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忆抗战岁月 共话世界和平

    主持人：我想知道在抗战的时候，您做翻译工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和现在的翻译不太一样，那时候是处于挺保密的状态？

    凌青：我是更晚一些，那也称不上保密，那时候不太强调保密，我们要想告诉别人也没什么可告诉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意识到，从这里面提高政治意识什么的，因为自己还年轻。

   主持人：您刚才说自己是半路出家，翻译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困难？

    凌青：是有点困难，可以说相当困难，特别是口语，因为我们不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特别是美国人讲一些俚语，听起来有点困难。那时候跟外国人多相处就会好一些，那时候有一些资料。

    主持人：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到延安工作和生活的情况？

    凌青：我们是在晋察冀，那时候美军观察组来了。

    主持人：这是一个什么机构？

    凌青：是美国官方派到延安，驻扎在延安的联络机构。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团长为驻华美军司令部上校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期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同观察组成员谈话，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表示共产党欢迎美国记者或外交人员到根据地进行考察；欢迎美国给予援助，但以不损害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条件。美军观察组部分人员还到晋绥、晋察冀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美国要考虑反攻日本，但是看到国民党的军队不怎么可靠，战斗力比较弱，所以先派一个观察组到延安来考察。

    主持人：您能不能讲一两个国际友人的事例？

    凌青：来燕园的人对斯诺墓都很熟悉，然而，大部分人却不知道西行不远，就在未名湖南岸、临湖轩后的小山坡上，还有一处小小墓园，碑上用英文刻着夏仁德花园。

    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夏仁德是燕大第一个捐款给学生抗日会的外籍教授；“一二•九运动”中，他亲自为被困的游行队伍送去食品。卢沟桥烽烟燃起，时在美国休假的夏仁德在纽约街头组织游行抗议日本侵华，回到学校后，燕大成立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由夏仁德任主席、侯仁之任副主席，帮助大批爱国学生转移到大后方或解放区。１９４１年底，美日两国宣战。夏仁德于燕园被日军逮捕，在集中营里度过了两年非人的牢狱生活。

    我是在我们从事地下党时期认识了夏仁德教授，当时很多地下党开会都在夏教授家里，学生把他的家当成了秘密集会的地点，地下党和学生组织经常在他家里开会，进步书籍也都放在他家里，还使用他家的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广播。战争爆发以后，我们的领导，党的组织都要到前方去，日本人突然到学校来，把东西赶快放到他家里，起到掩护的作用。很不容易。

    主持人：我想说在当时条件这么恶劣的情况下，国际友人为什么会不顾自己的安危做这样的举动？

    凌青：国际友人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他怀着一种国际主义的理想，中国抗日战争是在30年代，在世界历史上是剧烈动荡的年代，1929年美国大恐慌，影响了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的激化，同时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一些人，特别是进步的人想找出路，当时就比较相信共产主义的前途，把中国革命看成这一革命的一部分，所以这一部分是最先进的，本身有很多加入了自己国家的共产党，或者到了中国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部分人士是有正义感的外国人，在中国看到那么的贫穷受到了外国人的欺负，看不惯。出于人类的本能同情被压迫者。

    有一个新西兰朋友，是一个修女，她就在住的那一带帮助难民，也帮助八路军购买一些必要的药材，最后让日本人发现了，被日本人驱逐出境了。当时抗日战争应该是两个阶段，1941年以前，这一段是一般人来支持中国人抗战。1941年以后中国变成反法西斯同盟之一，跟英国美国都是盟国了，所以是官方支持。国际友人帮助的范围就更大了。

   主持人：苏菲女士，马大夫1933年是先去了上海广慈医院和来斯特医院工作，然后又去了延安，他的想法为什么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会留在延安，又最后留在了中国？

    周苏菲：他到延安，并不是一去就想在延安留下来，就在抗日根据地留下来，他也是和斯诺一样，觉得解放区的一切都太需要人了，那时候你看我们医生的队伍里面，正经的医科大学毕业只有一个，后来当了卫生部部长。剩下的医生都是赤脚医生。马大夫看到这个现状之后，给毛主席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在报告中表达自己准备留下来，因为延安太需要医生了，他是从心里头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

    主持人：他有没有想过自己打算在延安在中国留多久？

    周苏菲：不会想留多久，包括我自己，我是1939年到的延安。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待多久，但是我有一个信念，反正我是要坚持抗日到底，不把日本人打败我不会回家，这是当时所有革命区年轻人的信念。所以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那个高兴哦，包括美军观察组，我们没有想以后会怎么样。马大夫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