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陈平 |
主持人嘉宾现场探讨热点问题 |
陈平:这当然是完全可能的。这里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中国技术领军人物实际对世界前沿的方向,比如电动车、节水工程,都看得很清楚,但是要把这个变成新的主导产业,必须要有价格结构配套改革,使得采用新技术的企业和消费者能够比维持老技术的省钱,那么这个新产业才能够起来。如果我们不改动现有保护高耗能、多费水的技术价格结构,如果不动它的话,即使有前瞻性的产业政策,效果也是不显著的。
主持人:但具体要实施还需要很多技术细节的配合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
陈平:技术政策、产业政策要和价格结构改革配套。
主持人:稍后我们继续请教陈平老师。
主持人:陈老师,刚才我们看到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时候,扩散的情况下,上海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开工了,我们现在看浦东的样子越来越像纽约的曼哈顿。这个高楼能算基础设施建设吗?是不是更像形象工程?
陈平:这对打造上海国际中心品牌形象上有好处,但要谨慎。盖几个高楼没问题,盖多了会加大金融风险。
主持人:为什么会加大金融风险?
陈平:楼太高以后,成本高,租金高,经济好的时候租得出去,经济不好的时候就会有空置率,就会赔钱。
主持人:要把这些建设的项目,把目前的投入跟营收预期考虑进去。
陈平:要有一个配套,这样的形象工程要做几个,不能做多,但也不能没有。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陈老师,您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另一方面也是物理学家,我特别想问问您,我们中国财政政策跟欧美的财政政策相比,我们特殊性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财政政策见效如此之快,而欧美财政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咱们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当中,除了经济学本身的原理之外,在数字上、结构上还要注意哪些方面?
陈平:中国财政政策有效的一个原因,是中国领导人大部分是做工程出身的。他们在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非常有意识地运用了马克思经济学道理,先进生产力是生产发展的动力。中国在改革过程里不断更新技术,改变已有的经济结构。而西方财政政策如果继续谈收缩法,也只是刺激消费,而没有结构分析到底刺激谁的消费。比如美国如果动用财政政策,比如搞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一搞基础设施建设,立刻会创造农民工的就业。但是在美国休斯敦有一个飓风,飓风以后要重建,美国公民不干,实际是让大批非法的墨西哥移民来干,创造的财政政策没办法造福于本国人民。如果动用货币政策刺激消费,美国的情形、欧洲的情形越穷越要买进口货,进口主要是中国货,又创造了中国的就业,而不是创造美国和西欧的就业。这是美国和西欧比中国改革困难多的原因,简单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是维持现有的过度消费结构的话,对他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加大他调整的困难。
主持人: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很多社会保障、民生工程,包括基础设施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空间比较大,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项目已经不多了。
陈平: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因素。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很多,为什么中国发展这么快呢?因为中国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非常简单的道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大国,所以中央政府在决定地区发展的时候,比如先发展沿海再发展西北,只要全国老百姓都接受,中国迅速启动。但在欧洲就不行,如果财政政策往西欧投,西欧基础设施已经不错了,像日本90年代经济停滞的时候,日本政府公共设施投了很多钱,但是效果非常微弱。如果投在东欧,东欧经济起来了,西欧企业关闭移到东欧去,会导致西欧国家选举的时候老百姓反弹。所以你就会发现,所谓的议会制的民主国家在进行结构转型的时候困难要比社会主义中国困难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