语汇，网民列举最多的竟然又是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词―――“农民工”。现在，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约1.4亿人，还有1个多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专家测算，一名进城务工的农民每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在2.5万元左右。进城务工农民的贡献在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是举足轻重。遗憾的是，有些市民看不起这些来自乡下的“苦力”，对他们说话多带不恭，甚至常有戏谑。

　　“农民工”当初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并无褒贬，但到了某些人嘴边却往往带有一种轻蔑的口吻。看来，不仅重庆人需要改口，其他城市的居民也需反思一下。说实话，“农民工”远不如土地革命时期流行过的“农友”一词亲切、温暖。

　　北京新近出台《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解读》，告诫首善之区的孩子们：不要带着“有色眼光”看待外地人，不要歧视和侮辱他们，不要嘲笑他们的发音和打扮，不要开一些恶作剧式的玩笑。如果把“农友”、“工友”的称谓，也写进《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该多好，所谓“民胞物与”、“国民待遇”的意识，就得“从娃娃抓起”，润物细无声。

　　和谐社会的建设，当然离不开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支撑。党和政府为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权益，采取了不少有力措施，比如取消针对农民的就业歧视性规定和乱收费，大规模地集中清理拖欠工资行为，在职业风险较高的建筑、矿山行业推进工伤保险，帮助务工农民子弟在城里入学，等等。但除此之外，给进城农民以语言上的温暖，真心实意关心他们，发自内心尊重他们，这同样也是重要的。

　　老作家萧乾当年在一篇文章中不小心沿用了一个老词“残废”。经读者指出后，他在人民日报头版郑重撰文道歉：“这个词用错了”。有这样反躬自问、将心比心的人文情怀，才能让全社会各阶层、各角落，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现代文明的阳光普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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