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探索
然而,和人们高涨的热情相比,心理救助服务所需的专业技能却相当贫乏。为此,在实际工作展开前,组织者都会对志愿者进行紧急培训。
5月22日,在北京市东城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批志愿者们正在聆听心理专家的讲座。他们并准备一声令下,随时飞往四川。类似的培训在全国无数个城市不约而同地进行,但不可否认,这种集训通常是“填鸭”式的。事实上,在2001年大连空难之后,中国的心理救助工作进展并不顺利,汶川地震的心理救援工作缺乏可借鉴的本土经验。
“实际上后来许多大的灾难里,心理工作者往往是得不到重视,甚至还受到一些阻力。”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说。唯一可以参考的案例是今年“4?28胶济铁路重特大事故”发生后,公安部派专家对参与救援的公安民警开展心理危机干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去年11月,公安部成立了重大突发事件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只是,此事发生时间过近,尚未总结出一套可供分享的经验。相反,台湾、日本等地区和国家的抗震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启蒙作用。比如,日本的地震应急机制将抗震的培训日常化,这种培训的效果如同预备役一样,一旦灾难发生,每个成员各司其职,组织自救机制立即启动。
在很多方面,汶川地震灾难带给中国的挑战都是第一次的,譬如说,填鸭式集训注定无法迅速演变为预备役模式。实际上,对大多数参与其中的组织者和志愿者而言,心理救助都是一段混杂着复杂感受的成长经验。
陈亚娟(化名)家住成都,与那些“空降”志愿者相比,她的工作有地利之便。但从成都到绵阳,往返近4个小时的车程,加上离开灾区后的消毒程序,使得陈亚娟每次需要花上一整天,但实际的工作时间只有50分钟。尽管如此,作为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陈还是能找到方法迅速减少陌生感,比如团队游戏和绘画。志愿者们对那些画面过目不忘;高山压迫画面,有些画被彻底涂成灰色,有的则直接描绘了暴雨天、房屋将要倒塌、人们在旁边哭泣……绘画暴露了孩子们对地震的潜意识感受,疏导使一种特别的感情初步建立起来。一个男孩在分别时对陈亚娟说:“老师,这么多天来我们第一次笑了。”第二天,陈亚娟被突然通知再次进驻绵阳。志愿者准备了很多礼物,一路上想象着重逢后的画面。但令人措手不及的是,车到绵阳,所有人一律被分派到另一聚居点为新同学们做心理咨询。“虽然同样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我们还是有些失望。毕竟精心准备了这么久。”陈亚娟说。更重要的是,从专业角度,心理救援的最佳方式是一对一的互动,因此,频繁变换志愿者的面孔势必会影响效果。这类临时突变是散乱局面的一个体现。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师蔺秀云说:“前方老师反馈来的消息就是,心理救助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管理。”5月26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实施灾区中小学生心理救助计划,该计划特别提出,杜绝对同一学生进行多次采访和心理辅导。至此,一线专家们仍在努力配合减灾委和民政部,搭建一个统一的平台,但具体的方案,截止本文发表时尚未得出。
悲伤在蔓延
可怕的是,因为余震不断,遇难者数字失控般上涨,悲痛、恐惧的心情开始超越灾区界限,蔓延开来。5月下旬的一天,中科院一条心理咨询热线接到5个具有自杀倾向的北京市民打来的求助电话;灾区外的小学生突然害怕起天黑、害怕父母不在身边;拥有几十年心理咨询经验的咨询师进入灾区短短几天,便出现了轻微腹泻,这是心理波动造成的躯体性反应……
“危机事件的当事人不仅包括经历危机的人,也包括目击者。”宗春山说,“现在媒体的高度发达,灾区外的大人、孩子已经看到了哪怕是最惨烈的灾难场面。”需要救助的人群在不断扩大,包括参与救援的解放军官兵、医护人员,甚至心理救助者本身。他们所面临的心理挑战更加艰巨,除了惨烈的死亡场景对视觉的刺激,还要经受救援失败产生的不可抗拒的内疚。5月22日,为帮助解放军官兵做好自我心理防护,解放军军事心理训练中心组成中国军方第一支心理救援专业分队抵达四川地震灾区都江堰。不仅在军方内部,专家建议,工作在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和志愿者们同样是心理干预的重要群体。
根据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的测算,汶川地震后,将有60-100万人需要不同程度的心理干预和治疗,其波及程度远超过地震辐射本身。与超乎想象的工作量同样棘手的问题还在于高强度的救助工作如何持续。灾后的特殊时期,大批志愿者可以暂时放下工作,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而从灾难后的心理反应规律看,灾后三个月至半年是心理疾病以及自杀倾向爆发的高发期。
符然雅说:“等到三个月后一切恢复正常了,孩子就会猛然意识到生活中的巨大变化。这种孤立的感觉才开始进入到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与高三孩子朝夕相处数日的吕斯文则认为:“现在来的心理志愿者很多,但大多数讲讲话就走了。这是个需要踏实下来的工作,需要常驻。”在意识到问题的长期性之后,吕斯文和同事开始联系当地的资深志愿者。目前,各种机构都在尝试给出解决方案。有的企业准备组织志愿者轮替赴灾区,四川教育厅则寄望于完善对帐篷学校老师们的培训和辅导,一些专业机构把提供专家培训和志愿者队伍视为一项长期义务。符然雅所在的亚洲积极心理研究院已经与绵竹中学、东汽中学等建立联系,承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进行定点心理帮扶,这和教育部的时间规划不谋而合。的确,在灾难画面所产生的冲击力下,保持短期的热情并不难,但生活毕竟会重归既定的轨道。事实上,善意不应靠一时的行为来表达,而需要借助机制保持历久弥新。面对新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突发性灾难事件,如何搭建长期、完善的心理救助系统将是个艰难历程。“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宗春庆说。(特约记者邹波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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