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泥小壶：清朝鼎盛时期宜兴紫砂奇葩

　　起源于明末清初的朱泥壶，首先是以壶体小为特点，这是对紫砂历史的一种典型的传承。第二，虽小但形制丰富，突出文巧与精致。第三涌现出了惠孟臣、徐恒茂、惠逸公、陆思亭、张君德、潘仕成、邵柏原等一批名扬百年的朱泥艺人，以他们的名字称谓的朱泥壶如“孟臣壶”、“恒茂龙蛋”、“逸公壶”、“思亭壶”、“君德壶”、“潘壶”等等，世代传诵。福建漳浦县博物馆馆长王文经曾载文写道：“这类茗壶造形规则，不重装饰，特别是器表不铭款，无刻画，忠实于作为茶具的基本功能。”

　　朱泥壶三百年来虽说“不重装饰”，但朱泥壶数百年间沿袭壶底铭文的现象却是史无前例。朱泥壶的铭文基本上是一种竹刀刻字，这种铭文均是描写山水风光的五言诗和七言诗句。清嘉庆年间出版的《阳羡茗陶录》中记载，吴骞于海宁安国寺得的茗壶，底有磨诗“云入西津一片月”和“孟臣制”十字行书刻款，其书法类似褚遂良。同样，《宜兴陶器图谱》刊有孟臣款的朱泥壶中有三件壶底竹刻书法被有关书籍重点提及。一件梨皮朱泥不壶，底镌“惠孟臣制”， 《阳羡砂壶图考》的作者说，“书法近褚河南”，是件罕见的俊品；另一件朱泥小壶底镌“大明天启丁卯孟臣制”九字楷书“有晋人风格”；再一件朱泥小壶，底镌“清风拂面来，孟臣”七字行书，《阳羡砂壶图考》一书称之“书法敦朴，纯用中锋，为不可多得之品”。《阳羡砂壶图考》对留佩、惠逸公等朱泥制壶艺人的竹刀刻字书法也着力提及。如 ，“留佩壶之式度制作，可断为明末清初人，考其书法无定体，然以圆润沉着而结构团结者为佳”，有一朱泥小壶底铭“以知汲古功”五字，钦署“留佩制”，“书法沉着上乘之品也”；“逸公壶书法无定体，楷书草书俱备，楷书尤有唐帖遗风”。竹刀刻字艺术在一种器物上是如此数量之多，而且镌刻秀丽，大都有书法大家的遗风。从这个意义上讲，朱泥壶上的竹刻书法作为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载入史册，也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园的一朵绚丽的奇葩。

　　紫砂艺术的传承使朱泥文化在器形与款识上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而处于明末清初，一直到清中期闽南淳朴的民风民俗又使朱泥壶独特的艺术创造得以形成波澜壮阔的气势。漳浦博物馆王文经先生的研究表明，这类茗壶之所以会在闽南大量出现，决定于一定历史时期的这个地区人们的饮茶习惯和审美情趣，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但从历史上看，早期对产自千里之外的宜兴茗壶产生兴趣，并使用收藏的，可能是闽南地区的官吏和商人，这个地区从明代嘉万年间到清初，曾经出现一个繁荣时期。这一时期，民间文风大盛，三年一科举，几乎每榜都有人得中士。仅漳浦一县，从嘉靖至崇祯年间就有一百二十人进士及弟。这些人来往于北京与闽南之间，很有可能是他们推动闽南的茶俗与宜兴的紫砂建立了这种特殊的关系。因此，首先是这个地区传统的饮茶习惯催生了朱泥艺术繁荣与完美。清中期俞蛟的《梦庵杂著.潮嘉风月记》中写道：“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壶出宜兴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450毫升)。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壁，寻常舟中不易得也。”清末施鸿保《闽杂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漳泉各属，俗尚功夫茶，器具精巧。壶有小如胡桃者，名孟公壶。”朱泥壶除了她器具精巧外，在泡茶中冲泡热水后，壶身的色泽会产生更鲜红的感觉，红的羞涩，红的高傲、红的尊贵，而且富有变化的红色令人心神荡漾，大大丰富与提升了人们的审美情趣，愈显其价值与珍贵。

　　在我收藏的三百多个朱泥小壶中，来源共有四种：一是刚刚出土的；二是已经出土有一段时间，拥有者作为古董珍藏等待机会出售的；三是传世壶，这种朱泥小壶往往有良好的包浆；四是过去出土的后来拿来冲茶了，这类朱泥小壶同样也有较好的包浆。以上四种实际上是两种，即出土壶与传世壶，而出土壶在我收藏的朱泥壶中至少占了七成，也就是300个朱泥壶中超过200个是出土的，这些出土壶都是那个年代的随葬品。王文经先生说，闽南地区朱泥壶的大量出土，从六十年代开始，其后不断有发现。例如在清康熙间太常寺乡黄性震所捐建的荒冢区内，在一个几十人的工地上，每天总有一两件出土，其中近期出土的两件“孟臣制”款，一件“秋圃”款朱泥壶，就是属于下层人物，甚至是贫困到无力归葬人的随葬品。有趣的是，这些出土的朱泥壶，有些还是墓主先前在开山锄地中偶而得之于某个古墓，自己捡来重复使用，并作为随葬品埋归地下的。此类例子在若干年前还有所闻，或者可视为是一种收藏行为。这样收藏至少在清代中期就在这一带流行，并成为葬俗的一部分，沿用到近代。由此可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物品象朱泥壶那样成为各阶层人士的陪葬品，而且在一个地区延续了三百多年，这不能不说是紫砂文化与民俗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奇迹。 (李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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