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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业功的妻子杨玉珍:老杨 你视工作比命贵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5年07月28日 17:01 来源:新华社
    专题:导弹司令员杨业功

  新华社记者张严平、张选杰、李国利

  2005年6月27日下午,新华社记者在北京采访了杨业功的妻子杨玉珍。访谈中,一段段感人的讲述,一次次真情的表白,让记者看到了妻子眼中的共和国将军的内心世界。

  杨业功生前最后的职务是第二炮兵副参谋长,部队在北京分给他一套师职干部住房。这是一套老式住宅,杨业功一次都没走进过这个家门。卧室里摆放着几个老式箱子,这是他们结婚时打造的,至今杨玉珍都舍不得扔掉。每当看到这些东西,她都会胡思乱想。她说――

  真希望老杨是出差去了,毕竟那样,他还有回家的时候。

  我们结婚30多年来,他总是很忙很忙,在他心中,工作比命还贵。家,就好像是他的临时住所。我们家里常年放着两个旅行包,一个装满了迷彩衣、黄胶鞋和其他生活用品,另一个装满了书籍和办公用品,这些都是他下部队时必备的。

  他患病后,每次下部队回来,都先要在沙发上坐好久,一句话也不说。有时,我很想和他说说话,他只是点点头、摆摆手,不搭理我。我知道他是累了,不忍心多打扰他,就去收拾他刚刚放下的那两个包。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又要出发……

  1996年年底,他任基地副司令员后的一天晚上,杨玉珍不会忘记。当时,杨业功身上湿漉漉地回来了,冻得直打哆嗦。杨玉珍一再追问才知道,他是和战士们一起在水里挖光缆沟时浸湿的――

  我心疼他,忙着为他端热水、熬姜汤,忍不住小声埋怨他不该把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年过半百的人了还逞什么强。开始他不吭声,后来就不耐烦了,板着脸说,工作干不好,要身体干什么。他还说,以后回到家不要问他干了什么,他很累,不想多说话。

  我真担心呀,怕这样下去会把他的身体累垮的。

  杨业功对家人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让家里人用公车。有一次,杨业功下部队检查工作,恰逢儿子杨波涛休探亲假,悄悄钻进了他的车里,想乘着父亲的车回家。结果,被杨业功赶了下来。说起这件事,杨玉珍眼泪汪汪的――

  我平时不用他的车,上街买菜都是骑自行车,这也罢了。那次,他对儿子这样做,我心里着实心疼,和他吵了一架,好几天都没理他,儿子军校毕业后去了连队,休假回来想搭他个便车都不让,他是不是没有人情味啊?

  本来,他答应我好好的,说如果车能坐下,就把儿子捎回来。

  那天,我很高兴,想着能见儿子了,骑自行车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做了一桌子的饭菜,等着他和儿子回来。没想到,他回来了,却让儿子在火车上站了十几个小时。

  他说车是配给他的,不是配给儿子的,不能开这个先例。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职务越来越高,杨业功的工作越来越忙,越来越累,终于倒下了。

  以前,我总是希望他,要是有个病多好啊。这样,他就可以在家多呆几天了。当他真的累倒了,住进了医院,我才知道我以前的想法是多么多么的傻。

  医生说他得的是癌,不治之症。一下子,我觉得天好像要塌下来了,每天晚上都为他偷偷掉眼泪,可他没事人似的,一天到晚忙的还是工作,想着他的兵,想着他的导弹阵地。还在病床上写述职报告,打电话给部下交代任务,做完手术就天天闹着要出院。

  他根本就没意识到,在他住院期间,是我们全家人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

  杨业功是在农村长大的,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在他的一生中,俭朴的生活习惯一直没有改变。

  我们家的家具基本上都是“老古董”,餐桌柜子是20年前他当处长时制作的,沙发是他当旅长时买的,电视机也用了十几年。

  1996年,我们换了新房子,本想借机添置和更换一些家具、电器,可他只让营建办的同志简单地粉刷了一下就搬了进去,什么也没让买。布置新家时,我看见原先用的窗帘比窗户短了一大截,就说买个新窗帘增添点气氛吧。他却让我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料接上一截,继续用。

  生活中杨业功对自己非常苛刻,甚至有些吝啬。他一生没有穿过一套西装,外衣多是几十元一件。杨玉珍说――

  他的俭朴说出来都让人难以置信。一件腈纶秋衣穿了18年仍舍不得扔掉,几条旧衬裤的松紧带失去了弹性,他也只是让我换根松紧带后又穿到了身上。我多次对他说,现在生活好了,穿一件新衣不行吗?我也给他买过几件新衬衣,可他还是不肯把旧的换掉。他总是说,生活还是简单些好,没有必要浪费那个钱。

  老杨好歹也是一个领导干部,光在军职岗位上就呆了8年,参加的大活动、出席的大场合也不少。考虑到他工作的需要,我几次硬拉着他到大商场想给他买一套西装,可他就是看不顺眼。其实我知道,他骨子里就是不想花这个钱。

  作为妻子,现在想起来我真是很内疚、很难过。

  杨业功工作忙,平时很少与妻子、孩子在一起。他曾多次许诺,等退休后好好补偿一下,尽一尽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可这成了永远的遗憾――

  老杨的内心感情十分丰富,爱我们也爱得很真、很深。2000年6月,我因窦性心率过缓到北京做手术,当时他正在北京开会。手术前,他抽空赶到医院陪我。手术期间,他一直等候在手术室外。手术后,他为了多一点时间陪我,天天来回奔波,一直守在我的病床前,饿了就到楼下买个盒饭凑合一下。

  儿子结婚,他虽然不允许请客吃饭,只在部队文化站搞了一个简朴仪式,但他却忙里忙外地张罗,写对联、挂彩灯,布置新房,从早到晚整整忙乎了一天。

  2004年7月1日。杨业功的病情急剧恶化,开始说胡话了。那时,杨玉珍期望着杨业功能亲口交代一下后事。

  医生对我说,没有奇迹了。我一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握住他的手贴在我的脸上。可是,直到他去世,他的嘴里嘟囔的全是“操作”“出发”这些让我似懂非懂的话,没有给我和孩子们留下只言片语,没作任何交代。

  现在我想起这些心里就悔得要命,也许这是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如果我能多劝他几句,让他尽早去医院检查,他的病情就不会延误。如果在他住院时,我能劝他安心治疗休息,不要再劳累,他的病情可能不会那么快恶化,他也就不会那么匆忙地离开人世。

  杨玉珍讲完这些时,已是泣不成声。我们决定中止采访。没想到,就在我们起身告别时,她用手擦擦眼泪,突然说,她还想说几句话,是说给杨业功的在天之灵。于是,我们又重新坐在她的身旁,静静地听她说――

  老杨,你在听吗?你能给我说说话吗?哪怕只有一句。我现在想明白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工作,因为你是个军人,你是个共产党员。

  老杨,假如生命真的有轮回,你依然会选择部队,我仍然会选择你。你依然会拼死拼活地忙工作,我仍然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因为,我知道,这就是你。

  老杨,我和孩子们永远爱你,永远想念你。(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责编:王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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